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混战时代内政与外国的干涉形成了一个怎样的体系？|军阀|北洋政府|段启瑞

引言

完全和1901~1911年间那个濒临灭亡的清王朝一样，袁世凯及其1916~1928年的继承者们，也只能通过向外国银行团的借款来维持自己，并以外国人对其正常收入（关税和盐税、邮政利润）的控制，作为偿还向外国银行借款的担保和抵押。

但这些借款只能根据中国政府在外国人心目中的保障程度而获得。故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是，外国银行拒绝向软弱的孙文共和政府提供它们稍后不久同意给予袁世凯的那种贷款；袁世凯被他们认为是中国在1912~1916年间的“强人”。

外国银团最重要的一笔贷款，是在1913年答应发放的，共为2500万英镑（但提前截留400万镑），预计在1913~1960年间共须偿还近6800万镑。德、英、法、日、俄的财团，借给了袁世凯这样一笔2100万英镑的贷款，而作为交换，它们确保了对于盐业收入和储蓄在中国银行中的资本的控制权。这样的借款当然不可能给予一个威胁要结束外国在华特权的政权，而由孙文领导的政权于1923年和1925年间便在广州发出过那种威胁。

因而，中国20世纪前30年间政治生活的基本机制是：外国虽未直接干预这个财源枯竭并且深陷混乱的国家的内部事务，却彻底阻断了它对未来问题的任何解决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那些将这个古老帝国瓜分的列强们，彼此之间的对立重现并导致了政治分裂，从而又导致了英国新闻界称之为Warlords(军阀）们的登台。他们都是些独立的督军，拥有自己的收入和军队。

由此也出现了在军阀之间的复杂联盟游戏，并形成了彼此对立的军事集团。这些大军既包括拥有现代化装备（西方列强得以在中国推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尚未动用的武库中的部分武器）和便于运输（铁道、轮船）的设备的部队，也包括一些土匪。他们在行军中依靠农村而生活，从事抢劫和各种形式的敲诈勒索。军阀们的政治武器对外是阴谋诡计、交易和突如其来的变化，对内则是腐化和恐怖。

在整个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的国内形势不停地恶化。这就是通货膨胀、有增无减的土匪行为、贸易的彻底停滞、作为军阀们主要收入来源的鸦片种植的大发展等。中国的农民阶级在灾难和困苦的阶梯中，又下降了一级。政治大棋盘是随着军阀间的勾结和外部的影响而变化的。

在袁世凯死后的几年间，日本的势力范围－满洲成了奉（辽宁）系军事集团之首领张作霖（1875~1928年）的地盘。段祺瑞（1865~1936年）和徐树铮（1880~1925年）在日本的支持下，统治了从华中直到福建的地带，段祺瑞于1918年从日本那里获得了一项很重要的帮助（四洮铁路借款），这就是所谓的安福系（安徽和福建）集团（皖系）。作为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被所谓直（隶）系集团所占据（1862~1938年的曹锟和1872~1939年的吴佩孚）。

英国又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华南，那里的政治形势可能会影响到香港。至于尚未放弃进入中国西南之美梦的法国，则在云南支持原来受日本保护的唐继尧（1882~1927年）。1920年7月间，安福系（皖系）集团被奉天（奉系）和直隶（直系）集团击败。1921~1922年冬季，华盛顿会议在促成阻止日本于东亚扩张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力量的一次重新分配，以及在日本利益的代表者张作霖，与由英国保护的吴佩孚之间的军事冲突。不过本处无法具体追述一种极端复杂形势的不停变化。当时主要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基本关系，它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生活，与外国列强自身间的冲突，以及它们为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而施加的压力，都结合起来了。

从孙文（孙逸仙）的奋斗到蒋介石的胜利在这样的背景下，市民各界的爱国浪潮、学生的游行、产业工人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抵制外国货等等，都不可能产生任何明显而持久的影响。那些打算把中国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者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被迫在国外寻求支持，而这些支持又不可能是无私的，再加上军阀之间的联盟也始终都是临时性的。这样就可以解释孙文（孙逸仙）的那些努力何以一无所成了。

孙文被迫于1913年8月再次亡命日本，仅在袁世凯死后才于1916年夏季返回上海。次年7月间，他怀着使华南军阀支持其事业的希望到达广州，但很快便感到失望并于1918年再度前往上海。1919年5月4日，一股极大的群情激昂的潮流使学校、知识分子各界以及市民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被煽动起来了。因为此时传来了巴黎和会安排的消息，其中同意将德国在华的所有特权和土地都转让给日本，而当时日本在列强们眼中，显得是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制度的最佳盟友。

发起于北京大学的这场运动，蔓延到了所有大城市。紧接其后的便是抵制日货以及海员、铁路工人、纺织工人等的大罢工。1920年12月间，孙文试图利用两个月以前在华南出现的事件（那里的一名新军阀陈炯明（1875~1933年），把直到当时始终都很强大的桂系集团，成功地从广东驱逐了出去）。孙文作为胜利者进入了广州，他于1921年5月5日当选为这个地区的共和国的总统，并极力在那里建立一种符合其民主理想的政权。但英国的敌视以及孙文与陈炯明越来越公开的冲突，却迫使他重新离开其故乡。

作为华盛顿会议结果的政治力量的重新分配，起到了不利于孙文的作用。孙文在1922年6月返回上海之后，便等待广州的形势重新好转，以便于次年初再回到那里。正在这时，他在外部又找到了个新盟友，也就是其利益在于削弱西方国家在远东地位的苏联。1923年秋季，孙文未来的妹夫一由日本培养的军人蒋介石被派往莫斯科并在红军中实习。一个苏联代表团（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于1923年到达广州。

1924年1月。国民党根据苏联模式作了改组，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分等级的、官僚化的和具有绝对权威的、必然要将其控制扩大到国家和军队的所有部门机构中的政党。1924年5月，在苏联顾问们的帮助下，在广州郊区创办了黄埔军校。它为一支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军培养了军官，这支军队后来被置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1924年10月，北京的形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突变，“基督徒将军”冯玉祥（1880~1948年）成功地夺取政权并鼓励孙文与中国北方的新主人寻求谅解。孙文到达北京以商讨联盟事宜，但却于1925年3月12日在那里去世了。

由于其军队的发展（共包括85000人，其中有6000名出自黄埔军校的军官）而得以成功巩固起来的国民党，最终于1926年7月间尝试发动北伐。孙文曾朝思暮想此事。北伐军与重要的军阀力量结盟（在蒋介石指挥的六路北伐军中，有五路系由经改组后的军阀部队组成，第六路则由国民党新征募的军队组成），势如破竹地向长江流域挺进，而一部分地方军也与之联合。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在1927年2~3月间都被占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