永远的陶渊明--陆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01

陶渊明之所以成为陶渊明，在于他别具一格的独立人格魅力。

在他的价值观念里，有强大的平等意识，这是他了不起的超越时代的精神所在。他从不曾端着他的灵魂。面对几个顽皮小子，临终遗言也没有大家长的说教，而是以平等的视角劝解上进，这种如唠叨一般的劝勉，在那个时代有着无可比拟的先行性；面对他的庶妹和堂兄弟，他倾心以待，他的世界里只有血缘的亲随，从来就没有嫡庶和亲疏的分别。面对他身边的邻曲，他从不曾计较地位有别而真诚相交，“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而后把酒话桑麻。

要知道，那是一个等级尤其森严的时代。

西晋末年孙吴名士顾荣与陆机兄弟共称“洛阳三俊”，孙吴灭亡之后，顾荣入洛阳供职晋庭。在洛之时有一次受邀赴宴。在宴席上他看到端肉的仆人眼中的渴求，心有不忍，便将自己的灸肉赏赐给了那个仆人。后来顾荣在晋末战乱南渡避祸的路上，受到了这位仆人一次又一次不顾性命的救护。

这本是一个善有善报的动人故事，但也让我们认清了那个时代的残酷真相。在我们看来顾荣的赏赐是根本不值一提的施舍之举，同席之人却嗤笑他有失身份。因为一饭之恩而以性命相报，不是因为那顿灸肉美味到生死相许，而是因为顾荣的那份善意跨越了巨大的阶级鸿沟，对于那位仆人而言，这种施舍显然已经上升到人格的境界，隐然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范畴了。

“人生而高下有别”的谬误，在那个时代泾渭分明得残酷。

02

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陶渊明有种悲天悯人的天性。

纵观上下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还从来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像他那样恭敬地弯腰面向那片黄土。他躬耕南山际，虔诚的披上葛衣，腰里系着麻绳，挥着锄头向大地讨要人生的答案。他耕耘着土里的种子，也耕耘着自己的人生。

当然，他收获满满，他既丰富了家里的粮仓，也讨到了生命的自得。在与这片大地的互动中，他风霜四季，沐尽阳光也遍历严寒。中国诗坛向来不乏“悯农’的主题，但从来没有一个诗人能如他一般，将这份悲悯镌刻到骨子里。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高高在上，看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他们有如佛祖一般满目慈悲，口吟佛号，但是这份悲悯因为刻意保持的距离，而失了应有的暖意。陶渊明是不同的，他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如农人一般的虔诚。因为感同身受，他的悲悯自然带有人性的温度，而且具有超越文学意义的广度和深度。

李绅向来被当做“悯农”诗的代表，他的一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千年传唱。作为“官三代”，李绅在表达他对农民阶层的同情之时，采用了一种类似于口号一般的符号宣扬，显然带有政治家的目的和机心。

03

关于农事的艰辛，陶渊明的表达随意却更加深刻。

估计公元410年的天气还算给力，这年秋收后，陶渊明郑重又愉快的创作了一首《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以表达他对于丰收的喜悦之情。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彻底归隐没有几年，陶渊明的角色转换是如此的自然。他将自己彻彻底底的抛向了他向往的那个田间，每日勤勤恳恳的解决衣食之道，去尽他为农的本分。春种秋收总是少不了身体力行的辛劳，天蒙蒙亮就得出门，日落之时方能背着锄头回家。山中多霜露，气节未到寒冷就已先至。田家的辛苦又有几人能体悟，“汗滴禾下土”又能算得了什么，风霜雨露是艰难的常态，劳苦一季，到头来颗粒无收才是无法言说又避无可避的绝望。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灾年”。

田间地头时时都有这样窘迫的境况，却不是所有悯农诗都能写出“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这样的锥心之语的。能吃上菽麦一类的饭食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会去肖想甘肥的梁肉呢？日子穷苦，没有多余的衣裳，冬日里不足御寒而夏日又以为累赘。

这样的恻恻之语，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也。

04

看天吃饭的农人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天灾，更何况还有苛捐杂税这重人祸，那是“李绅”们的世故和回避。所以陶渊明才会说这日常的辛苦都不算什么，该值得庆幸的是没有灾祸降临。

祖祖辈辈伺候大地的农人们真是卑微到尘土里，吃饱穿暖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那样朴素的生活理想，与士大夫阶层济世天下的远大相比，当真是不值一提。

千百年写农的诗人，只有陶渊明真正懂得了他们的卑微、不易和素朴。

但即便是如此不值一提的理想，却依然遥不可及。

除了100多首诗，陶渊明还写过几篇类似小说的短文，像《白水素女》《袁相根硕》等，大多都是源出《搜神记》的民间故事。这些小故事无一不是情节精悍结局美满的神话喜剧，《白水素女》讲得是少年谢端喜逢田螺姑娘的美好传说，后者则是讲两个猎户袁相和根硕的一次艳遇。

陶渊明真的是将自己深深根植于田间，他的那些神鬼故事里全部都是农人们最原始的神鬼超脱之境。对于神力，他们不求永生，不求富贵，只愿“居常饶足”即可。这种有节制的贪婪，就是相承千年的农耕文明的“小富即安”之精神内核。除非被逼到绝境，中国的农民从来不敢越线，他们像守着陇亩界碑一般的守护着朴素的仁义礼信，可悲又可敬。

05

说到农民们的最高理想，无非就是一个“桃花源”而已。

有没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当然，如果还能够“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就是最最好的。

我们无法知晓陶渊明是在何种心情下虚构桃源的。在那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美好，没有税赋，没有战乱，没有沽名钓誉，也没有勾心斗角。甚至连一点吵吵嚷嚷的声音都听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那么平和，那么诚恳。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作者没有明说，但“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已隐约透露了消息：归根结底，是因为众生平等，没有利益相争。

陶渊明深感于黎明众生之苦，先是期翼于神仙的安慰，后而干脆开展自己的想象，为自己和普罗大众搭建了一片神幻虚境。我相信那一刻的陶渊明一定是疲惫和无力的，饱受战火荼毒的残败社会将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他的悲悯和哀愤无处停驻，所以他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超能力的神怪之上。就像许多绝症患者的家属，最终都不免走上求神拜佛之路。也像失智赌徒的最后一把梭哈，仪式感显然多于输赢结局。

06

陶渊明在归隐之初想到的还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不限于个人，而是包含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农民的幸福。可悲的是，逐利的天性决定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可能存在“桃花源”，“桃花源的背谬”命题广博涉及全人类，当是全人类的“求不得”之苦。

这是陶渊明留给世界的，一部最像喜剧的悲剧。

《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再读依然“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