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极草到听花酒，这片土地上行骗的成本实在太低（下）|保健食品|极草|花酒|药品|药酒|青海春天|食药监

上一篇，从听花到极草，讲了在中国，部分专家很容易被骗子收买。

这一篇，讲媒体、地方保护主义和法律的问题。

智商税产品要完成对潜在消费者的洗脑，需要媒体的狂轰滥炸。

中国的媒体，没有登过虚假广告的是少数。电视台、电台长期给“做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提供表演舞台，报纸杂志也经常收钱发软文，一般人防不胜防。

极草是靠广告砸出来的，2011年至2015年的5年间，青海春天在广告上的投入超过10亿元。听花酒也是同样的路子，2020-2022年，广告费用也总计超过了2亿元。

广告的作用不只是让人耳熟能详，其实还有背书的作用，以及让一个产品具有了社交属性。

套用某个群体的话：中央电视台都播了，那还能有假吗？

对于媒体来说，像极草、听花酒这样的大手笔广告投放，可谓天降甘霖，这种广告不接都对不起伟大盛世，多想一下广告内容是不是科学真实，都是对人民币不敬。

况且，中国的大部分媒体其实没有太多科学素养，有时候是昧着良心挣钱，有时候是真的眼瞎，也属于被忽悠的对象。

我不想过多讨论媒体的问题，因为这就是和尚脑袋上的虱子，谁都看得见。还有看不见的幕后操作，那就是媒体广告的前置审核环节：地方监管部门。

这些部门掌握着企业的命门。

根据法规，普通食品的广告审核要求是“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保健食品、药品广告要求更严，要先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取得广告批准文件，审核的条条框框也更多。

具体条文我不搬运了，主要说一下广告审查的关键：广告内容必须符合其产品类别和属性的，不能超过范围宣传。通俗讲，普通食品和保健食品不能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效，药品不能像普通食品那样广而告之，变成谁都可以吃。

但是，企业往往想突破这些条条框框，因为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暗示治疗了，就会有更多人买；药品像普通食品那样宣传了，那么购买的人群和消费频次都会增加。也就是说，明明只是一类产品，这些企业却想把普通食品、保健食品、药品的身份好处都占过来。

明面上突破广告法的红线当然不行，那就得打擦边球，使用暗示语或者暗示场景。这些打擦边球的地方，是否应该判定为违规，主观评判空间很大，尺度由监管部门掌握，可以说你违法，通不过，也可以说你不违规，放行。

这就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

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极草不是药品对吧，那极草的广告怎么暗示功效呢？它就说，古藉或者古代中医认为，冬虫夏草具有某某功效；某红色毛的药酒是药品对吧？药品应该对症，不能任意、过量服用，但是红色毛药酒的广告却出现一个场景：一家人大过年似的围着药酒，似乎要全家痛饮（细想一下，应该是一家人都病了）。

这些广告算不算违规？按照法律精神，必须算，但是监管部门却都放行了。这里面有没有猫腻，你自己去想。

实际上，广告行业发明了各种打擦边球的方法来绕广告审查，而某些地方实际当中的审查尺度放得比太平洋还宽广——它往往会赌不会被举报，举报了大不了罚款。

在以前，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些体制上的原因，主要是负责广告审批的是工商局，而食品药品的业务监管部门是食药监局，两者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但是，现在食药监已经并入市场监管局，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

地方监管部门对食药广告大开方便之门，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地方保护：这些企业往往是一个地方的纳税大户，监管负责人和企业老板早就利益绑定。

他们能好到什么程度？曾有知情人告诉我，某药酒企业和当地监管亲如一家，地方监管局领导来往北京，都是这些药酒企业负责接送的，该企业在北京密云一个酒店有固定招待场所，企业负责人和监管局领导经常北京某地打高尔夫球场。

当年这个企业陷入巨大舆论风波，企业开发布会，从北京请了20家媒体过去，当地公安、食药监、质监三个部门也去给该企业撑腰。

当时我们都猜测，在巨大舆论压力下，该药酒应该由非处方药改为处方药了，然而，在强力保护下，这个企业居然不用做任何调整，安然无恙度过那场风波。

要说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呵护备至，那还得数极草。极草的背后公司青海春天上市，本身就是国zi委一手扶持的。极草是冬虫夏草打成粉卖，但是打粉、包装后，其身份归属是个难题，当地食药监就为其量身定制，一开始说是食品，后来又变成中药饮片，然后又变成保健食品试点，等媒体一闹，当地食药监又出来声明，说极草属于“滋补类特殊产品”。

为了让极草有合法身份，当地食药监专门为极草创立了一个产品类别，这个类别是中国的法律体系里没有的。其用心感天动地。

因为这个身份，极草很方便地规避现有法规的监管，又多骗了好几年。

地方政府对企业的保护，既有私利又有公心，在中国是普遍现象，大家都见怪不怪了。不过，我认为，真正让不法企业敢于大胆去骗、放心去骗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法律有空子可钻，不法企业有各种办法逃避最严厉的处罚。

中国的法律中，对于非法添加、假冒伪劣或者虚假宣传等行为的处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论什么企业，都有规定按照货值或者说涉案金额几倍来处罚，比如虚假宣传，按广告费3-5倍罚，多次违法，再翻倍；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添加非食用物质的，按货值多少倍处罚。

至于入刑，要求会更高，比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金额要达到5万元以上，未销售的货值金额要在15万以上。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定情形会更复杂。

从法理上来说，对于不同违法情形按轻重分梯度进行处罚，本身没毛病。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中国法律中的处罚条款，在制定之初，实际上考量了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发展不均衡，某些地方处罚太重很难执行下去，所以处罚力度是偏轻的——最后的结果是，某些胆子大、能量大的企业占了便宜。

（美国的法律就厉害得多，比如酒就是酒，酒要是敢宣称功效，管你啥企业，直接吊销生产许可。哪有什么药酒的说法。）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法律在当地方保护主义面前，完全是弱鸡。中国的各种案子，因为按属地管理原则，都是地方监管部门先去执法检查的，这就给了地方保护最大的便利。

举个例子，比如你发现了某种产品是假冒伪劣，不管去哪里举报，都会转交到当地监管部门，假如当地监管和不法企业穿同一裤子，你猜他会怎么做？

他会先给企业通风报信，企业把问题产品都转移了，甚至企业本身就生产了一些合格产品供抽检、检查。监管部门去查，即使查到了一些不合格产品，但是货值不高，销售金额不大——反正这个检查过程只有他们清楚，最后象征性罚款了事。

对于骗子来说，其实他们不怕罚款，只要骗的钱比罚款更多就行。而地方监管的保护下，他们极少会入刑，因为违法严重程度、货值、涉案金额有相当大的操纵空间。

以听花酒为例，公开发布、正规投放的广告，都是经过法务的，要规避法律风险。但是在此之外，他们有各种办法逃避监管，比如线下门店采取各种话术来忽悠消费者，不仅难取证，就算取证了，也不会被认定为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