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准确的年代坐标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江下游地区相继发现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孙吴、西晋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中少数有明确的纪年，大部分没有。
目前一般的意见认为，孙吴和西晋时期的墓葬没有明显的区分标志，目前的分期基本上都将孙吴（或孙吴中期）、西晋甚至到东晋初期的墓葬断为一期，作为六朝早期。
比如一个代表性的认识是：“江苏境内西晋墓葬和孙吴一脉相承，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时代特色，无论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都很难和孙吴墓葬区别开来。”
因此之故，在实际工作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将一些西晋时期的墓葬断作孙吴时期的墓葬，或将孙吴时期的墓葬断作西晋时期的墓葬，这一客观现实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孙吴、西晋时期墓葬的相关研究。
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M1和M5、江苏金坛方麓“孙吴墓”、安徽马鞍山安民M1便属于前者，本文首先分析随葬品及砖铭，对四座所谓“孙吴墓”的年代进行刊正。
此外，西晋中晚期以洛阳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墓葬文化传统，学界以“晋制”概括之。在此之前的三国至西晋早期，是“汉制”向“晋制”过渡的关键阶段，旧的文化传统一部分渐遭淘汰，另一部分则改头换面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新的文化因素也在孕育当中。
那么在此阶段，墓葬是以怎样的面貌存在，是本文想要探讨的话题。以此为基础，继而讨论西晋早期的墓葬文化是否对长江下游地区产生了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对于更好地认识孙吴与西晋墓葬的区分和沿革等问题都是有意义的。
长江下游地区四座“孙吴墓”的年代墓葬概况
位于苏州市姑苏区虎丘路新村的一座土墩，2016—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对土墩的发掘中发现了多个历史时期的遗存，其中4座砖室墓被推定为三国孙吴时期。
目前公布了M1和M5的发掘情况，据简报介绍，M1由墓道、甬道和前后双室组成，前室左右附置对称的耳室，墓室周壁外弧，穹窿顶。M5为单室砖墓，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室基本呈方形。
关于M1、M5的断代依据，发掘者首先将M1与其他同类型墓葬在形制和随葬品方面进行比对，推定为孙吴早期。
M5根据开口层位知其晚于M1，又在墓室和甬道发现模印“吴侯”“建兴二年”的文字砖，“吴侯”当为“地名+爵位”的格式。
并认定“吴侯”在三国孙吴时期是一个有明确指向意义的重要封号，故推测M5的墓主应该是某位孙吴宗室成员，“建兴”则是三国孙吴废帝孙亮的年号，“建兴二年”亦即公元253年。
发掘者另有专文对上述观念有所阐发，更为具体地指出，M1为主墓，M2为M1的陪葬墓，年代皆为孙吴早期，M1与“孙策墓所具有的特征高度相似”。
M5建于M1、M2封土之中，亦当为M1的陪葬墓，年代为孙吴中期，墓主为孙绍的可能性最大；进而判定虎丘路新村土墩为一处三国孙吴时期的宗室家族墓地。
有学者对发掘者的推论提出异议。程义、陈秋歌认为M1的墓主人不可能是孙策，而更有可能是孙登，M1的年代不会早到建安五年（200年）孙策下葬之际。
M5的砖铭“吴侯”所指，他们认为应是孙英。至于M2，他们认为是孙登配偶、芮玄之女，或是孙权夫人徐。
赵娜则注意到，M5虽出有“吴侯”铭文砖，但与其他列侯、将军一级的孙吴宗室墓的规模相差很大，故推测其为“吴侯”某位家族成员的墓葬，属于列侯的祔葬墓。
另有一种可能，M5的身份确为吴侯，只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导致其墓葬规格低于列侯的葬制，根据文献记载，孙英的经历符合这一条件。
常泽宇又指出，目前考古发现所见汉晋文字砖用例均属“姓氏+侯”的格式，史籍中东汉三国时期的爵称也多倾向于使用姓氏，所以M5砖铭“吴侯”也不出此例，具体所指当为都亭侯吴纂。
江苏金坛方麓“永安三年”墓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薛埠乡方麓茶场，1983年发掘。由甬道和前后双室组成，前室外壁弧凸，顶部四角攒尖，后室为腰鼓形，四隅券进式穹窿顶。
墓中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器、青瓷器、铜镜、铜钱等随葬品，还出有“永安三年”模印纪年砖。因有明确的纪年，目前对该墓为孙吴墓的定性没有疑问。
所谓的“朱然家族墓”，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安民林场，1996年在三国朱然文物陈列馆第三期扩建工程中发现，共包括4座排列有序的砖室墓。
其中M1的规模较大、保存较好，其主体由墓道、甬道、前后双室组成。发掘者根据其与朱然墓的排列关系、墓葬形制和随葬品风格，将该墓断为孙吴时期朱然家族成员的墓葬，时代比朱然墓晚，具体可能是朱然之子朱绩，下葬时间为270年。
在简报正式发表之前，已有学者著文讨论该墓的年代和墓主问题。王俊认为该墓的规格高于朱然墓，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朱然的养父朱治，朱治卒于孙吴早期。
简报执笔者栗中斌也有专文，观点与后来的简报结语大略相同。王志高认同第一种看法，他同王俊撰文重申该墓的年代较朱然墓为早，墓主可能是朱然养父朱治，进而认为包括该墓在内的周边其他孙吴时期高等级墓葬可能是孙策、孙休二陵陵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萃峰则认为，该墓的规格高出朱然墓不少，墓主应非其家族成员，而当为孙吴时期的某位宗室，不排除其为孙桓的可能。
随葬品和砖铭的年代
苏州虎丘路M1公布青瓷器27件，其中一件盘口壶M1︰9直口微敞、束颈、圆肩，肩部贴塑2个桥形耳，肩饰凹弦纹、水波纹。
该器型与安徽马鞍山佳山孙吴墓所出盘口壶相近，只是颈部略显收束、最大腹径与底径比略小、下腹部弧圆更为明显。
按简报，马鞍山佳山孙吴墓的形制和随葬品组合与湖北武昌莲溪寺孙吴永安五年（262年）墓高度接近，其时代当属孙吴晚期。
学界关于六朝时期盘口壶的演变，以为其总体演变趋势是由矮胖趋于瘦高，不过仅从孙吴至西晋时期这一阶段来看，这一趋势并不明显。
而从学者讨论中所列器型演变图可以看到，西晋时期的盘口壶较为显著的特点是整体器型更为浑圆，孙吴时期则稍显挺直，最大腹径以下基本为一直线。
如与苏州虎丘路M1︰9器型较为接近的南京长岗村M5︰1就是其中代表性的器型，其年代被断为吴末晋初。
除了盘口壶，苏州虎丘路M1还出土青瓷罐5件，其中双系罐M1︰45直口微敞、束颈、圆肩、鼓腹，可与江苏吴县狮子山M4和浙江绍兴官山岙西晋墓所出双系罐进行比较，M1︰45稍显矮胖，颈部略微收束，形制在两者之间。
这两座墓的时代均为西晋中晚期。又与浙江衢县街路村西晋元康八年（298年）墓所出Ⅲ式罐形制较为接近。
另有一件印纹陶罐M1︰36，敞口、方唇、隆肩、下腹弧收，与浙江安吉天子岗西晋太康六年（285年）M2︰22的形制几近相同。
苏州虎丘路M5与M1有明确的地层早晚关系，M5出土的两件青瓷钵M5︰2和M5︰3也表现出时代稍晚的特征。这两件青瓷钵皆直口微弧、近底部内收、底内凹。
其中M5︰2与衢县街路村I式碗相似；M5︰3与南京将军山西晋太康七年（286年）近同，这种器型延续的时间似较长，在南京板桥镇石闸湖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中也能见到同类器，但它们终归都属于西晋时期较为典型的器型。
金坛方麓墓出土的青瓷唾壶、青瓷钵和青瓷罐的时代风格也比较鲜明。唾壶与湖北鄂城六朝墓M2258︰1相似，该器被断为西晋后期。
一件钵与上述苏州虎丘路M5︰3基本相同。另一件钵与浙江宁波蜈蚣岭西晋元康元年（291年）M16︰3和安徽凤台西晋永宁二年墓出土的一件钵器型基本相同。
两件罐与南京迈皋桥西晋永嘉二年（308年）墓出土罐的形制相近，又与浙江衢县街路村西晋元康八苏州虎丘路M5还出土了非常多的铭文砖。
其中编号为M5砖︰14的铭文砖残存有纪日的内容，简报未释出，右侧一行我们释为“朔四日庚午富”。这个日期的年份很可能即是建兴二年。
以四日庚午倒推，可知月份为丁卯朔。查《二十史朔闰表》，孙吴建兴二年十二月都不见丁卯朔，西晋愍帝建兴二年则有闰十月为丁卯朔。这又是一个证据。
金坛方麓墓也有明确的纪年，砖铭“永安三年”。孙吴和西晋都有永安纪年，但西晋惠帝的“永安”年号只行用了一年，准确地说只有8个月，按一般理解不应有西晋“永安三年”。
不过墓中所出部分随葬品的时代风格比较鲜明，不会早至孙吴景帝永安三年（260年）。这个矛盾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
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是众所周知的重大历史事件，304年正是变乱白热化的阶段，当年有多个年号反复，先是惠帝改元永兴，正月旋即改元永安，七月又改元建武，十一月又复为永安，十二月再改永兴。
永兴也只使用了一年半的时间，306年又改元光熙，是年十一月，惠帝崩，怀帝即位，次年改元永嘉，持续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结束。
在此期间，时局动乱，政令不通，很有可能导致长江下游地区有相当多的民众不知有永兴、光熙，遂沿用旧有年号。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与之年代年墓出土的罐基本一致。这些器物的年代集中在西晋中期偏晚到西晋晚期。
结语
相近的辽宁锦州前燕李廆墓就有类似的情况，墓中所出墓表题“永昌三年”。永昌是东晋元帝的年始，除河西等较为边远的地区仍大体沿用东汉后期的旧制外。
许多身份极高的贵族之墓往往变成单室墓，晋制出现了，这种新制西汉末开始孕育，东汉后期眉目已见，三国以后瓜熟蒂落。
意思很明确，东汉后期的“汉制”的主要特征是多室，包括对置耳室，“晋制”的主要特征是单室。
俞伟超先生的概括是提纲挈领式的，后彦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晋制”的内涵研号，问题是永昌年号只行用了两年，二年三月明帝即改元太宁，所谓“永昌三年”实际上是“太宁二年”，也就是公元324年。
参考文献
1.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M1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19,(6).
2.王志高,马涛,龚巨平.南京上坊孙吴大墓墓主身份的揣测--兼论孙吴时期的宗室墓[J].
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安徽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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