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48年2月5日，陈诚黯然离开沈阳。

此时，他的职务还是国防部参谋总长兼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全权处理东北军政事务。

蒋介石对陈诚寄予厚望，指望这个头号心腹爱将坐镇东北，摆平复杂局面。

然而，陈诚在东北的表现很拉垮，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丢失大批城市和战略要地，主力部队被迫收缩于四平、长春、沈阳、营口、锦州等几个孤立据点。

面对严峻局势，陈诚一筹莫展，以胃病为由，悄然离开沈阳，飞回南京。

逃避问题，逃脱不了责任，国民党内很多人对陈诚临阵脱逃非常不满，大会上，有人要求蒋介石挥泪斩马谡，“杀陈诚以谢国人”。陈诚闻讯后，住进了陆军医院，自请辞去一切职务，好不容易才躲过风头。

有意思的是，陈诚这个在东北的败军之将（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国民党丢掉东北的祸首），换了环境之后，似乎找到了状态，开始超水平发挥——从大陆败退后，国民党能在台湾站稳脚跟，陈诚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1948年12月，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无药可救，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司令。台湾是国民党最后的退路，蒋介石将台湾交给陈诚，信任之重，可见一斑。

这一次，陈诚没有辜负蒋介石的信任，他以三大新政稳定了风雨飘摇的台湾，为日后台湾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三大新政分别是币制改革，土地改革以及扶植民营企业。其中，币制改革是以新台币代替旧台币，新台币能直接换黄金，刹住了通货膨胀，稳住了金融秩序；土地改革是和平解决地主与佃农的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获得了农民的支持；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了经济，改善了民生，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崛起。

本篇主要谈谈土地改革。

02

近代，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土地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

不管哪个党派搞革命，不论奉行什么主义，解决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是革命者绕不过去的时代使命。

事实上，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已经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也多次尝试过解决，比如国民党在浙江试点“二五减租”，比如陈诚和蒋经国在江西搞土改，陈仪在浙江、福建搞土改等。

这些土改方案最后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多：长期的内外战争和派系纷争，使土改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国库空虚，财政困难，无法为和平土改提供充足的资金；最重要的是，国民党中上层人士，本身大多是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土改意味着让他们放弃既得利益，阻力太大。

此后，直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国民党也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后，土地问题再次摆到了他面前。

据统计，当时户数不足12%的地主，占有56%的耕地，户数占88.3%的农民，占有22.4%的耕地，剩下约21.6%的耕地归官方所有——光复后，官方从日本人手里接收的土地。

租金方面，农民每年要将收获的一半以上交给地主，负担很重，生活很苦。

显然，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难以获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一旦有人闹革命，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很可能重蹈在大陆的覆辙。

陈诚说过：如不加改善，乱源就由此发生，征诸往事，如此之故，台湾必须实施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

另一方面，如果把地主看作是本土势力，那国民党无疑是外来客，反客为主，必须把原主削弱或者搞掉，才能彻底掌控这块地盘。

改革自己困难，改革别人容易。在台湾，国民党人地生疏，与地主没有瓜葛，土改阻力小了很多。

当然，即使有阻力，国民党也没打算用暴力推进土改，毕竟，土改阻力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非敌我问题，二·二八殷鉴不远，暴力用多了，副作用太大，最终反噬自己。

在地主和农民之间，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实现“农民获地，地主得利”的双赢局面，才是政治的艺术。

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下，陈诚开始了土改三板斧，即“三五七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

03

分田很难，相比较而言，减租容易一点，陈诚的第一板斧就是减租。

1949年4月，陈诚开始推行“三七五减租”，限定地主对农民的地租，不得超过农作物年产量的37.5%，租期不得少于六年，到期应续约，租佃一律签订书面租约。

说起来，这只是一句话的事，但执行起来并不容易，从制定法案、组织机构、训练人员、宣传指导，到换订租约、实地检查，整个过程长达5个月之久。

这里有一个问题：陈诚一句话，地主就得少收一半的地租，他们能同意吗？

当然不同意！

任何政策出台后，都会有人钻政策的空子，或者投机牟利，或者规避损失，这是常理，问题是如何对待以及解决这些问题。

“三七五减租”推行后，地主们各种操作规避减租，比如对佃农威逼利诱，迫使佃农写下退耕证明书，然后把耕地收回，再卖掉或者雇人耕种。

你不是规定降租吗？那我不出租了行吧，我卖地，或者我自己耕种，人手不够我雇人。

都这么搞，这个政策就废了。此时，权力要发挥自己的作用——1951年6月，《三七五减租条例》的颁布，解决了这些问题，条例规定：对于破坏三七五减租的行为，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罚金。

降租，或者受罚，二选一。刑罚虽不重，但足以让地主们认真对待。

土改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减租完成之后，第二板斧是公地放领。

所谓公地，就是官方掌握的土地，这些土地是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军方、企业以及日本移民的土地，抗战胜利后，这些土地被国民党接收。

公地放领，就是把这些公地卖给农民，让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目的是扶植自耕农。自耕农才是农村稳定的基本盘。

农民本来就没钱，拿什么去买地？

这就涉及技术问题了，卖，也要讲策略——公地价格以主要作物年收获量的2.5倍定价，以实物的方式10年还清，每年分两期偿还。

举个例子：一块公地，每年能收获1000公斤水稻，那么它的价格就是2500公斤水稻，农民买下后，每年还政府250公斤水稻即可，水稻是一年两收，每次收获后需还125公斤。

还清之后，政府颁发土地所有权证书，农民获得这块地的所有权。

这样下来，农民的负担很轻。

还有一种情况：赤贫者怎么办？他们没有任何积蓄，没有启动资金，拿到地也没法耕种，很可能转手就卖了，再度沦为佃农。

法案有规定，地没还清前，不得转让。如果实在没钱，有银行提供专项贷款。

04

最后一板斧，是耕者有其田，这也是最难的，因为要拿地主的土地开刀了。

根据土地种类（水田/旱田）、肥沃程度、收成，将土地分成26等则，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保留标准根据土地等则的不同而不同，超出的土地由政府征收，卖给农民。

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土地等则在1-6之间（最好的地），那么你可以保留1.5甲水田，3甲旱田，如果土地等则在7-12之间，那么你可以保留3甲水田，6甲旱田······

甲，是面积单位，1甲约合0.97公顷。

超出的土地，由政府征收，征收价与卖给农民的地价一样，即正常条件下农作物年收获量的2.5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政府没那么多真金白银收地，一般而言，小地主给现金，大地主的补偿，七成用实物债券（水田给稻谷债券，兑付水稻，旱田给番薯债券，兑付代金）分10年兑付，另外三成以四大公司股票一次付清。

四大公司，即台湾水泥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台湾工矿公司、台湾农林公司，本是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公营公司，政府把股票卖给地主后，变成了民营企业。

有没有阻力？当然有，而且很大。

当地主可以躺平，日子很滋润，只要不败家，子子孙孙都可以躺平。

现在从大地主变成了小地主，实物债券又没多少钱，股票也有风险，地主们能不骂娘？

骂也没办法，好言好语说不通，那就是让法律去说——《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违反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05

台湾土改，不能不提“农复会”。

“农复会”全称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由官方代表、土地问题专家以及美国农业专家组成，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部门，掌握先进的农业发展理念和技术，农业试验基金以及部分美援资金的分配权，基本上代行了“农林部”的职权。

台湾土改，就是在“农复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它制定了许多富有远见且细致周密的土改政策，使得土改在大致平和的气氛中，有序推进。

土改三板斧看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非常考验执行能力。

比如耕者有其田政策，流程包括地籍总归户，制定法案，实地复查，耕地征收，耕地放领，地价补偿等，每个环节一环套一环，每个环节繁琐无比。

以地籍总归户为例。地籍总归户，简单理解就是土地总清查，根据以前编订的地籍图册，对土地种类、地权分配情况、耕地使用情况等，进行详细调查登记，将调查结果制成以地籍卡片和归户卡片。

当局总共动员了2800人，历时1年4个月，制成卡片600多万张，编制统计表160多种，为土地提供了必要的数据，这是任何土改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1953年，土改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

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变成了小私有制的自耕农经济（地主土地只占总耕地面积的5%），农民在不增加负担的前提下，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被激活，1953-1968年粮食产量实现了16年之久的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达5.2%。

农民收入增加，有了积蓄和购买力，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农民生活的改善，解决了农村以及社会的稳定问题。

事实上，只要老百姓生活得好，他们就会拥护现存秩序，什么外部煽动都是白搭。如果民众一天一个鸡蛋都吃不上，排长长的队才能领点可怜的食物，这时候就不要甩锅外部煽动了，反思吧。

对地主而言，土改使他们的整体财富缩水了，但他们保住了身家性命，保住了部分土地，还拿上了补偿，结局算不错了。割点肉、出点血，总比崩盘了同归于尽强。

土改后，地主们将手中的闲置资金（约6.6亿元新台币）投入工业，为后续的工业化贡献了力量。

06

最后说点题外话。

很多人认为台湾经济崛起，是靠国民党从大陆弄过去的巨额黄金。

黄金是起了作用，但作用不在于此。

据统计，国民党从大陆带走了277.5万两黄金、1520万块银元，加上国库外汇金钞，总价值5亿美元。这笔钱花在了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二是维持80万国民党军队的军费，以及应对渡海作战，三是养活100万公教人员和难民。

保守估计，这笔钱只能撑2年，2年之后怎么办，谁也不知道。

然而很快，朝鲜战争爆发，美援来了。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向台湾提供了14.82亿美元的援助，平均每年1亿美元。

黄金银元只是帮国民党最初站稳了脚，至于后面的发展，既靠美援，也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