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后的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这年年底，他亲自在井冈山砻市创办了红军第一个培养基层干部的训练机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
这个教导队的队长叫吕赤，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是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此时黄埔六期毕业的陈伯钧在教导队任一区队区队长，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当时的红军非常缺乏武器弹药，陈伯钧在战斗中有幸缴获了一支“曲尺”手枪，“曲尺”手枪实际上就是勃朗宁的自动装填手枪，因自动手枪枪管和手柄之间的角度近似直角，象过去用的曲尺，所以得名。但是这支缴获而来的手枪扳机有毛病，打不响。在读黄埔军校时陈伯钧粗略学过一些军械知识，就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支枪修理好。于是，只要一有时间他便把枪拿出来捣鼓捣鼓。有一天，他还真把这支手枪修理好了。
陈伯钧兴奋地拿着修理好的枪到吕赤面前，喊道：“队长，我的手枪修理好了。”他边说边下意识地扣动扳机，哪知这支平时怎么都打不响的枪，这时却突然响了，“叭”地一声，子弹正好从吕赤的双眼之间打进去，又从后脑出来。
吕赤被打死了，同志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战友而感到非常悲痛，也为陈伯钧的鲁莽大意而感到气愤。最后士兵委员会按照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原则，主张枪毙陈伯钧。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毛泽东那里，对于吕赤遭受的意外他也非常痛心，但他了解吕赤和陈伯钧，他知道，陈伯钧打死吕赤完全是无意的！
于是，毛泽东对全体官兵表明了自己的意见：我们已经死了一个好朋友，如果再拿一个好同志去偿命，这样做对革命是有利还是不利？陈伯钧既然不是故意伤人，依我看还是不要偿命为好，这样可以让活着的同志去完成死了的同志未完成的工作。
但是为了平抑民愤，也让同志们真正吸取这血的教训，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教导队对陈伯钧执行了罚打100板手心的处罚，同时教导队党支部还决定给陈伯钧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这桩人命案得到了解决。
故事讲到这里，可能有人想说，杀人就得偿命，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但是，历史的事情要放到历史条件下去评判。那时我党我军都处于初创期，还很年轻，制度和理念都没法和现代相比。比如，任何时候枪口都不能对人的问题，现在即便是刚入伍的新兵都知道，何况是干部，但那时候就缺乏这种意识，才酿成了血案。同时，革命战争年代确实也需要人才，正如毛泽东所说，既然陈伯钧不是故意杀人，就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事实证明，陈伯钧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没有辜负毛泽东同志的厚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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