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加沙冲突爆发至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态度变化显著。其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加沙问题上的分歧也不断暴露,尤其是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刻意和美国保持距离。与此同时,美西方国家内部也因加沙冲突产生尖锐对抗,一些政界人士对以色列的批评明显增多,民众不时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表达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和同情,抗议本国政府对加沙人道主义灾难的漠视。

这些现象反映出巴以问题作为一个顽疾,正在成为威胁中东地区稳定和全球安全的重要因素,美西方国家不仅需要反思自身过去所作所为,更需要重新审视巴以问题对地区、世界甚至对其国内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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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5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本尼·甘茨(右)会面。

背负历史责任的西方国家应更有效推动停火

此次加沙冲突的爆发,从表面上看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起的,但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和本轮加沙冲突的延宕,与西方国家历史上的殖民政策及其在中东地区谋取私利的意图难脱干系。

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2024年3月8日,一名巴勒斯坦支持者在英国剑桥大学对英国前外交大臣贝尔福的画像喷漆,并用锋利物体将其划坏。

众所周知,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公开发表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言论,导致阿犹矛盾产生,这也是当代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取得了对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权”,并通过鼓励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来维持本国对巴勒斯坦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但这一政策难以维系。

巴勒斯坦问题失控后,英国不得不在1947年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至当时由美国控制的联合国讨论。最终,联合国大会在1947年11月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即联合国第181号决议)。不难看出,英国推动的巴勒斯坦“分治”,是其在历史上一贯推行的“分而治之”殖民政策在中东地区的典型之作。“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在当时极大地忽略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此后巴勒斯坦各派别以各种形式发起的反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抗议这一“历史不公”的因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西方国家因背负历史和道义责任,在推动本轮加沙冲突尽早停火上更需付出有效行动。

从立场“一边倒”到美国“特立独行”

本次加沙冲突爆发初期,美西方国家大多被情绪主导了立场。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后,短短两天内以色列包括军人与平民在内上千人惨死的影像信息便在网上广为流传,极大冲击了美西方国家政府、媒体和公众的情感,这些国家各界几乎都对以色列遭受的攻击表示震惊和同情。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到访以色列,展现对后者的支持。

例如,去年10月18日,在美国总统拜登抵达以色列访问的十几个小时之前,加沙地带的一家医院遭空袭,报道称造成500多人惨死,面对记者的提问,拜登却为以色列开脱,称该事件“应是另一组织所为”。10月19日,就在拜登访问以色列的第二天,英国首相苏纳克也抵达以色列,并对媒体表示,“我在这里表达对以色列人民的声援是最重要的。”

然而,随着加沙冲突的不断持续,尤其是以色列的地面军事行动在加沙地带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后,美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在该问题上的裂痕开始出现。

2月1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以色列总理通话时,直言不讳地称加沙的人员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必须停止”,并称无法向处于绝对人道主义紧急状态下的加沙民众提供援助“毫无道理”。2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尔及利亚代表阿拉伯国家提出的、在加沙地带立即实现人道停火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但美国再次行使一票否决权,使决议草案未获通过。包括法国在内的多国表示,对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因美国否决导致涉加沙决议无法通过感到遗憾。这是自去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第四次在加沙地带停火问题上行使否决权,显示出美国不仅在联合国层面与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希望立即实现加沙停火的愿望背道而驰,也与一些西方国家立场差距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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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8日,拜登在特拉维夫与内塔尼亚胡会面。

出现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更关心加沙军事行动的目标是否达到,而一些西方国家则需考虑支持以色列所带来的道义和民意压力。不过,不同于拜登政府,美国国内则持续出现反战声音和行动。自加沙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民间反对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的声音越来越大。

例如,2月25日,一名美国空军现役军官为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在华盛顿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门前点火自焚。公开报道显示,这已经是过去三个月里美国发生的第二起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自焚事件。3月13日,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国际机场,数百名抗议者封锁了航站楼举行抗议示威,抗议者还高举写有“立即永久停火”“停止武装以色列”等字样的横幅。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国内政治派别甚至“战时内阁”成员对内塔尼亚胡的政策也存在不同看法。2024年3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会见了应邀到访的以色列“战时内阁”三巨头之一、民族团结党领导人本尼·甘茨。据报道,甘茨此次华盛顿之行,并未经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准,内塔尼亚胡对此“怒不可遏”,并指示以色列驻美大使馆不要为甘茨提供便利。这说明以色列战时领导层内部裂痕不断扩大和公开化。

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3月14日发表讲话称:“内塔尼亚胡总理已经迷失了方向,他让自己的政治生存凌驾于以色列的最佳利益之上。”此外,3月12日,内塔尼亚胡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视频讲话时称,以色列必须摧毁哈马斯在加沙最南端城市拉法剩余的武装人员,否则哈马斯将重新集结、重新武装并重新控制加沙。而此前的3月9日,拜登曾罕见批评内塔尼亚胡的军事策略“是在害以色列”,称如果以军攻入拉法,将是踩踏“红线”。上述系列事件也显示出美以关系正因加沙冲突持续而出现分歧。不过,也有报道称美高级官员私下告知以官员,只要以方避免采取可能导致美以联盟破裂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拜登政府将支持以方在拉法城区和地下袭击哈马斯的高价值目标。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此次加沙冲突的立场分歧还可从对待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态度上看出来。1月16日,以色列单方面公布并指控UNRWA多名员工参与去年10月7日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不久,欧美多个国家宣布暂停向该机构提供资金。

UNRWA是国际社会援助和救济巴勒斯坦难民的主要责任机构,如果完全停止运作,不仅将直接导致加沙难民“断粮”,还将给流落在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等中东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生活带来严重冲击,从而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全。因此自3月中旬以来,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与组织,不顾以色列和美国的压力,宣布恢复援助UNRWA。随着加沙冲突的持续,欧盟和一些西方国家比美国更担心冲突带来的红海危机等外溢效应会进一步发酵,从而对本国经济、社会和安全形势带来更严重冲击。

外界看透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底线”

加沙冲突在事实上宣告美国和以色列此前刻意将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的战略难以奏效。2020年1月,美国特朗普政府曾试图通过出台“世纪协议”,拉拢以色列和一些中东国家实行“共同繁荣”,对巴勒斯坦施以“小恩小惠”,使其放弃长远建国目标,但最终被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严辞拒绝。

此后,美国又推动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再次试图让一些阿拉伯国家“边缘化”巴勒斯坦问题,忽略巴勒斯坦的“建国大业”,这些事件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重要背景。此次加沙冲突爆发后,加沙惨烈的人道主义危机与巴勒斯坦民众绝望的呐喊,再次唤醒了落实“两国方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近期,包括西班牙等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表示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而美国国内呼吁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声音也明显增长。

此外,美国在结束加沙冲突方面表现出来的左顾右盼和捉襟见肘,将进一步疏远其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加沙冲突持续不绝,延缓了包括沙特在内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不愿看见的。对此,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公开表态称,沙以关系能否正常化取决于以色列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国。

可以看出,美国和以色列在加沙冲突上的立场,使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更加认清了美国在加沙冲突和中东问题上的核心关切。美国不愿冒美以关系破裂的风险去向以色列施压,维持美国和以色列特殊的战略盟友关系是美国中东战略的一条“底线”。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美以关系明显优先于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因此,未来美国的中东政策将面临一项重大挑战,即如何重新赢得中东国家的信任,如何在未来的中东和平进程中恢复公信力。

原文标题《【世界知识】余国庆 刘姝含:美西方国家立场分歧为何不断加深》,文章来自公众号“世界知识”,作者余国庆、刘姝含,分别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经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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