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党争如同汹涌的暗流，屡次翻涌，每每与朝代的荣枯兴衰相伴。接下来就让我们盘点下几个著名的党争，探寻其中的历史脉络。
东汉——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这一历史事件在公元166年首次掀起波澜，那时的东汉王朝已经历了140多年的风雨沧桑。此时大汉的皇帝是年轻的汉桓帝刘志。

刘志初登大宝，却受制于权倾天下的太后梁妠。梁妠，这位铁腕太后，一手遮天，她曾先后扶持汉冲帝刘炳、汉质帝刘缵，刘志本人也是由她扶持起来的，因此刘志受其掌控，言听计从。梁妠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更是将自己的妹妹梁女莹嫁给刘志，使其成为皇后，进一步巩固了梁氏外戚的势力，从而把持朝政。

梁妠的离世后，刘志得以亲政，原本他一直忍让梁氏外戚，直到在皇后梁女莹去世之后，梁氏外戚的核心人物——梁女莹的哥哥梁冀，竟然派人刺杀刘志宠妃的母亲。虽未果，但这一恶劣行径彻底激怒了刘志，他决定与身边的宦官单超等人联手，共同铲除梁冀这股外戚势力。

经过精心策划，刘志与单超等人成功铲除了梁冀，为朝廷除去了一大隐患。单超等五位宦官因诛杀梁冀有功，被封为侯爵，被誉为“五侯”。这一事件使得宦官势力迅速崛起，凌驾于外戚势力和士大夫阶级之上。虽然不久后“五侯”被清算，但宦官势力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撼动。

宦官乱政，如同虎狼当道，自然激起了士大夫阶级的反抗。公元166年，在刘志宣告天下大赦之前，宦官赵津、侯览等人却如同群魔乱舞，他们的党羽遍布朝野，为非作歹，横行于世，以杀人为乐，视人命如草芥。尽管后来刘志降下诏书，宣布大赦，但士大夫阶级的成瑨、翟超、刘质、黄浮、李膺等人，却毅然决然地将这些不法宦官及其党羽处死，甚至大开杀戒。

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孰是孰非暂且不论。然而在刘志的眼中，这些官员的行为却是对他皇权的公然挑战。他们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就是这些官员不尊圣谕，是地方对抗皇权的表现。

宦官集团将这些士大夫称为“党人”，并煽动刘志对这些“党人”进行严厉的打击。尽管有众多德高望重的人物出面为他们辩护，他们才得以免除死罪，但他们仍被革职，永不录用。这使得国家失去了大批优秀的管理者和决策者，国家的运转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些“党人”如同被遗弃的孤舟，无法在政治的海洋中继续前行，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从第一次党锢之祸可以看出，士大夫阶级、外戚势力在这次“党争”中，受到了重创，而宦官集团开始得以壮大，为后来的宦官专政埋下了伏笔。宦官掌握了朝政大权后，更加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贪污腐败，败坏朝纲，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说第二次党锢之祸

公元168年，刘志驾崩，12岁的刘宏即位，也就是汉灵帝。刘宏是窦武拥立的，因此窦武成为了辅政大臣，而窦武是当时窦太后窦妙的父亲，所以外戚势力有了崛起的需要和条件。于是窦武与士大夫阶级陈蕃联合，复用之前被罢官的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天下之士无不伸长脖子盼望天下太平，以为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可是面对外戚势力和士大夫阶级的压力，宦官集团怎么会坐以待毙。以中常侍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集团，对临朝听政的窦太后百般奉承，窦太后也多次对他们加官升爵，使得宦官集团更加的飞扬跋扈，贪婪暴虐。

面对这种情况，窦武、陈蕃密谋，决定铲除宦官集团。然而事泄，以曹节为首的宦官集团，挟制窦太后，发动“九月辛亥政变”，窦武自杀，陈蕃被捕而死。之前被复用的李膺、杜密、翟超、刘儒等人也因此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

这一次党锢之祸，打碎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望，由于士人阶层对朝廷的失望，以及社会矛盾的加剧，东汉朝廷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力。这导致了政局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最终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覆灭。

唐朝——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的背景非常复杂，过程相当曲折。这里这挑些主线讲讲。要理清这件事的逻辑链，就要先说说朝堂上的四股势力：皇权、外戚势力、宦官势力以及官僚集团。武则天当政时，皇族与戚族角斗，官僚集团、宦官势力被压制。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对地方逐渐失去掌控，也就是说官僚集团失控了。皇权为了重新夺回对官僚集团的控制，不得不借用其他的势力，然而武则天的事在前，皇权断不敢借助外戚势力，因此唯一借助的只能是宦官势力。

官僚集团强大的时候，还有儒家思想约束着他们，可是宦官势力一旦走出牢笼，就势必会失去控制。到了唐顺宗时期，宦官势力已经把持了朝政。为了摆脱宦官势力，唐顺宗借助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官僚势力。王叔文他们上位后，欲夺宦官手里的兵权。被宦官集团察觉后，抢先发难，先逼迫唐顺宗立李淳为太子，后又逼迫唐顺宗禅让，史称“永贞内禅”。官僚集团因此倍受打击，死的死，被赶出朝廷的赶出朝廷。至此宦官势力已经可以左右皇帝废立，甚至皇帝的性命也被掌控。

牛李党争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始了。

公元808年，朝廷制举贤良方正科特试，牛僧孺、李宗闵名列上等。因抨击时政，得罪当朝宰李吉甫（主要是唐宪宗不开心，又有人污蔑牛、李二人受李吉甫指使）。牛、李二人因此长久不予升迁。此时朝中有人为牛僧孺等人喊冤，认为李吉甫嫉贤妒能。但也有人深知此中关系，力挺李吉甫。支持牛僧孺多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庶族地主，而支持李吉甫多为门阀氏族。因而朝中分为两派，但此时李德裕（李吉甫之子）、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所以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

公元821年，唐穆宗元年的一场进士科考试，由于出现舞弊，原本登第的苏巢（李宗闵的女婿）、殷士（杨汝士的弟弟）、裴撰（宰相裴度的儿子）等人被取消了成绩，钱徽、李宗闵、杨汝士等人因此被贬官。当时李德裕、元稹、李绅皆证实了这场科考存在科举舞弊的现象。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怀恨在心，从此“李德裕、李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牛李两党在之后的日子里轮替上位，双方从各自的派系私利出发，明争暗斗、相互排挤，唐文宗时期更是到了矛盾的巅峰，连唐文宗都不得不感叹道：“平定河北藩镇之乱容易，而想平息朝中党争却很难啊。”

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进一步壮大，牛李两党甚至借助宦官的力量来打击对方。两党不择手段地争斗四十余年，完全无视宦官势力的坐大，加剧了唐朝后期的政治腐败和统治危机，阻碍了政治改革和进步，对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带着大唐逐步滑入灭亡的深渊。

北宋--新旧党争

北宋的党争其实有很多，比如王钦若与寇准、吕夷简与范仲淹，不过最为著名，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争了。

新旧党争发生在神宗朝。宋神宗即位之初（1067年），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含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农业税与商业税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冗官冗兵冗费情况严重，政府财政赤字严重，宋神宗即位后的第三天，管理财政的官员向他汇报的国库状况令人震惊。原来早在公元1065年，上任皇帝宋英宗时期，北宋的财政亏空就已经高达1750多万贯。

所以当宋神宗看到王安石提出的变法主张后，宛如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不久后便委予王安石以重任。王安石也不负重望，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提出了变法方案。王安石的变法也得到了“一心思变，立志强国”宋神宗的强力支持。

不过纵观中国历史，“变法”何其容易？尤其是大宋，讲究个“祖宗法度不要变。”要知道当初宋仁宗时期的刘娥，也就是因为这几个字，才放弃称帝的念头。王安石的变法，自然引起了“恪守旧制”人的反对，这是其一。

其二还是要回看中国历史，“变法”、“变革”无外乎三种情况。外在推动力，和内在推动力。外在推动力就是由人民发动起义，最典型的应属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实现共和。

内在推动力又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朝廷底层出身的官员推行的改革，另一种是朝廷权贵阶层推行改革。虽说都是变法，而这两种动力的实现过程是不一样的。第一种往往是狂风暴雨一样，不惜成本，希望变法一蹴而就，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鞅变法。第二种往往是和风细雨，尽量平衡各阶层利益，缓慢进行，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清末袁世凯主张的改革。

而王安石变法，就是前者。他甚至喊出了“三不足”的口号，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王安石就是要大刀阔斧，推陈出新地实行变法。甚至不惜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比如变法中的青苗法，让朝廷干预经济，限制高利贷剥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之前这些借贷，都是由士绅阶层操作的，以获取高额的利息。

比如免役法规定了百姓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不用服役。而之前的是轮流差役的形式服役，官僚士绅们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逃避差役，并将差役转嫁给普通老百姓。那么根据免役法现在也只能与普通百姓一样，不想服役就去交钱。

再比如市易法，规定由政府机构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而这种调节市场商品的行为，原本都是商贾士绅们用来赚取差价的，现在这部分利润被剥夺了。

中国有句话叫做：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王安石这样的变法一出，自然很快地遭人反对，而且最要命的是王安石的变法，有着太过于文人的理想主义，缺乏了对现实的了解。

就拿青苗法来说，出发点是好的，限制了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但是这个借贷是强制性的，虽说利息比民间那些高利贷要低，但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是挺高的。因此农民负担依然沉重。

免役法虽说拿钱就可以免役，但是事实有钱人家出了钱不用服役了，但是所要干得活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所有差役所要干的事，全都落在交不出钱，只能服役的人的身上了。举个例子，原本甲、乙两个人服役，所干的活是修路，现在甲交钱不用服役了，那么所有的活都落在乙身上了。所以免役法对贫苦人而言，无疑是加重了负担。

在王安石实施变法后，朝廷中许多“大佬”都提出抗议，文彦博直呼：“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范镇三次上疏反对青苗法。大宋吵架王欧阳修，指出在新法“俵散青苗钱”的过程中，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抑配”（即强行摊派），二是“俵散秋料钱”，后提出辞呈。首相富弼因反对新法，被出判亳州，但他拒不执行青苗法。司马光反对“青苖法”更为坚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之后又因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而这些反对新法的官员就被视为“旧党”。

王安石为了对抗旧党的压力，也开始提拔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也就是“新党”。而这些人之中，有个叫吕惠卿一手被王安石提拔起来的官员，将在之后背刺王安石，改革新党的格局，形成以吕惠卿为首的激进派新党和以蔡确为首的保守派新党。

新、旧党之争，体现出了大宋朝“只争立场，不闻是非”的文化人的格局，不可不谓是精彩绝伦。随便说两个故事吧。

公元1073年，沈括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于是上呈给宋神宗，但并未得到重视。

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四月到任后上表，其中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里的“新”指的就是新党，坚定的表明了自己不与新党为伍的态度。数月后，苏轼因这两句诗词被捕。

再加上苏轼写了数十首诗讽刺了新法，比如《山村五绝》其三中：“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讽刺“盐法”；其四中“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的是“青苖法”。《戏子由》更是公然反对新法。《和刘道原见寄》、《和刘道原寄张师民》将朝堂上的新党比作乌鸦，表达自己不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苏轼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影响甚广。这桩桩件件都激怒了新党，认为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坚持诛杀苏轼。后来由旧党力保，甚至太皇太后曹氏出面求情，才免去苏轼一死。此案还牵扯了数十名官员，是当时著名的文字狱。

当然旧党不会对新党的打击听之任之，旧党打击新党的力度也是。宋神宗驾崩后，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复用旧党，打压新党。时任宰相，新党保守派领袖蔡确被贬。蔡确心情沉重，在路经车盖亭时，一口气写下十首绝句。

后来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强行曲解诗意，说此诗句中将高太后比作武则天。旧党成员以此为机，向新党发动攻击，蔡确再次被贬往新州，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之后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对新党成员再次重贬。

宣仁皇太后、宣仁太后相继死后，宋哲宗亲政。宋哲宗学习宋神宗，重新启用新党，旧党再次遭受打击，苏轼等人被贬到岭南。

新旧两党之争，只要是对方的提议，不论好坏全盘否定。只要是对方阵营的人，无论忠贤，一律弹劾，将党同伐异表现得淋漓尽致。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宋王朝就这样慢慢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明朝——东林党与阉党

朱元璋建国之初，为了巩固皇权，曾下谕“不准外戚、宦官涉政”，打击了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以六部代替宰相之职，对官僚集团进行了分化，并同时建立东厂、锦衣卫连监控各方势力。可是任朱元璋机关算尽，大明的权力运作都离不开皇权与其他三方势力的斗争。

有句话叫做“明朝亡于万历”。指的是万历年间，浙党、齐党、楚党与东林党的争权夺利。而这次党争，也就是东林党与阉党之争的前奏。

万历驾崩后，泰昌即位。泰昌帝还在当太子时，就得到东林党的力挺，再加上心腹太监王安亲近东林党，东林党以此得势。不过好景不长泰昌帝仅登基一个月，就驾崩了。木匠皇帝天启被东林党人拥护登基，不过此时天启仅十六岁，尚未成年。关于天启登基时还有个小插曲，当时泰昌帝的李选侍，想通过把持天启，阻挠登基一事来为自己获取利益。结果王安和东林党的杨涟、刘一燝等人，抢过天启，架着他，在皇城里一路跑啊，才算让天启摆脱了李选侍的控制，顺利登基。

天启登基之初，东林党独大。有了武则天、万贵妃的前车之鉴。东林党人为了提防李选侍可能会垂帘听政，为了防止天启乳母客氏干政，对她们进行了打压。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东林党对李选侍打压也就算了，客氏可是看着天启长大的人，天启对她的感情别提有多深厚了。东林党人打压客氏，在天启看来无疑是官僚集团对皇权的挑战，但是朝堂之上，现在还有谁是东林党的对手？于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另一股势力默默地露出了獠牙。

魏忠贤原本是个市井混混。由于混得太差，自阉入宫，从某方面来说，也是个狠人。姝忠贤入宫后，认了魏朝做义父。没多久，凭借着市井练就的伶牙俐齿，把魏朝的相好客氏哄得开开心心，最后魏忠贤和魏朝为了客氏闹掰。虽说王安也出面主持公道，无奈此时的客氏一心向着魏忠贤，魏朝黯然离开后宫，最后魏忠贤还派人杀了魏朝。不过此时的魏忠贤还没有把手伸到朝堂之上，除了哄客氏开心之外，就是陪着天启，盘算着一些蝇头小利而已。

有时候命运就是如此，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随着东林党人不断的排除异己，客氏、浙党等三党成员，以及其他一些受东林党排挤的人员，不由自主的围绕在魏忠贤身边。当然这也很有可能是天启故意放任魏忠贤来对抗官僚集团。

如果说北宋新旧党争还有文人的底线，那么对于出身底层的魏忠贤来说，就没那么多顾忌了。他对付东林党人不能用打压这个词，而是应该用迫害。许多东林党人，比如杨涟、汪文言等人，不管青红皂白先找起来，打得只剩半条命再说。此时魏忠贤的势力也是如日中天，被称为“九千岁”，仅比“万岁”差了一千岁。

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天启驾崩。崇祯上位后，很快对阉党进行清算，东林党人开始独掌大权。但自诩清流的东林党人们，并没有挽救大明的命运，终究还是把大明推下了死亡的悬崖。

清朝——维新党与后党之争

大清晚期派系繁多，什么洋务派、清流派、保皇派、顽固派。但是牵扯之广，影响之深的莫过于维新党与后党之争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在日俄战争中俄方的失败。让许多人意识到，仅仅依靠西方先进的武器，是无法改变大清孱弱的境况。必须从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维新党就此诞生。

当时大清名义上的皇帝是光绪，但实际掌权的是太后慈禧。此时的慈禧，在经历甲午战败后，身心疲惫，有意让光绪亲政，主导改革，自己就在颐和园颐养天年。光绪皇帝当时年轻气盛，初掌大权后雄心勃勃地想让大清重振辉煌。恰逢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组织保国会，倡导维新变法。光绪引为良药，召见康有为，并委以改革重任，史称“维新变法”。

虽然康有为提出的变法内容遭到朝中很多大臣的反对，但是“老佛爷”慈禧没有搭理这事，再加上光绪一心一意的强推变法，不久后“明定国是”诏书颁布，举国上下开始维新变法。同时，光绪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就是通过这次变法，来削弱慈禧对朝堂的影响力。

但是在实施变法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是康有为的变法内容透露着文人的理想主义，但太宽泛、太空洞，换句话说，就是让人不知道该具体怎么操作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光绪虽然亲政，但是慈禧对朝堂的影响力尚在。慈禧虽没有反对变法，但是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变法，因此一些官员还在观望中。

变法推行不下去，紧接着谣言就起来了，维新党认为是慈禧怕光绪夺权，而阻挠变法。一开始康有为说：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剩下的人就会服气了。到后来，维新党人直接密谋刺杀慈禧。史称“围园杀后”。不过这事也不知道是怎么地就走漏了风声，慈禧气得走出园子，将光绪软禁起来，重新掌权，全城缉拿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脱。但是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六人被缉拿捕杀，史称“戊戌六君子”。

维新变法是清政府一次“自救”运动。可是后党的人想着不要站错队，维新党的人却把自己的不成功归结到皇、后的权力斗争。一场关于大清生死存亡的运动，就这么经历了“百日”，狼狈的结束了。后党重回政治舞台后，直接导致后面改革流形式，袁世凯倡导的改革也被迫流产，从而直接导致大清的灭亡。

综合上述党争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党争都有官僚集团的身影。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四个字——“儒家思想”。诚然，中国文化传承至今，儒家思想功不可没。儒家思想究竟是什么？其实儒家思想归纳起来就一句话：“克守礼制，做个君子。”

“恪守礼制，做个君子。”不好吗？很好，大家都遵守一套制度，每个人都是具有温良恭俭让美德的君子，这个世界该多美好啊。孔夫子大概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但是“克守礼制，做个君子”是一件反人类的事，因为你必须经受得住诱惑，克制得住欲望，战胜天性中的贪婪，你才能成为一个君子。所以当你付出努力，艰辛地站在“君子”的高地时，你就会下意识的希望其他人能以你为标榜，向你学习也做一个君子。例如明嘉靖朝的海瑞。

当你成为君子后，那些在你眼中不是君子的人算什么呢？北宋欧阳修用《朋党论》告诉世人，如果你不是君子，那么你就是站在君子的对立面，你就是小人。

如果你是小人，那么不管你做的事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还是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我都要反对，都要抗议。比如北宋的包拯，对就是那个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在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再一次决口后的三个月，弹劾当时宰相文彦博，理由仅仅是疑似文彦博是依靠张皇后上的位。文彦博和庞籍是宋仁宗一朝里，罕见的一对办正事的班子，结果硬生生地被包拯一行人弹劾被贬，以至于受水灾的灾民无人过问，直接导致了宋仁宗朝史上最大的一次暴乱爆发。

所以可以看出以往的党争，他们争的不是是非对错，他们争的是仅仅立场，完全不会在乎什么国家利益，政治公平。党同伐异，只要不是自己阵营的，哪怕再正确，也要否定、打压，甚至迫害。一个没有协商、妥协的政治环境，一个追求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时代，只是一个王朝走向衰败，走向灭亡。这也许就是独尊儒家，集权制王朝的必然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