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喜交加是什么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切身的感受。
1985年，38所的人对此就深有体会。这年所里从贵州大山中迁建合肥获批，可还没来得及高兴，一盆冷水就迎面泼来：
迁建共需2800万，自筹就要700万，实际还要远超这个数字，而所里的年收入不到1200万。
缺口资金落实不了，迁建就可能……
就在这时，47岁的王小谟被任命为所长。
他自嘲自己一辈子只会做研究雷达一件事，又有何德何能担此重任？
可所里的同事却不这样看。
在他们印象中，这个有着“魔鬼”的绰号的人（“魔”和“谟”谐音，“鬼”则因他“鬼点子”多），思维方式很特别，不走寻常路，擅长出奇制胜。能带大家走出困境的，非他“谟”数。
最终，他不负众望，不仅带领38所突围，而且还把中国的预警机推向世界巅峰，领先美国整整一代，还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史上九个第一。
他成了中国现代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并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
那么，王小谟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从头说起。
- 因京剧结缘无线电
1938年11月，王小谟生于上海，不久就随家人来到北京。
住在大杂院他，从小就头脑活络,又淘气好动，经常带着小伙伴嬉戏打闹、爬高上低。在学校里也不安分，挨了批评，就恶作剧地拔掉老师自行车的气门芯，凡男孩子干过的捣蛋的事他都干过。
不过，他痴迷京剧，没事便缠着琴师教他唱拉。他很想有一台收音机，可家里不富裕，他就拿着积攒的零花钱，买来了原材料，自己组装了一台。
当梅兰芳的戏从耳机里流出，他兴奋得一宿没睡。从此，与无线电结缘，以后还报考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
1961年他以优等生毕业，被分到了南京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十四研究所工作。由于能力突出，不久，所里就给他压担子，让他独立承担研制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三坐标雷达。
当时苏联刚刚撤走援助专家，丢下了一堆资料。作为探路先锋，王小谟深感责任重大，一头扎进了这些资料堆里。
1963年国家正式立项研制三坐标雷达，王小谟也不再孤军奋战，成了研究小组的一员。
就在他准备甩开膀子大干时，国际形势恶化，国家提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
1969年，王小谟接到调令到三线去。14所同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将去组建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
刚到贵州都匀时，百废待兴，王小谟他们只能自己动手，搭起简易“棚户”，铺设饮水管道和电线，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组建了38所。
正是这段同甘共苦的经历，王小谟在所里赢得了威望。
1972年，王小谟被任命为383雷达总设计师，开始继续三坐标雷达研发工作。
经过13年苦心钻研，1976年我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横空出世。
- 两部雷达改变命运
此时正逢改革开放，中外交流合作密切，383雷达因为面临着威力不足等许多问题，许多人便质疑贵州三线山沟沟里能“飞出金凤凰”，他们主张直接购买美国的AN/TPS-43雷达。
383雷达命悬一线。好在空军雷达部门给予了支持，上级同意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1979年底，改进后的383雷达被运到武汉测试。
可是，出师不利。探测距离200公里是“生死线”，可好的时候超过了250公里，坏的时候却不到200公里，有时雷达屏幕上甚至看不到飞机。
反反复复检查调试了三个月，还是一筹莫展。
就在濒临绝境时，一个偶然的机会，问题终于找到和解决。
原来当时检测雷达12路接收器时，是一路一路检测的，独立工作都没有问题。但当12路在一起工作时，接收器彼此之间有轻微干扰，影响了接收器的灵敏度，而这个干扰是随着雷达频率的变化时有时无的。
383雷达命运峰回路转，1984年通过国家设计定型，装备部队。
该雷达集数字化、集成化、自动化于一身，多项指标上超越美国，我国也因此一举进入三坐标雷达技术世界先进行列。
1985年，“383三坐标引导雷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王小谟在受奖人员中排名第一。
此后，王小谟又搞出了另一部标志性雷达：JY-9。
1985年，38所迁建合肥获批。这年底，王小谟走马上任，但迁建的总投资存在巨大的缺口，作为雷达人，他决定发展出口装备创汇， “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7年11月，开罗国际防务展开幕，王小谟带去了三款雷达参展，其中两款是成熟产品，JY-9却是一款只有草图的“纸上雷达”。
正可谓“有心插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埃及偏偏就看上了这款纸上雷达。
原来，当年5月，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一架轻型飞机超低空飞行，突破了强大的苏联雷达防空网，成功着陆莫斯科红场，世界为之震惊。
由此国际上掀起研制和采购低空雷达的热潮。JY-9就是一款中低空兼顾雷达。埃及方面表示，三个月后派团实地考察。
这下玩大了，38所也炸了锅！
可王小谟不愧是“魔鬼”，他“三管齐下”：
迅速组建了研制团队，工作计划精确到天；
预付一笔钱给合作厂家的一线人员；
考察团来时，先让他们在北京体验长城的壮观，然后又去桂林饱览山水的秀丽，三五天的“安排”， JY-9终于在考察团到达38所前的当晚落地。
此后，JY-9又经历了多次起死回生的戏剧性波折。
1992年，改进型的JY-9A终于通过验收，还在在埃及与美、英、法、俄罗斯等同类产品的同台竞技演习中，一鸣惊人，电子对抗性能排名第一，综合排名第二，被国际公认为优秀的低空雷达。
不久，38所先后成功出口了13部JY-9A雷达，创汇超过2900万美元，由此，38所的搬迁走出了资金困境。
从90年代初起，JY-9系列又装备中国军队。
1995年，JY-9雷达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王小谟在获奖人员中排名第一。
这一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不相信“买不如造”
JY-9成功之后，1992年，王小谟从38所调任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
此时，他意识到，中国那么大，如果仅依靠地面雷达是很难覆盖全部领空的，于是，他便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了空中预警机上。
他曾说，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研制雷达，然后负责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预警机上，把设计变为现实。
确实，1992年就如同一条分界线，把他的职业生涯一分为二：前半部分研制雷达，后半部分把它“搬”到预警机上去。
契机就在不经意间出现。
1982年6月，叙以战争爆发，以色列空军在E-2C预警机引导下，直捣贝卡谷地防空导弹阵地，并与叙利亚空军展开空战，最终以零伤亡摧毁了叙利亚军机84架，导弹连19个，这一战果震惊了世界。
1990年爆发的海湾战争，美军预警机再次发威，联军空军几乎对没有预警机的伊拉克形成了单方面的屠杀。
这时，人们猛然意识到，预警机不仅是空军的“眼睛”，也是空中帅府,更是现代化立体战争的核心和空战的神经中枢。如果说，轰炸机代表机械化战争，那预警机就是代表信息化战争，是现代空军的标志。
借此机会，王小谟便联合十几位老专家，联名上书，主动请缨自主研制预警机。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从此他被卷入了长达数年的质疑和争论中。不少人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国外买预警机，没必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和资金投入研发。
对此，王小谟据理力争，厉声驳斥：
“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了，就废了，到那时侯后果将会相当严重！”
高层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同意和外国合作研制预警机。
一开始，苏联有意向合作，但没想到，当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准备参观预警机时，他们突然反悔。
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蜜月期，中国又向美国提出请求，但对方以“预警机是战略武器”为由，同样拒绝了我们。
所幸经过多年秘密而艰辛的谈判，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终于和以色列签订了共同研发合同，中方由王小谟担任总设计师。
作为中方领军人物，王小谟是一位公认的“战略科学家”，正是他在一些关键节点上独出心裁，甚至力排众议的落子布局，才使得中国预警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刚开始，以色列表示由他们主导研制方案，对此，王小谟坚决要求必须要由中方主导，并且在中国国内同步研制。
为了赚钱，以色列最终也同意了。
王小谟的这种“把核心技术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的想法”，后来也被证明是绝对正确的。
这个项目以苏制伊尔-76运输机为机体，预警雷达是以色列正在研制的“费尔康”相控阵雷达，所以被称为“费尔康”预警机。
合作研制期间，王小谟提出采用大圆盘、背负式、三面有源相控阵新型预警机方案，这是世界首创。
研发开始之后，他和团队实行7+11 的工作制，一周上7 天班，每天工作超过11个小时，整整五年他没有过过一个春节，除此之外，与之相伴的还有实验中飞机上的90 多分贝的噪音和不可预料的飞行风险。
然而就在双方共同研制出的飞机设备快到装机试飞阶段时，意外发生了。
美国人通过卫星发现，中国从苏联购买的伊尔-76改装机正停在特拉维夫机场，西方媒体立刻大肆炒作“中以合作研究预警机”。
2000年7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胁迫下,以色列人撕毁合同，赔偿 10 亿美元，中国的第一架预警机就这样胎死腹中。
隐忍奋斗这么多年，却遭遇这样的结局，研究所里的气氛一度非常压抑，在各部门协商怎么办时，一向儒雅随和的王小谟拍案而起：
“我愿意拍下脑袋来立军令状，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就算拼命也要拿下这个‘争气机’来!”
“争气机”是国内研究人员给预警机的取的外号。
王小谟向上级建议“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得到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
这时，王小谟当年的布局发挥了作用。在与以色列的合作中，中方已经培养出了一支自己的团队，虽然成员只有22人，且大都非常年轻，但这都是能够承担重任的精兵强将。
2000年是新世纪的开端，也是中国预警机事业的开端，这年12月“空警-2000”研发立项。
为了培养新人，王小谟大胆推荐自己的得意门生陆军担任总设计师，他自己则担任总顾问。
王小谟对于雷达和运载机的设计已形成自己的想法。当时中国已经搞出了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所以，要做就做最先进的预警机。
但我们雷达唯一的缺点是重量高达13.5吨，要把这么一个大家伙搬上天，国产飞机是做不到的，因此，他建议先使用苏联的伊尔-76轰炸机进行改装，这种飞机本身重达190吨，负载国产雷达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中国第一架预警机“空警-2000”的雏形。
但与此同时，王小谟还坚持要在国产运-8飞机上进行改装。
在他看来，伊尔-76毕竟是别人的产品，如果哪天不卖了，那国产预警机等于又断档了，同时，伊尔-76在机动性方面也不符合他对预警机的构想，因此，他还力排众议为运-8改装的“空警-200”项目立项，并从原本22人的团队中分出去一半，专门搞这个全国产项目。
2007年“空警-2000”和“空警-200”终于横空出世，距离引进“费尔康”预警机项目夭折仅有短短六年，王小谟当真为中国制造出了“争气机”。
更令人振奋的是，中国预警机开局即王者，“空警-2000”采用固定雷达盘，安装有三块相控阵雷达，不需要旋转便可完成360度扫描，比美国E2、 E3预警机的多普勒雷达及转盘更加安全可靠。
更重要的是，“空警-2000”的性能比同样采用相控阵雷达的“费尔康”预警机也要先进。美军E2的探测距离是480千米，E3是650千米，“费尔康”是800千米，而“空警-2000”达到上千千米。
除了它的远外，“空警-2000”还有一个“最强大脑”，能够凭借先进的数据链，同时指挥数十批次上百架战机完成防空拦截，对地攻击等各项任务。
如果发生空战， “空警-2000”能够做到先敌发现，在敌人有所察觉之前抢先发动进攻。
也难怪，美国知名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如此发表评论：
“中国空军采用相控阵技术的空警-2000，比美国的E-3C预警机整整领先一代！”
美国人都如此紧张，俄罗斯人自然更不必多说。
消息公布后没多久，他们就停止了对华出口伊尔-76轰炸机，尽管当时还有订单没有交付，但这样的结果早在王小谟的意料之中。
然而，中国预警机真正的希望却在当时不大起眼“空警-200”上。
“空警-200”是中国产运-8改装而来的，这种飞机本身重60吨，一开始只能背1吨重的雷达，因此，初代“空警-200”开始背上长着根“平衡木”，毫无疑问，这样的造型会损失很多视野，但在之后的几年里，王小谟团队在此基础上又研发出了“空警-500”。
“空警-500”雷达重4.5吨，其各项参数领先“空警-2000”一代。
新的国产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九个第一，突破了100 多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 30 项，中国的预警机由此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
- 把人才培养传承下去
王小谟特别重视人才建设和人才培养。
上世纪80年代，38所刚从贵州三线迁出，迁建资金异常紧缺，他就花了40万巨款从中科大“买”来7个硕士，陆军就是其中之一。
也是在“空警-2000”正式批复立项那年，63岁的王小谟主动提出自己不再担任“空警-2000”任务的总设计师，并提议陆军来担任，而他自己则把精力投入到了制定出口型预警机方案上去。
当时“空警-2000”、“空警-200”都已正式立项实施，好不容易储备培养的预警机研制人才都已投入其中，于是，王小谟另辟蹊径，自己出任总负责人，又找来一些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和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拉起一支“老头加娃娃兵”的出口型预警机研制队伍。
只花了一年时间，他们就拿出了一整套技术方案，还给它取名“波斯眼”。
他的激情感动了集团，项目顺利立项。
在培养年轻人上，他首先从树立正确的设计理念入手。培养年轻人他认为人是第一战斗力，要坚持以认为本。飞行员的痛点就是在预警机上一待就7个小时，而且雷达机很快就能让驾驶舱内温度飙到40度以上，因此，在“ZDK-03”研制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建议，在预警机上安装厕所和空调。
这个提议很多人对此不理解，立即炸锅了。
一个厕所有200千克重，对飞机来说，省一克重量就是省一克黄金。机体的重量大幅增加，飞机的整体性能受到很大的制约，减重成为关键。
但他坚持自己的想法：“我来负责这个重量，我电子腾出200公斤来装厕所。”
一直到每个螺钉，他都仔细地考虑，螺钉用实心的还是用空心的。就是一点点抠，一克一克地抠。
在他的坚持下，专门耐高温的军用空调也首次出现在雷达机里，不仅“ZDK-03”，“空警-2000”、“空警-200”、“空警-500”都是如此。
到2006年4月，“ZDK-03”样机经过安装调试一切准备就绪，就在就要送到用户国做检测的关键时候，王小谟却在一次试飞完成后回城的路上发生了车祸。
车祸造成他左腿粉碎性骨折，但更糟糕的是，腿还没治好，他的身体又出了状况，被检查出恶性淋巴癌。
周围的人异常的伤心，反而他自己非常的乐观，生病期间，他还把预警机的设计师叫到了病房，一起探讨工程的进度。
此时，“警-2000”、“空警-200”和“ZDK-03”已经完成试飞，即将进入最后的验证阶段，只要完成这一步，他的人生就再也没有遗憾了。
在此后的半年里，他不断重复着单位、医院、家三点一线的生活，他笑着说：“别把自己当成病人，就当成是上班去了就行了。”他喜欢京剧和二胡，即使在化疗期间内，人们也经常能在他的病房里听到二胡声，这种乐观精神让每个接触到他的人都深受感染。
半年之后，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回到试验场，他对大家宣布：“我又活过来了”。
那段时间，已经接近70 岁的他，每一次实验都要忍受着夏天40 多度的高温，还有90 多分贝的噪声干扰，对此，他并没有选择放弃，他坚持了下来，他要给年轻人做表率。
2006年5月，用户完成验收，他们非常满意。由于经费有限，用户国退掉了原定另一个国家的两架预警机，和中国签订了合同，用户国还为“ZDK-03”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喀喇昆仑之鹰”。
“ZDK-03”的成功出口，使中国成为继美国、瑞典、以色列之后，第四个具有预警机出口能力的国家。
让王小谟感到欣喜的是，不仅心愿得以完成，更重要的是带出了一支队伍。当年团队中的“娃娃兵”们，如今都已成为中国雷达事业的中流砥柱。
王小谟不愧是“战略科学家”，他先后培养出18位中国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
2013年，王小谟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并得到了500万元的奖金，而他却只留下50万元看病和生活，用剩余的450万元和通过各种渠道筹集的2000万元，创立了雷达创新奖励基金，每年奖励三名在雷达和预警探测技术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年轻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当我们提到“国际领先”，通常会下意识地对标欧美，但在2007年之后，在预警机这个领域里中国已经超越欧美，独步全球。
什么叫国际领先？王小谟笑着说:
“就是你美国人要做的话，你也得要看中国人的脸色，我做的什么样的，这就叫国际领先！”
他曾说：
“自己的一生是搏命的一生，即使在他80岁之后，也没有改变这种拼搏的底色。”
2022年5月17日，83岁的王小谟再次出征，领衔成立王小谟空基技术实验室，向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发起攻关，他的拼搏精神似乎永远不会停歇。
然而皓月星光，终有尽时，2023年3月6日，王小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4 岁。
23年前，王小谟和他的同辈曾誓言为了中国空军“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时至今日，这句标语依然挂在预警机机库中，这朴实无华的八个汉字，就像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指引万千后来者在更高更远的天空上书写华夏儿女的传奇！
今天，在他身后的天空中，一架架性能卓越的“争气机”正盘旋、凝望、守卫着他挚爱的神州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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