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惋惜地说，如果刘志丹同志没有早早牺牲的话，按照他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的功勋资历，日后有可能成长为开国元帅。

实事求是地说，即便是出身陕北红军，还有一位同志，比刘志丹更有资格成为开国元帅。

开国元帅的评比标准有多种说法，不外乎是军队和根据地的开拓者、开创者、奠基者。

按照这个标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均评出了十大元帅。

其实按照这个标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者和红军领导人也够格，刘志丹如果没有牺牲，也有可能入选，毕竟在人们心中，他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

那么，另外一个比他更有资格、贡献更大的人是谁？

他叫谢子长，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人。

说到陕西，人们首先会想到一个响亮的词——关中刀客。

陕西属于关中，民风彪悍，英雄辈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李自成，就是陕西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杨虎城，也是陕西人。

他们都是关中汉子的代表，敢作敢为、霸气十足，雄心勃勃，敢于书写历史。

本文主人公谢子长却并非一个膀大腰圆的关中汉子，而是一个文弱书生。

他先后在西安省立一中和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就读，然后回乡当了一个教师。

谢子长家庭富裕，他不差钱，之所以任教就是希望教育报国。可是他十八岁那年，陕西出现一个恶魔，此人名叫陆建章，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人称“陆屠户”。

他身为政府官员，负责陕西军务，本该保境安民，可却横征暴敛，大肆盘剥百姓。不仅如此，他还纵容手下奸淫掳掠，滥杀无辜，比土匪还要残暴十倍。陕西人民奋起反抗，却遭到了陆建章的无情镇压。

一时间，三秦血流成河，监狱人满为患。血的事实让谢子长觉醒，他明白了枪杆子的重要；只要枪杆子掌握在坏人手里，人民就暗无天日。

因此，谢子长做出一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重要决定：当兵去！

1922年秋，25岁的他来到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开始学习军事。1924年毕业后，他回家乡安定，创建民团对抗军阀，保护百姓。

这时候，陆屠户已经在陕西人民的声讨中滚下了台，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安徽老乡、部下陈树藩。此人满嘴仁义道德，说自己跟陆建章不是一路人，陕西百姓奔走相告，认为遇到了救星。

谁知道前门驱虎、后门进狼，陈树藩跟他的老乡也是一路货色，老百姓依旧水深火热。在此背景下，倒陈呼声此起彼伏，谢子长也加入到了倒陈大军中。

与此同时，谢子长明白一个道理，只要这制度不变，赶走了一个陈树藩，还会有刘树藩、周树藩。自此，他开始探讨救国之道。

终于，他找到了马列主义，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1925年，谢子长在白超然、白志诚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之后，谢子长走上革命道路，开始在保安团大张旗鼓地发展共产党员，从团长到班长，全都成为共产党员。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展开针锋相对的反击，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继爆发。

1927年10月12日，谢子长和自己的战友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陕西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样，这次起义也不幸宣告失败，但是也因此诞生了陕西第一支我党领导的武装——西北工农革命游击第一支队。

需要指出的是，谢子长只是起义的副指挥，总指挥是唐澍，阎揆要是参谋。

唐澍是河北易县人，黄埔一期生的佼佼者，和陈赓一起参加过东征，还有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来到陕北，奉命组织起义。

1928年5月，他又跟刘志丹一起，组织和领导了渭华起义，他担任第一领导人——总司令。如果就这样下去，唐澍是无可争议的陕西我军首要领导人。

可惜在1928年7月与军阀的战斗中，唐澍英勇牺牲，年仅25岁。不然的话，他的名望、资历和贡献会在谢子长之上。

清涧起义的另一位组织和领导者阎揆要，陕西佳县人，也是响当当的黄埔一期生，跟谢子长一样有远大前程。只不过阎揆要后来奉命到国民党军队中潜伏，先是在高桂滋，后在西北军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失去了指挥千军万马建功立业的机会。

1955年，阎揆要被授予中将衔。如果不是这样，他的军衔可能会更高。

为什么说谢子长的功绩在刘志丹之上呢？有事实依据。

1925年谢子长入党的时候，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的青年刘志丹也成为中共党员。

刘志丹出生于1903年，比谢子长小了6岁。他也是一介书生，后来也投笔从戎。所不同的是，谢子长上的是阎锡山的学校，刘志丹上的是黄埔军校，和林彪一样是四期生。

但是刘志丹比林彪更早出人头地，在林彪还是排长的时候，他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了。

从这一点看，刘志丹资历不浅。不过在谢子长发动清涧起义的时候，刘志丹没有赶上，当时的他在湖北、安徽等地奔走，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因为种种原因，起义没有进行，直到1928年5月，刘志丹才与唐澍、谢子长等人一起在陕西渭南县、华县组织了渭华起义。

前面说过，清涧起义之后但是了陕西第一支我党领导的武装——西北工农革命游击第一支队。

而在第二年渭华起义举行之后，诞生了我党领导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它是我党领导的第二支武装，刘志丹和唐澍是这支武装的负责人。

由此可见，谢子长和刘志丹各自领导一支武装，他们都是领导人，地位不分主次。

1930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加强我党对陕西武装斗争的统一领导。指挥部成立后，谢子长因为资历最老，众望所归担任总指挥。担任副总指挥的，正是刘志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在1932年2月决定把陕西地区由刘志丹和谢子长分别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整合到一起，组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仍然是一正一副，继续在艰苦环境下努力奋斗。

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二人都是延安人，虽然不是一个县的，但是两家之间的距离，也不过一二百里。二人相互尊重，珠联璧合，配合默契，同心协力开创了陕西革命新局面。在敌人的“围剿”中，不但将革命力量保存下来，还使之发展壮大。

当然，任何一支部队的首长，长期在一起工作，面对具体事务，制定战略战术，还有管理部队的时候，看法不可能总是那么一致，分歧是难以避免的。

这一点，无论是在八路军还是新四军，或者是后来的解放军中，都不鲜见，谢子长和刘志丹也是如此。

1932年2月，二人就发生过一场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