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灵的声音，比活身边的人更为真实。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如果生命有其根基”，它便是记忆。她作为一位作家的生命以两段挥之不去的记忆为基础：北康沃尔海岸和她的父母。
清晨伊始，在夏日的圣艾夫斯，弗吉尼亚躺在家庭度假房的育儿室里，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一、二，一、二……在黄色的百叶窗后面”。躺在温暖的床榻上半梦半醒之际，她听到了海浪的节奏，风把窗帘吹开，她看到一瞬间的光亮，感受到“能想象到的最纯粹的狂喜”。
多年过后，她想让海浪的节奏贯穿于她最好的作品——《到灯塔去》和《海浪》之中。潮汐的翻涌与破碎代表了存在与终结的最多的可能性。
在《夜与日》里，当凯瑟琳和她的母亲希尔伯里夫人一起翻看家庭相册时，弗吉尼亚·伍尔夫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和自己这代人做了对比。希尔伯里夫人的原型是萨克雷的女儿安妮·里奇—莱斯利·斯蒂芬第一任妻子的姐姐。
希尔伯里夫人翻看故人的照片，对她而言，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就像船，像壮丽的船，不停地向前进，不争先恐后，不像我们一样总是被琐碎的事困扰。她们像鼓着白帆的船，走自己的路”。
而在《岁月》中，佩吉——一位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理想破灭的医生——唯一崇拜的人就是她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姑母，她赞赏她语言中的力量，“仿佛她仍然满怀激情地相信—她，老埃莉诺—人类已经毁掉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一代人，她想。有信仰的人……”
弗吉尼亚年轻时曾听过老斯特雷奇夫人高声朗读剧本。她只有一只眼睛好用，却可以一口气读两个半小时，扮演剧中每一个角色。
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人——“多才多艺、精力旺盛、富于探索精神、思想先进”——深深吸引着弗吉尼亚：她顽强地对抗岁月与灾祸，热情洋溢又充满活力地追求高尚与诗意。对弗吉尼亚来说，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人的行为举止充满美感，这种美建立在自制、同情、无私—一切文明素养的基础之上。
她自己的母亲也完美地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气质：所有男人都很崇拜她，她也毫无疑问是个无私的女人。在美丽和俏皮的外表下，她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护士；在慷慨付出情感的表象背后，她有着严格的判断标准。她的步态显露出果决与胆识。
她笔直地撑着她的黑伞，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充满期待的神色”靠近你，她的头微微抬起，以便双眼能够直视你。对她丈夫来说，她就是华兹华斯的理想的化身，是一个带着高尚的意图去提醒、安慰、指导别人的女人。
弗吉尼亚记得，每天晚上，她的母亲都会写信为别人提供忠告和警示，对他们表达同情，“她眉宇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目光深邃如炬……她历经世事，饱尝风霜，但是憔悴的脸上却看不出悲伤的痕迹”。她的努力有的放矢，几乎从不白费。正因如此，她留在别人心中的印迹是“无法抹除的，就像是打上烙印一般”。
从某种意义上说，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人称道的“现代性”——那种努力逃离过去、创造当代新形式的努力——是站不住脚的。
十九世纪深深地影响了她彬彬有礼的风度举止、她的沉默寡言、她对教育和自由的渴望、对鲜为人知的人的关注（像华兹华斯和哈代一样），以及最重要的，影响了她对于崇高瞬间的强调，正是这一点让她与浪漫主义诗人产生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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