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改变戴笠的命运轨迹。当日，他乘坐专机从青岛启程，原计划直飞南京。
然而，当飞机临近南京上空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恶劣的天气条件让飞行变得极为危险。出于安全考虑，机组人员不得不作出紧急调整，最终决定改飞徐州。
不过在飞往徐州的途中，飞机不幸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失事，机毁人亡，戴笠死在了这场空难中。不过就历史而言，戴笠死了比活着有用。
戴笠生前是搞情报工作，给共产党制造了很多麻烦，他死后，周总理说：“戴笠的死亡直接让我们的成功提前了十年。”
酷吏之子
戴笠曾是国民党情报特务的领军人物，一手创建了臭名昭著的军统局。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军统局在戴笠的指挥下，曾铲除了不少汉奸。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统局的性质却发生了扭曲。
他们将屠刀对准了无辜的百姓，甚至对共产党员进行残忍的屠杀。而戴笠本人，及其得力干将毛人凤，更是成为了民国时期臭名昭著的酷吏。
他们手段残忍，行事狠辣，让人闻风丧胆。在他们的统治下，军统局成为了一个血腥的代名词，让无数无辜之人遭受了无尽的苦难。
戴笠死后，他的家人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他们坚信这次飞机坠毁事件背后必有隐情。不过很快调查结果出来，就是一场意外。
戴笠生前坏事做尽，得罪了不少人，他在世时，他的家人尚且能仗着他的势，但戴笠死后，他家人的际遇可谓是一落千丈。
戴笠有一个儿子，名叫戴藏宜。戴藏宜的成长经历颇为特殊，他从小就对读书毫无兴趣，觉得那是一件无聊至极的事情。
戴笠作为一个在情报特务领域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与常人迥异，这也直接影响了戴藏宜的成长轨迹。
作为酷吏的儿子，戴藏宜从小就深得戴笠的真传。后来戴藏宜沾了父亲的光，小小年纪就进入了部队。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因此戴藏宜在部队里总是作威作福，碍于戴笠的颜面，没有人敢惹他。
戴藏宜似乎全盘继承了其父的负面特质，甚至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他凭借父亲在军统的赫赫威名，在家乡过着如鱼得水的生活，不仅担任乡长，还兼任私立中学的代理校长。
然而，戴藏宜在工作期间不思进取，频频利用身份之便祸害女教员，甚至连亲戚也不放过，其品行可见一斑。
残害忠良，终得报应
对于这个儿子，戴笠可谓是恨铁不成钢。他多次训斥这个毫无出息的儿子，但尽管心中不满，戴笠也不得不委以重任，甚至在生前将国民党铁路警备处处长的要职留给了他。
可惜的是，没有戴笠的庇佑，戴藏宜的职场之路是走不长的，原本共产党是打算在此时清算戴藏宜的，但因为战事紧迫，不得不将此事暂时搁置。
一定会有人有疑问，共产党为什么要清算戴藏宜呢？他究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此事，还得从1920年说起，而且这恩恩怨怨源于戴笠。
戴笠好色，人尽皆知，1920年，戴笠曾调戏一位良家妇女，正巧被江山县广渡乡乡长华春荣碰见。
华春荣救下了这名女子，还顺便把戴笠教训了一顿，华春荣当时觉得不能轻易放过这个流氓，得问清楚他的底细，以便通报乡里。于是，他厉声质问戴笠的身份。
这一问，竟问出了一段意想不到的缘分。原来，华春荣的女儿戴善谋的丈夫是戴笠的远房侄子，两家竟有着近亲关系。
得知这一消息，华春荣也不好撕破脸皮，此事只好作罢。之后戴笠表示自己愿意悔过，跟着华春荣讨生活。华春荣一时心软，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然而，戴笠的劣根性并未因此收敛。他后来因偷窃华春荣的银元被揭发，面对华春荣的质问，他不得不“屈辱”地写下了一封“悔过书”。
后来这封“悔过书”如同一把无形的枷锁，束缚着戴笠的内心，成为他日后功成名就后难以抹去的阴影。
谁能想到，曾经拈花惹草，偷窃的小人，摇身一变，成了军统局的掌门人。随着戴笠在军统的地位日益稳固，他越发渴望摆脱这份屈辱的过去。于是，他让儿子戴藏宜去把那份“悔过书”取回。
但令戴笠意想不到的是，此时的华春荣已经是共产党员，并且多年来为党做出了很多贡献，当年戴笠离开老家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之后两人身份迥异，华春荣更是拒绝和他有任何牵扯，更不愿交出那封“悔过书”。
戴家父子因此动了杀心，戴藏宜亲自出手，残忍地杀害了华春荣及其儿子。华春荣死后。我党决定彻查此事，很快就查出是戴笠和他的儿子戴藏宜所为。
1949年，国民党战败，蒋介石败退台湾，戴藏宜成了丧家之犬，带着一家人躲躲藏藏。当一行人途径闽北蒲城时，不幸遭遇了国民党残兵的洗劫。
戴家人的财物被夺，沦为乞丐。在逃亡途中，戴藏宜被巡逻的解放军认出。他一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都被带到了解放军47师的政治部，接受审讯。
被抓之后，戴藏宜整天惶惶不安，时刻想着逃跑，终于有一天，被他逮到了机会，他抛下了妻子和子女，独自逃离。
不过很快，戴藏宜就被抓了回来。1951年1月30日，戴藏宜罪行确认，在自己的家乡江山县保安乡被执行枪决，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戴藏宜死后，国家并没有难为他的家人，而是出面安顿好他们的生活。但没想到，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偏偏在这时，想起了戴笠的家人。
蒋介石在闲暇时刻，总会想起曾经得力助手戴笠，对戴笠的离世感到惋惜和愧疚。蒋介石曾承诺，会优待戴笠的家人，但是当时急着逃命，早把这项承诺忘到九霄云外了。
这才使他心中一直有些过意不去，于是蒋介石派人打听戴笠后代的下落。后来得知戴藏宜也已经去世，只留下了妻子和儿女。
蒋介石认为自己对戴笠的家人有所亏欠，因此想要尽力弥补这个遗憾。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毛人凤偷偷寻找戴藏宜妻儿的下落。
在戴藏宜被处决后，他的孩子由妻子郑锡英独自照顾。他们一共生育了四个孩子，其中三个儿子分别名为戴以宏、戴以昶和戴以宽，一个女儿名为戴眉曼。
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郑锡英将女儿托付给了好友，自己则带着三个儿子去了上海。然而，在上海的生活并不容易，他们缺乏足够的钱财。幸运的是，他们遇到了熟人，在她的帮助下在徐家汇安顿了下来。
后来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找到了郑锡英一家人，并秘密筹划将她和孩子们带回台湾。为了保护郑锡英的安全，国民党特务决定给她改名为“沈凤英”，并开具了一张合法的出口证，以便她能顺利前往上海。
随后，这名国民党特务便带着郑锡英和三个儿子，乘车前往广州进行转站。然而，在出境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意外。由于戴以宏的名字被他人顶用，导致信息不符，他被迫留在了大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被带往台湾。
很快，郑锡英和两个儿子就被带到了台湾，蒋介石还特地安排了一次重要的接见，他还和戴家的母子们合了影。
郑锡英后来定居在台湾，收到了国民党的特殊照顾，她的大儿子戴以宽后来选择赴美留学，学习企业管理。
而他的弟弟戴以昶则考入了台湾东吴大学，毕业后在台湾省中华实业公司担任要职。相比起这两个孩子，留在大陆的戴以宏就显得孤孤单单。
同样是小孩子，离开了母亲，他只能寄人篱下，他原本由陆秉章抚养，但后来路秉章因事败被抓，戴以宏被养母送进了一家孤儿院。
好在这家孤儿院正是宋庆龄女士当年资助开办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在这里，戴以宏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并在16岁那年被分配到合肥市棉纺厂工作。
他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报名支援边疆，投身于农业建设的第一线。几年后，他被调往安徽枞阳县，成为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转行做了修理工。
至于被寄养在好友那的戴眉曼，也过得还不错。她没什么大的成就，长大后也很快泯于众人，1960年，她与一名汽修厂职工谢培流结婚，之后便再没有什么确切的消息。
直到1991年，有消息称，戴眉曼和母亲郑锡英取得了联系，她还亲赴台湾，和母亲见了一面。后来郑锡英去世之后，她的子女将她的骨灰迁回大陆，和戴藏宜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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