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草微风，遍地荒芜，正午的阳光投射在安阳河粼粼的水面之上，殷红如同染血……

北岸，旌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无尽的刀枪丛林泛着耀眼的金属光泽，那是大唐六十万严阵以待的精锐之师，而不远处，史思明麾下五万燕军正遥遥相对，军容整肃，战马嘶鸣。

生死大战一触即发！

只是突然之间，四野狂风骤起，遮天蔽日的沙幕瞬间笼罩整个穹顶，周遭顿时一片漆黑，咫尺难以辨物。

飞沙走石之际，草木被连根拔起，旗杆应声折断，战马更是受惊狂奔不止。

狂风不仅裹挟着大量沙砾尘土，尖锐刺耳的呼啸之声更好似鬼哭狼嚎，莫名的恐惧开始在混沌晦暗的空间内迅速发酵，死亡的威胁考验着所有人紧绷到极限的神经。

在求生欲的支配之下，惊恐骚动变为混乱溃逃，最终双方数十万人马一哄而散，燕朝叛军仓皇逃往北方，大唐官军更是丢弃辎重甲胄、马匹武器，然后向南一溃千里。

大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三月，一场突如其来的诡异沙尘暴打断了安阳河北岸即将上演的搏命厮杀。

而倾尽全力的大唐王朝，最终还是没能在至关重要的邺城之战中获胜，几乎就要被按下休止符的“安史之乱”，在此之后，则进入了更加混乱无序的尾声……

一切都预示着大唐即将胜利

公元758年，距安史之乱爆发已过去三年，在经过血腥的厮杀，以及漫长而反复的拉锯之后，战争的局势开始走向明朗：

一年之前，唐军精锐尽出，并在回纥骑兵的援助之下，相继于香积寺和新店两次决定性战役中大胜燕朝叛军主力，随即成功收复长安、洛阳二京——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曾在战火中饱受荼毒蹂躏的大唐王朝，也许很快就将迎来胜利的时刻。

反观大燕帝国这边，安禄山继任者、弑父篡位的安庆绪，在连遭重创之后，被迫放弃都城洛阳，沿途收拾残部一路向北逃蹿，最终勉强聚起六、七万兵马，得以在邺城（今河南安阳）附近立足。

但可能是江河日下带来的强烈挫败感，也许是大难临头更要及时行乐的末世心理作祟，偏安邺城一隅后，安庆绪开始整日纵情声色，大肆营建宫室楼船，以此逃避现实，苟且偷安。

大燕皇帝醉生梦死之际，掌握朝堂大权的高尚和张通儒却没有闲着，两位重臣都觊觎能独揽朝纲，纷纷抛却政事不顾而忙于明争暗斗，搞得燕国小朝廷是乌烟瘴气、一片狼藉。

而手握军权的“天下兵马使”崔乾佑，性格又刚愎乖僻，且极为残忍好杀，以致燕朝将士人人心怀怨愤，军心士气也是日渐低落涣散。

交锋三载，大唐王朝已从叛乱之初的惊慌失措中逐渐稳住阵脚，官军亦是愈战愈勇、士气如虹；而仅仅保有邺城周边七郡之地的大燕帝国，此时却是内忧外患、上下离心。

公元757年末时，意外惊喜再度传入长安——安禄山的左膀右臂、叛军中另一位重要领袖史思明，在杀掉安庆绪派往范阳的监军阿史那承庆后宣布反正，随即携所辖十三州郡并麾下八万精兵，重投唐廷怀抱。

肃宗李亨闻讯大喜过望，赐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河北观察使。对于这个在关键时刻主动“弃暗投明”的叛军核心人物，大唐王朝给予了最高规格的优待，所有恩赐一如叛乱之前，玄宗曾对安禄山的封赏。

公元758年二月，为庆祝大唐光复两京及收服河北，登基刚刚两年的肃宗欣然下诏改元，而取自《易经》的“乾元”新年号，也昭示着天子重整河山、再续大唐盛世的雄心壮志。

这是安史之乱以来，大唐王朝最接近成功的时刻，只等肃宗发起致命一击，彻底攻陷邺城，将摇摇欲坠的大燕帝国连根拔起。

然而，一向谨小慎微的李亨，却在所有人的翘首企盼之下，犯了其即位以来，第一个严重的错误……

变生肘腋：史思明降而复叛

平叛形势一片大好，肃宗龙颜大悦，着手对郭子仪、李光弼等一众功臣加官进爵，同时也准备赦免在安史之乱中投降叛军的官员。

然而宽宥叛臣之举，却遭到派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吕諲、御史大夫崔器等人的集体反对，性格懦弱的李亨经不起朝议纷争，最终还是对一批曾经委身燕朝的官员痛下了杀手。

按说此时天下未定，正是笼络人心之时，而唐廷反以严苛的手段惩治投降官员，不仅让身处叛军阵营、摇摆不定的燕朝官员，从此死心塌地为安庆绪卖命，也让原本已经归顺朝廷的将领人人自危，尤其是手握重兵的史思明，更难免会生出猜忌自疑之心。

而此后不久，重臣张镐又向肃宗进言，直指史思明“因乱窃位，力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彼虽人面，心如野兽，难以德怀，愿勿假以威权”。

而作为史思明多年的对手，李光弼也认为其“外示顺命，内实通贼”，并向肃宗献策，建议选派信得过的人员，代表朝廷前往范阳宣旨慰问，然后借机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思虑再三，肃宗最终同意安排与史思明关系密切的乌承恩出使河北，并承诺事成之后许其以范阳节度副使之职。

不料乌承恩尚未离京，消息便不慎走漏，而早有防备的史思明表面盛情款待大唐钦差，安排其入住自己府邸，暗中却派人藏匿于床榻之下。

夜间，乌承恩将暗杀计划及朝廷封赏向其子和盘托出，父子正得意忘形之际，不料埋伏之人突然现身，屋外大批士卒更是一拥而入，当场搜出李光弼的暗杀牒文，以及一本列满策反范阳将士的名册。

人赃俱获，乌承恩父子及其随从二百余人当即被杀，而愤怒中的史思明随即上表朝廷，责问李亨“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

肃宗弄巧成拙，只能将所有责任推脱到已无法开口辩驳的“替死鬼”身上，表示“此非朝廷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为，杀之甚善！”

只是曾经的“叛军二当家”哪有那么容易糊弄，史思明得理不饶人，再次奉上充满威胁意味的奏折，直言“陛下若不诛杀李光弼，为臣也只有亲率兵马前往太原讨伐逆贼”。

话已至此，双方的关系再无任何回旋余地，公元758年五月，史思明重新拉起反旗，刚刚“归顺”不久的河北地区，再度与大唐决裂。

其实仔细分析，张镐和李光弼的判断都没有问题——史思明投诚，只是迫于形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一旦时机成熟，这个野心勃勃的枭雄，必然原形毕露。

而且有安史之乱的芥蒂在前，李唐王朝与割据河北的史思明之间，根本没有信任可言，双方在日后大概率还是会兵戎相向。

但彼时唐军的主要打击对象，是盘踞邺城的大燕皇帝安庆绪，无论如何都应该稳住名义上已经臣服朝廷的史思明。

河北州郡既已脱离大燕政权，史思明当然不愿再贸然与唐廷翻脸，从而两面树敌。但正是由于暗杀行动操之过急，客观上加速了史思明的再次叛乱，此举不仅给正在备战的唐军凭添劲敌，更为此后的邺城惨败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精锐尽出却群龙无首

对于史思明的降而复叛，起初并没有引起长安方面的足够重视，大唐王朝的战略重心、李亨君臣的关注焦点始终还是在大燕皇帝安庆绪的身上。

乾元元年（758）九月二十一日，肃宗颁布诏令，命九大节度使各统麾下兵马，分由不同方向，往叛军最后的巢穴——邺城集结。

其中包括：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安西及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关内及泽潞节度使王思礼，外加一路远道而来支援的平卢军，十路大军共计二十万人马，准备一举摧拔邺城，剿灭安庆绪。

此次出征，唐军可谓是名将云集，郭子仪、李光弼二人自不必说，那是“安史之乱”中大唐最耀眼的帝国双子星。

淮西节度使鲁炅，在“安史之乱”初期，率孤军坚守南阳九个月，使江汉地区变成了安禄山不可逾越的屏障，由此名震中原。

而安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更是大唐威名赫赫的“陌刀战神”，攻克长安最艰难的香积寺之役，正是此人率两千陌刀军步卒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唐军主力才最终等到了胜利时刻的来临。

九大节度使外加二十万精锐，以如此庞大的阵仗，去对付困于邺城一隅、苟延馋喘的安庆绪，肃宗自然对即将到来的决战充满信心。

得意忘形之际，大唐天子再出昏招，将全军主帅位置空悬，而以宦官鱼朝恩作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为此次出征特设的职位，虽无指挥之名，但却已无限接近元帅职权。

对于此举，官方给出的解释也非常合乎情理：此前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广平王李俶，已被册封为太子，当然不适合再继续带兵出征。

而军中最具威望的郭子仪、李光弼，二人地位相若、功绩相当，很难从中确定出主帅人选。

但所有人都清楚，真实的原因无非“忌惮”二字——郭、李二大节度使不仅手握重兵，而且在安史之乱中战功赫赫，若再以主帅身份收复邺城，谁能保证郭子仪、李光弼，不会变成比安禄山、史思明更加可怕的敌人？

功高震主便是武将的原罪，寡恩薄情才是君王的本色——“安史之乱”让李亨几成惊弓之鸟，即使像郭、李这种为大唐出生入死的将领也毫无信任可言。

只是决战在即，肃宗却将大唐最精锐的兵马，托付给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阉人，邺城之战的结局其实已经失去了悬念，而这也无疑是李亨在“逼迫”史思明反叛之后，犯下的又一个、也是最致命的错误……

垂死的燕军，坚韧的邺城

乾元元年十月，郭子仪所部率先渡过黄河，攻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燕军大将安太清不敌，狼狈退至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后，又遭唐军所困。

安庆绪闻报，立刻与大将崔乾佑、田乾真共率七万大军倾巢南援，不料卫州之围未解，燕军主力反而在郊外中伏惨败，连安庆绪胞弟安庆和也在乱军中遭擒杀。

大燕皇帝只得纠集残部北逃，而唐军一路尾随，追迫甚急，安庆绪无奈于邺城西南愁思冈一带仓促组织反击，再度被郭子仪击溃，前后折损共三万余人。

待逃回邺城之后，安庆绪再无反击之力，随即便被从各路纷至沓来的二十万唐军全面合围，而后大唐兵力又陆续增至恐怖的六十万人。

大军压境，安庆绪自忖无力相持，急忙遣使向范阳求援，并声称一旦脱困，便甘愿让出大燕皇位。

史思明并不关心安庆绪的生死，但从战略上而言，邺城是范阳的南面屏障，所谓唇亡齿寒，史思明自然不能坐视唐军轻易克城。

有鉴于此，公元758年底，史思明亲统十三万大军从范阳南下，但基于保存实力以及等待战机的多重考虑，这个老狐狸并未直接挥师救援，而是驻扎于邺城东北百里之外的魏州（今河北大名县），遥望唐、燕两军鹬蚌相争，静待渔翁得利之时。

从乾元元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数十万官军对邺城日夜猛攻，但安庆绪君臣深知城破便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婴城固守，抵抗尤为坚决。

而唐朝部队既无主帅统一指挥，九大节度使本身又互不统属，此时兵力虽众，却形同散沙只能各自为战，以致数十万人麇集城下猛攻近半年，却依旧只能望城兴叹。

值此期间，安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在攻城时还不幸为流矢所中，伤势即将痊愈之际，其突闻帐外兵戈之声四起，乃大呼杀敌，致伤口破裂，最终血流数升而死。

李嗣业被称为“大唐军魂”，香积寺之役，此人赤膊上身，所向披靡，状如天神下凡，却不料一代陌刀战神的传奇故事竟在邺城之战中匆匆落幕，实在令人无限唏嘘。

回到邺城战场，因强攻无效，唐军只好采取水淹之策——在流经邺城以北的漳水上筑起两道堤坝，又挖出三条壕沟，硬生生将汹涌的河水灌入邺城。

顷刻之间，城内“井泉皆溢”，沦为一片水乡泽国，而燕军官兵就在水上搭建木屋继续与城外唐军死磕硬耗。

围城日久，粮食日渐匮乏，城里军民只得捕鼠为食，以致鼠肉行情暴涨，一只老鼠竟卖到四千钱。

而士兵只能挖取墙上泥土，将原来筑墙时掺杂进去的麦壳淘洗出来，再从马粪中找寻尚未嚼烂的纤维，然后将这些“食材”混合着勉强给战马充饥。

由冬至春，离心离德的燕军官兵在绝境之中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与顽强，这一点也令唐军始料不及。当然，一场人为的大水，也将许多准备投诚的士兵彻底困于城中，只能负隅顽抗，苦等范阳援军。

时间来到乾元二年二月底，就在唐军师老兵疲之际，一直于北方虎视眈眈的史思明，也终于出手了……

天灾还是人祸？一场诡异的溃败

在此之前，李光弼就曾向鱼朝恩建议，围城的同时，应立即分兵北上进逼史思明所部，就算不能取胜，与之相持，也足以解除唐军腹背受敌的危险。

但鱼朝恩却几乎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这个太监尚未尝够主帅的威风，又岂能容得下旁人指手画脚？更何况在其看来，六十万官军兵临邺城弹丸之地，克城还不是易如反掌？而区区史思明又有何惧哉？待拿下邺城，再乘胜挥师北上，直驱范阳，将叛军彻底击溃，又何愁大业不成？

决战尚未开始，外行指挥内行的危害就已经暴露无遗，愚蠢而自大的鱼朝恩还在做着黄粱美梦，而史思明却已经找到了庞大唐朝军团的“软肋”。

二月下旬，养精蓄锐多时的范阳援军分为两部，其中八万人留守魏州，五万精兵则随主帅南下向邺城袭来。

但老到的史思明并未选择与唐军正面交锋，而是将部队分散驻扎在邺城方圆五十里范围之内。然后每营设大鼓三百面，日夜不停敲击以此震慑骚扰唐军。

随后又以每营遴选出五百精锐骑兵，潜伏至城下袭击唐军的小股部队和辎重。一旦对手主力来援，偷袭者便又立刻四散逃离。

不仅如此，史思明还派人乔装改扮成官军模样，随后四处拦截、焚毁后方的运粮车队，唐军为应付骚扰早已精疲力尽，苦不堪言，又因粮草不继，更是斗志涣散、人心惶惶。

三月初六，安阳河北，史思明感觉时机已经成熟，率先发起进攻，唐军中李光弼、王思礼、鲁炅等将领随即率部接战。

战役之初，双方互有伤亡、难分胜负，但不久鲁炅便被乱箭射伤，仓皇率部后撤。而此时身后郭子仪所率的朔方军尚未完成列阵，一下子被冲乱了阵脚。

值此千钧一发之际，战场风云突变——阳春三月的天空瞬间一片漆黑，紧接着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刹那间天昏地暗，咫尺莫辨。

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 ——《资治通鉴 · 唐纪三十七》

突发的天地异象，令所有人都惊恐莫名，于是两方人马不约而同地掉头狂奔，最终几十万人的大决战，以近乎荒唐又略显滑稽的方式草草收场。

当然，如果仅以战争的结果来看，唐军并没有直接败于史思明之手，交战双方更接近于一哄而散，然而唐王朝攻克邺城这个战略目的毕竟是没能实现。

而且，史思明的军队退往邺城西北两百余里外的沙河后，便稳住了阵脚。反观六十万唐军，在交战之前已经军心大乱、士气低迷。

而一旦溃败发生，整个局面更加难以控制，四散逃亡的过程中，除了郭子仪所部能勉强保持队形不散，退至洛阳以东河阳桥驻防外，其余各支部队，“弃甲仗辎重委积于路”，几乎溃不成军。

经此一役，“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加上大量士兵逃散，整个大唐军方可谓是元气大伤。

最后，从战争后续的影响而言，大唐王朝也无疑是邺城之战的落败方。

史思明屯兵休整之后，先是假意结盟将安庆绪诱出邺城，随即以替安禄山报仇为名，将安庆绪及其四个弟弟，以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等燕朝重臣一网打尽。

至此，史思明整合、吞并了原属安庆绪的势力，已完全具备与大唐正面抗衡、甚至碾压唐军的实力。

而九大节度使兵败邺城后，纷纷逃回各自防区，由于海量物资的丧失，士气又低落到极点，更导致整个大唐王朝，都在史思明即将到来的反扑威胁下瑟瑟发抖。

乾元二年十月，就在邺城之战半年后，刚刚光复的东都洛阳再次宣告易手，肃宗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而大唐王朝之前辛苦积累的胜势瞬间荡然无存，

“安史之乱”的主角虽已变换，却又重新回到纷乱的起点，结束，更是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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