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组织对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的袭击和随后美军的大规模报复令中东危机升级,驻伊拉克美军何去何从也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之一。

袭击与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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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约旦境内紧邻叙利亚-约旦边境的美军Tower 22基地遭到武装分子自杀式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里弗斯(William Jerome Rivers,)、桑德森(Kennedy Ladon Sanders)和莫菲特(Breonna Alexsondria Moffett)三名美军预备役士兵死亡,40多名美军士兵受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组织联盟“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 (The Islamic Resistance in Iraq)随后宣称对此事负责。

Tower 22基地主要用于支持叙利亚境内美军的“反恐”军事行动。由于叙利亚大马士革当局并未允许美军进入叙利亚领土,位于伊拉克-约旦-叙利亚三国交界附近的该基地就成为支撑美国单方面部署在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和东北部哈塞克省约900名士兵作战、甚至生存的命脉所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伊朗自上世纪70年代末“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起就与美国反目成仇,一心在中东打造以什叶派为纽带的“什叶地带”势力范围,这与美国、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发生冲突,导致双方矛盾纠结不解。奥巴马(Balack Obama)通过推动达成《伊朗核协定》(JCPOA),曾一度令局势及双边关系有所缓和,但2018年5月8日,继任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JCPOA,尤其2020年初在伊拉克境内空袭杀死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并积极在中东撮合构建以亲美、亲以、反伊朗为目标的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铁三角”,令美伊关系更趋恶化。

去年10月7日,控制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哈马斯武装(Hamas)发动针对以色列本土目标的“阿克萨洪水”袭击行动(Al-Aqsa Flood),随后以色列军队大举进攻加沙,造成惨重伤亡,并令中东地缘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以色列被中东各国犹太以外其他民族集体孤立,沙特等原本亲美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迫于国内压力拉开与以色列距离,反倒竭力和伊朗保持关系稳定,而伊朗及其支持的“什叶派地带”各组织则借机打出“支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旗号发起针对美国、以色列利益的袭扰,据美方统计,自2023年10月加沙冲突开始至Tower 22基地遇袭,亲伊朗的组织已在已在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对美国发动了160多次袭击,而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Houthi movement)自11月以来已对商业航运和美军发动了约36次袭击。

正如许多评论所言,Tower 22基地遇袭后,拜登(Joe Biden)政府不得不面对十分尴尬、棘手的两难处境。

CNN评论称,拜登政府“面临着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打击力度要足够大,以表明你是认真的,但也要确保你的对手能够承受打击而不进行猛烈反击”,因为他既想警告和遏制伊朗及其支持者在中东针对美国持续不断的袭扰破坏,又不想冒与伊朗这个地区大国直接发生大规模军事对抗的风险。

不仅如此,今年是大选年,共和党千方百计利用此事给拜登政府出难题,一些国会共和党人“在野不怕事大”,明知后果,却仍然在国会和其它场合不断施压,试图迫使拜登直接对伊朗本土开战,从而陷入更大的麻烦。

正是鉴于如此自相矛盾的目标,美国才煞费苦心地拖延了近5天时间才动手,并在这5天里“大喊大叫”,惟恐袭击目标不知道“你就要挨炸了”,并精心设计了所谓“分层应对”(multi-tiered response)的报复模式,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称,空袭目标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以避免平民伤亡,并基于明确、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这些目标与针对该地区美国人员的袭击有关”(但他拒绝详细说明这些证据是什么),留有余地,且故意漏过“大人物”,更竭力避开伊朗本土。

2月2日,美国“分层袭击”的第一层展开了。

据美国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Joint Staff.)主任西姆斯中将(Lt. Gen. Douglas Sims)称,袭击持续30分钟左右,七个地点中3个在伊拉克,4个在叙利亚,共计85个目标包括指挥和控制总部、情报中心、火箭和导弹、无人机和弹药储存地点以及与民兵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下属单位“圣城旅”(Quds Force)、“卫队远征旅”(Guard’s expeditionary)有联系的其他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表示,美军使用从美国本土起飞的B1B轰炸机和其它飞机。北美时间2月4日,两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称,袭击“摧毁或破坏了85个目标中的84个”,但“无迹象表明有IRGC人员在袭击中伤亡”。袭击后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称,美国“入侵”导致多处人员伤亡,代尔祖尔省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拉克西部的一名省级官员表示,在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城市卡伊姆,多处被民兵用作武器库的房屋在周五的空袭中被“完全摧毁”。 这位因讨论敏感局势而要求匿名的官员称,卡伊姆至少有两名平民死亡。稍晚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瓦迪(Bassim al-Awadi)称,袭击造成伊拉克方面16人死亡,房屋和私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伊朗方面消息称,6人在空袭中死亡,其中包括3名伊拉克人,但上述所有消息无法立即得到证实。

2月3日,美英又以“报复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袭击”为由,攻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境内13个地点的36个目标。这是自1月11日以来美英军队第三次、大规模第二次袭击也门境内目标。据消息人士称,美英使用了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USS Dwight D. Eisenhower CVN-69)上起飞的F./18战斗机、英国“台风”FGR4战斗机,以及海军驱逐舰“格雷夫利”号(USS Gridley(DDG-101))和“卡尼”号(USSCarney (DDG-64))上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目前各方均未公布伤亡和破坏情况。

美英竭力将针对也门的袭击塑造为“旨在维护航行安全的独立行动”与约旦美军基地遇袭事件无关,以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但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这“当然是美国试图遏制和打击伊朗在该地区影响力及代理人、又不想冒直接和伊朗开战风险的一系列行动的一环”。

伊拉克会“逐客”么?

伊拉克无疑是此次事件中被殃及的最大“池鱼”:尽管加沙在巴勒斯坦地区,Tower 22基地在约旦,但伊拉克却是美军武装报复中伤亡最多、损失最严重的一方。

伊拉克人口结构十分复杂,尽管传统上由逊尼派执政,什叶派却占总人口60%,而逊尼派人口中还有占总人口比例高达15%、对巴格达三心二意的库尔德人,因此自萨达姆(Saddam Hussein)政权垮台后政治稳定向来十分脆弱,一方面和美国结盟,依靠美国抵御“伊斯兰国”(IS)等极端势力攻击,另一方面小心翼翼维持和伊朗的密切关系,避免激怒人多势众的本国什叶派(尽管伊拉克什叶派和伊朗当局远非铁板一块)。

正如《华盛顿邮报》在美军发动报复性攻击后所指出的,这位因讨论敏感局势而要求匿名的官员称,卡伊姆至少有两名平民死亡。报道指出,尽管美国官员强调,他们希望在规划应对措施时避免出现更广泛的冲突,但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加剧了与至少一个重要美国伙伴的紧张关系”——这“至少一个重要美国伙伴”正是伊拉克。

袭击发生后,伊拉克军方发言人拉苏尔 (Yahya Rasool)指出,美国对卡伊姆和其他边境地区的袭击侵犯了伊拉克主权,他表示,这将“破坏伊拉克政府的努力,并构成对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的威胁”,从而在该地区造成“可怕的后果”。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袭击发生之际,伊拉克正在努力确保该地区的稳定” ,“如此行为的结果,将对伊拉克和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严重影响”。中东当地评论家指出,2020年美国在事先未通报情况下于巴格达机场附近袭杀苏莱曼尼,极大破坏了伊拉克境内政治稳定,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巴格达当局的执政权威,本已令后者十分恼火,并极大刺激了该国社会的反美情绪,加沙冲突开始后这种情绪变本加厉,此次袭击事件则更是火上浇油。

一些当地观察家指出,伊拉克境内被袭击的目标包括伊拉克民兵组织联盟——人民动员部队(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总部,这个联盟成员并非都亲伊朗,并得到伊拉克政府的承认。该组织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谴责美国,称“这次新的侵略行为揭露了美国政府的谎言及其加剧战争的企图”、“美国继续对我们国家的人民进行侵略和显示傲慢态度”。由于巴格达当局在一定程度上要看这些“地头蛇”的脸色,因此也不得不提高对美国的声调。

更要命的是,美国出了有损伊拉克尊严的“乌龙”:

袭击发生后当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在电视会议上公开对媒体保证,袭击之前“通报给了伊拉克政府”,但随后伊拉克官员表示“并未在事先得到任何通报”,2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Vedant Patel)承认“确实未在事先通知”、“但攻击后我们第一时间就通知了”,随即柯比本人也承认了自己几天前的“口误”,尽管如此,曾做过五角大楼发言人的他仍试图“乾坤大挪移”淡化事件性质,称“我回复了当时向我提供的信息。它并不像应有的那么具体,我对造成的任何混乱表示遗憾。话虽如此,我们并没有向伊拉克官员和公共渠道透露我们会做出回应。事实上,我们确实按照标准程序酌情正式通知了伊拉克”。

“事先通报”和“事后通报”的性质有天壤之别,明明“事后通报”却“口误”为“事先通报”,更几乎必定对本就矛盾错综复杂、政治稳定与平衡高度脆弱的伊拉克政治局势构成灾难性威胁,这让驻伊美军何去何从的老问题,一下子又成为新热点。

驻伊美军最多时逾10万人,几经裁撤后仅剩约2500,原本出于平衡考虑,巴格达当局一直含糊其辞,总理苏达尼一方面多次在公开场合谈论“将与美国开启撤军谈判”,另一方面据消息人士称,他在2024年1月初还曾私下告诉美方官员,“希望私下就保留驻伊美军进行谈判”。而美国五角大楼则在去年12月披露,将就驻伊美军前途“展开正式讨论”。袭击的发生和后续的发展迫使巴格达当局不得不减少其在驻伊美军问题上的首鼠两端。据路透社报道,美伊政府已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就美国领导的驻伊拉克军事联盟未来展开讨论,旨在制定分阶段撤军和结束美国领导的伊拉克军事行动的时间表。尽管袭击事件发生前消息人士称“这个进程可能持续至少数年之久”,而巴格达当局至今三缄其口,但中东当地分析家普遍认为,在美方报复行动、尤其“未事先通报却声称事先通报”乌龙发生后,巴格达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回旋余地无疑越来越小。

“逐”不关键“客”关键

问题在于,美军这个“客”实在太过强势和霸道,巴格达当局即便撕破脸皮去“逐”,“客”走不走、何时走,也海德看“客”的脸色。

眼下美国以“反恐”之类口实,在伊拉克长期保留2500驻军,在叙利亚驻军900(也有500-1500的多种说法),在约旦派驻各种名目武装人员约3000人,这是美国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陆地上所部署的、仅有的一点自身军事实力,在中东局势恶化,以色列成为地区众矢之的,“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却偏又是美国“政治正确”的复杂背景下,这点人马宛如鸡肋,继续滞留不足以稳定地缘局势,反倒容易成为地区反美势力的靶标,撤离却又容易被伊朗及其代理人渲染为“怕了我们”、“夹着尾巴逃跑”,有损“国格军格”。

不仅如此,由于驻叙美军系“不请自到”,驻约旦美军则因后者毗邻巴勒斯坦而不得不“低调”,驻伊美军一旦撤走,驻叙、驻约美军的行动力也将大受限制,存在感将大幅降低,自身安全也将得不到保证。

况且在大选年的敏感时刻,共和党也会随时拆台。尽管特朗普在任时同样主张从伊拉克撤军,以确保“美国优先”,但这绝不会妨碍共和党如今拿着放大镜对现任政府在撤军问题上正反挑剔,让后者进退两难。

同样在特朗普任上开始、在拜登任上完成的阿富汗撤军最终变成一场美国政府的公关灾难,“黑锅”结结实实地扣在“谁让你撤军时当政”的民主党和拜登头上,很显然,拜登和民主党都会竭力避免在驻伊美军撤军问题上被共和党抓住小辫子。《POLITICO》5日报道援引多达5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拜登不会立即就从叙利亚撤军作出决断,更不会马上下达撤军令”,很显然,这一条也适用于伊拉克。

美国政府仍然希望,其“分层应对”策略能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并寄希望于伊朗及其代理人也抱持同样的想法。连日来,美国舆论注意到伊朗官方和宗教上层“有节制地愤怒”应对,和其在“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旗下几个主要代理人如卡塔布真主党(Kataib Hezbollah)、“真主党精英运动”(Harakat-al-Nujaba)等相对克制的公开表态,并特别关注美国袭击后这些民兵组织针对美国目标袭击的减少(据说迄今只有两次),

但同时也有人指出,胡塞武装的袭船非但未减少反倒变本加厉,另一些“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旗下分治继续保持反美反以高调。这些观察家指出,“事实上伊朗对这些分支并非可以完全控制”,胡塞武装在很大程度上我行我素,而伊拉克境内许多什叶派民兵组织也对伊朗IRCG成员“指手画脚”啧有烦言,近年来动辄“不给面子”。指望“伊朗的相向而行”,似乎有些一厢情愿。更何况,迫于共和党的压力,5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公开表示,“如果伊朗继续挑衅,不排除对伊朗直接动手”——而众所周知,美伊对何为“挑衅”,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更何况,中东危机的底层矛盾是巴以问题,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和其在中东强推单边霸权主义战略,与其因力不从心而不得不谋求减少在该地区资源投入间的自相矛盾。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驻伊美军无论是走是留,都将注定是个令所有当事方极为纠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