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入山来心知麻，愿将血汗做成家。
自拼自食风尘外，一切行动听党话。”
这首诗的作者名叫钟循仁，是寺庙里的一位僧人，法号妙圆。
奇怪的是，他和大家印象里的其他僧人有极大区别，不光积极响应政府的各种号召，开垦荒地，还特别爱阅读，可以说是博览群书。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年轻时的钟循仁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委等职务。
不少人都对此表示惊讶，从省委书记到落发为僧，这跨度也太大了吧！
那么，钟循仁为什么会做出“出家”的决定呢？他都经历了什么呢？
兴国模范县的“创造者”
钟循仁，1905年生人，老家位于江西省兴国县高兴乡高湖村，革命生涯开始于1929年。
革命时期，钟循仁的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他善于发动群众、组织农协，在分田抗债斗争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凭借着优秀的表现，参加革命不久后的他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从1930年12月开始到1931年9月，国民党三次集中兵力向中央红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其中，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兴国县成为了国民党军“围剿”和红军反“围剿”的主要斗争地。
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发生在1931年2月份，时任中共兴国县委工作巡视团团长的钟循仁明白，想要应对“围剿”，务必要加强对县城群众的革命斗争指导。
在钟循仁慷慨激昂的讲演下，兴国县无数爱国青年的斗志被激发了出来，纷纷拿起武器参与到了反“围剿”斗争中。
高兴区作为反“围剿”的前沿阵地，因国民党军的攻势变得千疮百孔，好在钟循仁顶住了压力，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群众进行坚壁清野，组织游击队与国民党军展开斗争，在配合中央红军作战方面立下了赫赫战功。
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在组织的安排下，钟循仁被调到了县委工作，担任了组织部部长，值得一提的是，在县委任职的那段时间，钟循仁因为表现出色，好多次收到了县委书记贺昌的好评。
1932年2月，贺昌被调任中央后，县委书记的位置由钟循仁接替，那时候可以说是他最为繁忙的一个阶段。
工作包括推动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建设、推进文化教育事业、扩大红军等等，其中，钟循仁在“扩红参军”方面表现十分优异。
为了鼓励各个地区扩红参军的激情，有关部门在1932年9月搞了一个“扩红比赛”，钟循仁所领导的兴国县仅使用了十天时间就招来了1600多名红军，排名全省第一，后续的一系列比赛中，兴国县也数次拔得头筹。
后来，兴国县还因为表现出色被誉为了中央苏区模范县，中央领导人都对此赞不绝口，毛泽东主席更是这样评价道：
“兴国模范县，事实上是在钟循仁手上创造出来的。”
去往何处？
1933年9月开始，国民党军百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肆发起攻击，遗憾的是，我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央红军因战略需要，开启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在中央的主力红军撤离于都之后，中共赣南省委建立了一个“独立营”，其任务是阻击国民党军，保护中央机关的安全。
1934年11月，国民党军进占于都，赣南省委在审时度势后，决定跟省苏维埃政府合并，建立了“赣南工作团”，团长由钟循仁担任，其主要任务是领导赣南红军与国民党军打游击，牵制国民党军。
一个月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变得愈发严峻，为了适应当前情况，红军第二十四师采取了分散游击的思路。
除去中央分区机关的几名领导人外，其他的领导都被分配到了地方工作，钟循仁的下一个工作地点就位于闽赣根据地。
从于都前往闽赣根据地的路并不好走，途中不仅要穿越复杂的地形，还要时刻防备敌军的层层碉堡。
行军路上，钟循仁的身边有一个营的兵力，但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这些兵力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一行人在行进到瑞金隘前的时候已经遭遇了严重减员，钟循仁的身边只剩下了几十名战士。
而就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带领着一个连的战士们及时赶来，将钟循仁安全护送到了目的地。
可以说，杨道明对钟循仁是有“救命之恩”的，缘分就是那么神奇，命运把两人紧紧绑在了一起，最后的两人还都成为了僧人。
1935年3月份，中央分局向闽赣发送了电报，内容为：
“闽赣省要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哪怕十年，十五年，如果万一不行，可前往闽南，与陶铸领导的闽南特委会合。”
从中不难看出，这封电报没有做出什么硬性要求，只给出了一个大体的方向，可是在这时候，闽赣省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省委委员方志纯的想法是尽量向闽西或者闽北靠拢，但宋清泉（闽赣军区司令员）以及彭祜（政治部主任）的想法截然相反，建议向闽中、闽南发展。
身为中共闽赣省委书记兼闽赣军区政委的钟循仁陷入了两难，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初到闽赣，对这里的情况了解不够透彻，自然也没有多少话语权。
最后，钟循仁只好默认了宋清泉的想法，就这样，大部队朝着闽中开进，一边行军一边打游击。
只不过，这个决定也成为了钟循仁此生做的最后悔的一个决定，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宋清泉并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不幸的是，部队在行进到紫山后被敌军所包围，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宋清泉、彭祜带领着630多人选择了投递叛变，把钟循仁和杨道明等人直接给“卖”了。
不幸中的万幸，钟循仁和杨道明等7人趁着黑夜突围了出来，虽然暂时没有了生命危险，但接下来的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该去向何处呢？
隐姓埋名
1935年5月8日，宋清泉投敌叛变，钟循仁和杨道明等人在成功突围后，面临着到何处去的境地。
包括陈常青在内的5名战士选择了回老家，对此，钟循仁和杨道明都表示支持。
那么，钟、杨二人为何不选择回家去呢？不是他们不想回，而是根本回不去。
原来，两人在兴国县都是响当当的共产党员，他们的家人都落入了国民党人的手里，回家无异于自投罗网。
其实，两人想过要寻找党组织，但是，当时的他们已经跟党组织失联好几个月了，别说跟组织取得联系了，连中央分局的位置在哪他们都搞不清楚。
再一个，杨道明因为身体原因无法适应长途奔袭，这又限制了两人可移动的范围。
可是，紫山不宜久留，叛徒很可能会把敌军引到这里来，怎么办呢？钟循仁和杨道明只好选择藏身在秋垄九座寺，之后又到百里之外的闇亭寺出家了。
因为两人身份特殊，为了隐藏自己，他们改名换姓，几乎不跟外人来往，但是，两人寻找党组织的心愿一直埋藏在心里。
一直到1943年，两人终于盼来了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机会，这天，闇亭寺来了两位特殊客人，钟、杨二人在与他们简短的谈话中就意识到，俩客人很可能是共产党员。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两位同志确实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钟循仁和杨道明看到了希望，他们打算在午饭过后再找这两名同志讨论联系组织的事情。
但事情的结果却不尽人意，两名同志因为有要紧事在身，用完午饭过后就匆匆离去了，钟、杨两人寻找组织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
在解放之前，钟循仁偶然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篇“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被打死”的报道，看着报纸的他心情跌落到了谷底。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他决定不再寻找党组织，或者说，他认为自己没有托付起党和人民的信任，没有脸面再见中央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了。
1981年4月，身患重病的钟循仁意识到时日无多，弥留之际，他对杨道明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的病已经无法治好，我的真实姓名谁也不知道，死后照旧保密，不要同家中写信，也不要向上级反映，切记！切记！”
4月29日，钟循仁与世长辞，享年76岁，杨道明也遵循了他的意愿，一直把关于钟循仁的事情埋藏在心里，没有传出去。
但是，随着杨道明的日渐衰老，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一旦他也离去，钟循仁的事迹将会永远埋没在历史中，这对党和国家来说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
于是，在1988年，杨道明选择钟循仁的经历告知永泰县政府领导，同时也表明了他自己的身份。
自此，两位曾经的闽赣省委高级干部的“失踪之谜”才得以揭晓答案，一个53年未解开的谜团也就此揭开。
1999年5月14日，杨道明老先生病故于福建，享年90岁，临终前，杨老噙着泪对看望他的女儿女婿说道：
“我对不起共产党，没有把闽赣省苏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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