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所有的改革者都有能够大展宏图、得偿所愿的幸运。

很多的改革者一路坎坷，历尽艰辛，以致付出生命的代价，曹魏正始年间的改革者正是如此。

1、魏晋玄学的兴起

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飞跃，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李泽厚《美的历程》)。

汤用彤说：

“魏初清谈，上接汉代之清议，其性质相差不远。其后乃演变而为玄学之清谈。”又说：“魏文帝重法术，明帝奖经术，形名家言通于二家亦甚流行于。然其时道家之学亦渐盛，终成正始玄风。”(《汤用形学术论文集》)

魏明帝太和(227一233)前后，是玄风初兴的时候。一些先知先觉在修习道家学说时表现出从具体到抽象的智慧。

荀粲已不满足于研读他嗤之为“圣人之糠秕”的“六籍”，醉心探索“象外之意，系表之言”的玄远之学。

又《世说新语·文学》：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所谓虚胜，乃不关具体实事，而注重抽象原理”（汤用形《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以善名理著称的傅嘏竟也注重起抽象原理，可见当时风气之盛了。

《三国志》所引《傅子》里常常有美化傅嘏的不实之词，裴松之多加辨析。因为何邓诸人后来落入所谓“浮华”网中，这一条引文不过是为了证明傅嘏有先见之明罢了。

但由此可知夏侯、何、邓诸人都是荀粲太和年间“谈尚玄远”的知交。

明帝太和年间这几个先知先觉者，才智过人，只和与自己相当的“一时之杰”交往，不免显得恃才傲物，自命不凡，又月旦人物，垄断清议，特重交游，互相揄扬。

这当然会引起朝廷不安和许多官僚的不满。魏明帝罗织浮华一案，打击的就是这些创立玄学的所谓先知先觉者。

2、太和浮华案

关于“浮华”一词的词义，贺昌群在《魏晋清谈思想初论》谓主要指玄谈清议本身。这个解释用在诠释太和浮华案上，应是正确的。

太和二年(228年)，明帝下诏和尊儒贵学，是王教之本，敕令郡国，选士以经学为先。

太和四年又发布以经学取士，反对浮华之风的诏书，曰：

“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漠。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三国志·魏志·明帝纪》)

这里，明帝把“浮华”作为“道本”即儒学对立面，但他还没有把“浮华”与“朋党”联系起来，没有以“朋党”给玄谈清议治罪。

周一良说：

“所谓浮华，非指生活上之浮华奢靡，而是从政治着眼，以才能互相标榜，结为朋党，标举名号如‘四窗’、‘八达’之类以自夸。”认为贺昌群的解释“似有未谛”。

把浮华与朋党联系起来加以治罪的是太和六年司徒董昭的指控。

明帝“于是发切诏，斥诸葛诞、邓飏等”。董昭所谓“前后圣诏”即指上引太和二年、四年明帝的诏书，而所谓“虚伪不真”、“浮伪”都是“浮华”的同义词。

据《三国志·魏志·曹爽传》载：

“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

何晏，字平叔，曹操养子。祖父何进，汉末外戚、大将军，谋诛宦官而被宦官所杀。何晏少孤，曹操纳其母为夫人，随母入曹家。因少有异才，曹操视若己出，大概有些恃宠而骄，故受到嫉恨，文帝不给官做，明帝也只让当冗官。

可是他不甘寂寞，颇“以才辩显于贵戚之间”。

夏侯玄，父夏侯尚，官至征南大将军、荆州刺史，封昌陵乡侯。玄从小有重名，是贵族子弟中的佼佼者，弱冠为散骑侍郎、黄门侍郎。

有一次进见明帝，因自恃门第才学，不屑与皇后弟毛曾并坐，形之于色。明帝见夏侯玄竟敢无礼，贬为羽林监，可见仕途也不得意。

诸葛诞，出自琅琊诸葛氏，诸葛亮从弟。仕尚书郎、荥阳令、吏部郎，累迁御史中丞、尚书，与夏侯玄、邓飏等相善。

邓飏，东汉初太傅邓禹的后裔。少得士名于京师。明帝时为尚书郎，除洛阳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书郎。及在中书，浮华案发，被斥出。

李胜，父李休，原为张鲁司马，劝鲁降附曹操有功，仕至上党、钜鹿太守。胜雅有才智，明帝禁浮华，而有人告发胜家堂中有四窗八达，各有主名，因此被禁锢。

丁谧，父丁斐，以乡里随从曹操，受到厚待。曾任典军校尉，总摄内外。为人沉毅，颇有才略。明帝时，因与诸王争夺住房被捕下狱，以功臣子获免。后闻其有父风，召拜度支郎中。

毕轨，其父毕子礼在建安中为典农校尉。轨以有才能，少获声名，任明帝东宫文学，出为长史。明帝时，入为黄门郎，其子尚公主，迁并州刺史。

浮华和反浮华之争，实质上是曹魏统治思想上实行变革与坚持谨守礼法、拘泥名教之间的斗争。

太和浮华案中诸人因玄谈而被诬为朋党交游，打击朋党交游只是个借口。

打击朋党是曹魏维护集权的一贯政策，但是，打击的对象历来只限于“欲规不轨(《后汉书·孔融传》)人物，而且人数极少，20余年中只曹操时杀孔融及上引董昭疏中的魏讽、曹伟等三人而已。

太和一案所涉人数众多，但大概因案中人罪状不彰，无图谋不轨之行为，所以并非15人一律都遭禁锢，可以确定遭禁锢的似仅有诸葛诞、邓飏、李胜等人。

后来，明帝诏吏部尚书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卢毓则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三国志·魏志·卢毓传》)

据载，明帝最终表示同意卢毓的看法，似乎魏明帝的态度有了转变。

3、正始改革

因浮华案被免官禁锢的诸人重登曹魏政治舞台，是在明帝死、齐王芳继位之后。

明帝临终，任用宗室曹爽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与太尉司马懿同录尚书事。

曹芳即位时九岁，曹爽、司马懿辅政之初，两人表面上是相互尊重的。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曰：

“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当时称焉。”

司马懿是资深官僚，党附者还有蒋济、高柔、孙礼、王观、王肃、傅嘏等人，又有中书省刘放、孙资两位近臣为股肱，蒋济、高柔两位三公为羽翼。

曹爽则以宗室及功臣子的身份担任首辅，由于他起用何晏等人，任命何晏为吏部尚书，邓飏、丁谧为尚书，夏侯玄为散骑常侍、中护军，诸葛诞为御史中丞、尚书，毕轨为司隶校尉，李胜为河南尹。

这些人有理想有才华并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在正始年间(240249)启动政治改革。

关于正始改革，反对派们责之为“屡改制度”、“多变易旧章”“轻改法度”(《三国志·魏志·蒋济传》)，改革的详细情况已不能尽知，幸好陈寿在《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中还保留了部分内容。

第一，关于改革审官用人制度。

夏侯玄提出改革九品中正制的方案。

由于中正越权，干预了台阁（即尚书台)选官用人，取代了各级长官对下属的考核，实际上已侵夺尚书吏部和长吏的权力，造成州郡中正凌驾于朝廷的后果，求官“修己家门者，已不如自达于乡党矣。自达乡党者，已不如自求于州邦矣”！

这里，“乡党”指郡中正，“州邦”指州中正。唐长孺指出，实行九品中正制之初只置郡中正，正始元年(240年)后。

司马懿才设立州中正，“州中正的设置只能是地方大族势力扩大的结果。少数大族已不满足于一郡的范围了”。

所以，夏侯玄批判九品中正制的流弊，目的在于维护中央集权，制止地方大族势力的扩张。

当然，维护中央集权的权威，也是维护他们所控制的尚书台的权力。

但夏侯玄没有彻底否定九品中正制，他认为九品中正制在考行伦辈时是有作用的，通过对孝行、忠恕、义断等道德品行的考察，为国家选官提供依据，说明当时九品中正制还没有完全蜕化为门阀士族的工具。

《晋书·傅玄传子咸附传》曰：

“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

傅咸乃傅嘏从子，也就是说，其父辈于何晏为政敌。傅咸对何晏的赞誉应当是可信的。

第二，关于改革州、郡建制。

夏侯玄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建制的方案。

汉末，州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刺史由中央派出的监察官变为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州郡县三级制的出现，不是在人口增长之后，而是在人口锐减之后；不是行政管理的需要，而是大族豪强瓜分利益的需要。

总之是地方大族势力膨胀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

三级制实行以后，机构重叠，官吏倍增，加重国家财政支出，归根结底，是加重人民的赋役负担。且官吏的素质不高，尤其是令长亲民之吏，“专得底下”，无益于治，反成乱源。刺史不是专职的监察官，不仅刺史对郡县的监察削弱了，而且中央失去了监察地方的正常渠道。

夏侯玄罢郡的方案虽未能实施，但多少采取了些补偏救弊的办法，如《晋书·荀勖传》云：“正始中亦并合郡县，此省吏也。”

《三国志·魏志·齐王芳纪》云：“自帝即位至于是岁，郡国县道多所置省，俄或还复，不可胜纪。”

后来，西晋武帝企图恢复西汉的刺史制度，《后汉书·百官志五》刺史条刘昭注云：

“昔汉末四海分崩，因以吴、蜀自擅。自是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此一时之宜尔。今赖宗庙之灵，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为一，当韬戢干戈，与天下休息。诸州无事者罢其兵。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出颁诏条，入奏事京城。二千石专治民之重，监司清峻于上，此经久之体也。其便省州牧。”

但事实上，晋武帝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刺史不领兵，军民分治。

第三，关于服饰制度。

夏侯玄关于服饰制度改革强调的是朴素，这是针对明帝以来风俗渐趋奢侈提出的。

他以公、列侯与位从大将军以上为界限，规定其上可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烯镂之物，其下至于平民则服杂彩之服。

其实，一般人家不具锦绮之饰的经济能力，故这一改革所限制的，只能是大族豪富之家。

对于夏侯玄的这个改革方案，司马懿对改革不说不好，甚至称赞很好，但以“当待贤能”加以敷衍，实际上是反对改革。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夏侯玄等人所推动的政治改革未能取得成功，但正是这十年成就了正始玄学，成就了玄学大师何晏在思想领域所开创的变革。

4、高平陵政变

曹爽与司马懿辅政的正始政坛上，表面上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底下却暗流涌动。

司马懿乃三朝元老、二代辅臣。曹操时他虽没受到重用，但因在曹丕继位之争出“大谋”、献“奇策”，故被曹丕视为亲信。

曹丕称帝，司马懿历尚书、督军、御史中丞、侍中、右仆射、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等要职。

曹丕临终，以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嗣主。

明帝时他领兵打仗，先后消灭了叛变的孟达与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当时，曹操时候的元老重臣如曹真、陈群、钟繇、华歆、辛毗、陈矫、曹休等人相继谢世，司马懿可算是德高望重、硕果仅存了。

曹爽以宗室贵重之尊，司马懿虽与同为录尚书事辅政，但只能位居曹爽之后。当曹爽网罗何晏、邓飏等人任尚书，以其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夏侯玄为中护军的时候，司马懿心中虽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两人的矛盾逐渐积累而趋于紧张。

正始二年(241年)，司马懿获“增封食郾、临颖，并前四县，邑万户，子弟十一人皆为列侯。帝（司马懿）勋德日盛，而谦恭愈甚。以太常常林乡邑旧齿，见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满者到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又损之，庶可以免乎”；
五年，“尚书邓飏、李胜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劝使伐蜀。帝止之，不可。爽果无功而还”。
六年，“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帝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
八年，“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时人为之谣曰：‘何、邓、丁，乱京城。’”

曹爽与司马懿两个集团的斗争，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是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派与反对中央集权的世家大族势力之间的斗争。

改革成为司马懿一党攻击曹爽的口实。

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有人则公开跳出来站出来表示反对。

王肃把何晏、邓飏比作汉代的奸佞，对蒋济等说：“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三国志·魏志·王朗传子肃附传》)

蒋济以日食为借口，上疏指责说：

“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适足伤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三国志·魏志·蒋济传》)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夏侯玄、何晏等是大族官僚子弟，那为什么他们实行维护中央集权、打击门阀大族的改革政策？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夏侯玄、何晏等在其位谋其政他们虽是大族出身，更是皇权的代表、朝廷的代表。

司马懿称疾不上朝是双方斗争激化的一个信号。旁观者清，有些比较敏感的人已经觉察出政治气氛的变化。

据《晋书·山涛传》，当时，司州部郡从事山涛，有一天晚上和朋友石鉴共宿，半夜里推醒石鉴说：“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石鉴懵懵懂懂说：“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山涛嗤之说：“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山涛唯恐受牵连，次日弃官而去。

社会上谣言四起，谤书流传。如上引的“何、邓、丁，乱京城”，还有“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注引《魏略》)。更有恶言恶语的咒骂，说“台中有三狗，三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作疽囊”(《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

三狗，指何邓、丁；默，是曹爽的小字，其意是三狗皆咬人，丁谧尤甚。继司马懿之后，掌握朝廷机密30余年的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亦称病提出辞职，次年二月，刘、孙以侯归第。三月，司徒卫臻逊位。

据万斯同《魏方镇年表》，孙礼正始九年任并州刺史。赴任前，他到太傅府辞行，司马懿见他面有怒色，问他是嫌官小吗？孙礼说：“礼虽不德，岂以官位往事为意邪！本谓明公齐踪伊、吕，匡辅魏室，上报明帝之托，下建万世之勋。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

说罢，涕泣横流。

司马懿说：“且止，忍不可忍。”

同年冬，李胜出任荆州刺史，临行前也去向司马懿辞行，并趁机探听虚实。老奸巨猾的司马懿成功麻痹曹爽集团。

不过，曹爽集团中有的人还是清醒的。曹爽兄弟常常一起出城游玩，大司农桓范曾经提醒他们说：“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关城门，谁复内入者？”曹爽甚不以为然，傲慢地说：“谁敢尔邪！”(《三国志·魏志·曹爽传》)

不过，此后他们也就不再一起出城了。

在距高平陵事件不久前的一天，何晏和邓飏请管辂占卦，问能够官至三公否？

管辂讲了一番“圣人见阴阳之性，明存亡之理，损益以为衰，抑进以为退”(《世说新语·规箴》引《辂别传》)的道理，邓飏说：“此老生之常谈。”(《世说新语·规箴》)何晏听了，心里不禁有所触动，他引用《诗经》对管铬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正始十年正月初六，曹爽及其弟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随从皇帝曹芳离京谒明帝高平陵。

将近十年的司马懿终于等来了机会，立刻调兵遣将，发动政变。他以皇太后令，关闭全部城门，勒兵占领武库；派担任中护军的长子司马师领兵把守宫廷司马门；司徒高柔行大将军事，控制曹爽营军；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控制曹爽弟曹羲营军；他本人与太尉蒋济屯兵洛水浮桥。

接着，他上疏弹劾曹爽，并以皇太后的名义，“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同上）。

在这个关键时刻，曹爽优柔寡断，抱有幻想，轻信“以侯就第”的许诺，向司马懿屈服。

司马懿起先给曹爽罗列的罪状中，所谓“背弃顾命”，指司马懿受排斥；“败乱国典”，是对曹爽改革的攻击。

至于“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云云，无非是要置曹爽等人于死地的捏造。

仅仅过了四天，正月初十，司马懿举起屠刀，血腥地镇压改革派。

他以曹爽等准备在三月中谋反、“皆为大逆不道”（同上)的罪名，把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和张当等斩首，并残酷地诛及三族。

曹爽执政期间有“骄奢失民”的过失。正始五年，曹爽轻率对蜀汉用兵。

5、正始改革的失败

时夏侯玄被委任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征西长史李胜与尚书邓飏劝曹爽伐蜀，以建功立威。

曹爽好大喜功，匆匆赶往长安，发兵10万，与夏侯玄进攻汉中。这是一场无准备之仗，“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资治通鉴·邵陵厉公正始五年》)，结果死伤甚众，大败而归。

因改革得不到“民”的支持，改革失败，名士被戮，“民”的反应很冷漠。

所谓夫人“民”，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反对改革的大族。因为旧制度有利于他们，所以他们“习于旧”；因为新制度不利于他们，所以他们“莫之从”。

因此，当实行改革的人被杀，他们岂能为之悲哀？正始改革损害大族豪强的利益，所以“失民”，所以“事不下接”。

关于这场斗争，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一书中做过比较客观的分析，他说：

“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辈人颇有志焉。然其所图太大，不为时俗所顺悦；又兵争未久人心积相猜忌。进思邀利，退计自全，乃不得不用阴谋，以相争夺。此等相争，正人君子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敌，曹爽遂为司马宣王所覆。”

吕先生不以成败论英雄，肯定这是一次改制更化，肯定曹爽是一个有志的正人君子，是极有见地的，尽管曹爽在关键时刻表现怯懦。古来英雄多寂寞。

曹爽及少壮派官僚所图太大，曲高和寡，不能被多数人所理解，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司马懿的胜利，也就是世家大族的胜利，正始改革被彻底否定，此后“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原来比较宽松的局面被司马氏的专制所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