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杭州日报·倾听》，原文有删节）

（本文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经所官方转载）

口述 黄家雄

记录 魏水华

NO.1

【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我能干什么”，是很多年轻人心里的疑问】

大家通常称我为农业科学家，但我对自己职业的定义是“种地的”。只不过我种的植物比较特殊：咖啡。

1964年，我出生于云南文山，那是云南南部一个美丽的生态小城，植物资源丰富，三七、天麻、灯盏花、苦菜，都是我家乡的特产。

物资匮乏的年代，各种野菜、野果陪伴了我的童年。在田间地头玩耍的时候，“这个能不能吃”是小孩最关注的话题。

对植物的爱好，就此埋下了种子。

本文口述者黄家雄

1982年，我高中毕业。那是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我能干什么”，是很多年轻人心里的疑问。

而我，又是那种喜欢别出心裁的孩子。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身边同龄人们大多青睐师范院校和医学院，我却选择了云南热带作物学院*。（现为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

学校位于普洱市思茅区，那是云南乃至全中国热带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我的专业是“栽培”，要学的东西很庞杂，包括病虫害防治、土壤营养、种子管理等等。总结起来一句话：让植物更好地活在土地上。

在农业学里，栽培是最基础的环节。无论多么优选的作物，如果不能大规模健康栽培，其商业价值就是零。

咖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国家的咖啡产业起步晚，到我上大学的20世纪80年代，国内咖啡消费才渐渐萌芽。

云南是中国可种植面积最大、最适合咖啡生长的省份。所以，国内最早、最完善地开设咖啡栽种课程的农科类高校，就是我们学校。而我，也由此有机会接触到咖啡。

第一次见到新鲜的咖啡果，第一次亲手烘焙咖啡豆，第一次冲泡咖啡……这些“第一次”，都是我的大学回忆。

没想到，这种植物定义了我一生的事业。

NO.2

【我的导师马锡晋，新中国咖啡种植业的奠基人之一】

1985年，我毕业了。

双向选择工作的时候，我选择了位于保山市的云南省农科院热带和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云南热经所*）。

这个地方，是新中国咖啡种植业的摇篮。

云南热经所创立于建国之初，当时中苏交好，苏联和东欧国家有巨大的咖啡市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有条件种植咖啡的国家并不多。

在“种咖啡，创外汇”的号召下，我们云南农科院的前辈们开始寻找合适的咖啡和适合其生长的土地。

这张照片，应该是新中国最早的关于咖啡种植的影像资料。拍摄时间是1955年，地点就在我们热经所的植物苗圃里。照片里的人，是我的导师马锡晋，新中国咖啡种植业的奠基人之一。

照片上，马老师正在照料著名的云南小粒咖啡品种——铁皮卡。这是英语typica的音译，意为“典型种”。

咖啡主要分三大亚种：阿拉比卡、罗布斯塔和利比利卡，中国人习惯称它们为小粒咖啡、中粒咖啡和大粒咖啡。一般来讲，阿拉比卡咖啡的品质最佳、经济价值最高。铁皮卡，就是典型种的阿拉比卡小粒咖啡。

马锡晋老师跟我讲过新中国咖啡源起的故事：那是1952年，他与时任云南热经所张意所长一同去德宏州芒市遮放镇调研，在傣族、景颇族百姓的庭院里发现了当作观赏植物的咖啡树。主人家也说不清楚这些树的品种和来源，只知道是祖辈传下来的。

如今，德宏一个叫弄贤寨的村庄里还存活着古老的咖啡母树，我专程去看了，也做过相应的研究。这棵树应该种植于20世纪初。当时中法战争结束，蒙自开关、滇越铁路建城，大量传教士涌入云南。咖啡的种子，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传入。

我们的经济作物选育，尤其是水果选育的过程有个规律：越是新的、优选的品种，越倾向于含糖量更高，苦涩味降低的方向。

但咖啡不同，它的评判标准不是越甜美越好，而是追求酸、甜、苦、涩等味道的平衡与回甘。在一些古老的品种里，往往藏着不为人知的惊艳风味。从清末以来，因为战乱、市场需求等各种原因，中国咖啡一直没有系统化选种育种，也没有大规模商业种植，这对咖啡产业来说，是失落的半个世纪。但对农业科学工作者来说，这种半自然的状态，反而把很多老的品种、老的口味保留了下来。

这是我们咖啡科研选育种植行业的基石，也是今天中国咖啡的底气所在。

NO.3

【潞江坝，是云南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咖啡产区之一】

找到咖啡树的马锡晋老师很高兴，他向少数民族老乡采购了20多斤咖啡鲜果，带回当时位于云南芒市的农科院林场里，交给曾庆超等专家育苗。

每次讲到这一段，都能引起农科院老专家们的共鸣。据说，当时大家看着咖啡种子发芽，特别激动，又怕当地气候不利于咖啡生长，四处寻觅着更合适的种植地。

潞江坝，也就是今天的保山市潞江镇，就在这时，进入老一辈专家们的视线里。

小镇的地理位置很独特，濒临怒江，背后是险要的高黎贡山。翻过山，就是中国最西南的县级市，和缅甸接壤的腾冲。

与湿润温暖的腾冲气候完全不同，潞江坝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因焚风效应出现的干热河谷地貌。

在气象学中，因为高海拔山脉挡住了湿热空气，在向风坡成云致雨，在背风坡形成干热气流的整个过程，称为“焚风效应”。

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黎贡山挡住了来自印度洋的湿润水汽，成就了潞江坝既炎热干燥、又不缺灌溉水源的独特环境。虽然地处亚热带，但这里却是中国研究种植热带作物的最佳试验田之一。

更有意思的是，汹涌而下的怒江在这里打了个弯，把大量肥沃的腐殖土沉淀下来，天然适合农产品种植。

比如咖啡。

从种植专业的角度看，咖啡的存活条件并不苛刻。它的需水量不大，也不怎么挑土地，最重要的要求是气温：温度过低会让咖啡果被霜打发黑，甚至植株死亡；温度太高，会加重虫害，缩短风味积累时间。

同时，咖啡很多山地作物一样，对种植海拔有一定要求：海拔越高，生长周期越长，品质越好。在温度允许的情况下，高海拔就是好的咖啡产区。

潞江坝稳定的气温、肥沃的土地、充足的灌溉条件和巨大的海拔落差，是云南乃至全世界最适合种咖啡的地点之一。放到全球对比，这里与牙买加蓝山咖啡的自然环境非常近似。

新中国刚成立，潞江坝还受傣族土司的管辖。为了在这里种咖啡，云南热经所的领导特地赴昆明，找主政西南的陈赓将军开介绍信，请土司分了一块怒江边的田地，作为所里的科研园圃。

新中国的咖啡之路，就此起步。

那一年，距离我出生，还有12年。

咖啡从种子发芽到成树、结果，周期一般是三年。1955年前后，种植在潞江坝的咖啡终于挂果。

1958年，保山籍爱国侨领梁金山从云南热经所培植的咖啡豆里选了一些，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何香凝女士品尝。何香凝在回信里致谢：“咖啡味道甚好，已转本委各负责人同志品尝……在云南发展各种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都有无限前途，望继续为促进云南的各项生产事业而努力。”

云南咖啡，由此受到外界的关注。

在我进入热经所之前，已经有好几代农业科学家投入新中国的咖啡事业。除了张意所长、我的老师马锡晋，以及曾庆超研究员外，还有育种专家李兰芬、种植管理专家革家云、咖啡土肥专家张星灿、咖啡病虫害研究专家汤仙芝，以及最早发明咖啡脱皮机的李超等。

是他们把1949年前种植在边民庭院里的观赏植物，经过科学培植育种，变成了适宜现代化生产管理的商业农产品。

说句不夸张的话，如今我们喝到的每一杯国产咖啡，都离不开这些把毕生精力投入咖啡事业的前辈。

20世纪60年代，咖啡出口受阻，中国的咖啡产业再次进入停滞期。到20世纪80年代，国门再次打开，我人生中第一杯速溶咖啡，是大学时喝到的。

实打实的咖啡种植，与咖啡厅里的小资情调绝不是一回事。我们搞农业的，不能离开土地，我常常和咖农们一起抽烟喝酒，种咖啡，喝咖啡。

潞江坝的阳光，把我和咖农们晒得一样黑。长时间的野外作业让我有大量机会看到，精致的咖啡文化背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另一面。

NO.4

【第一批20多只麝香猫运到的当晚，就死了三只。相当于一晚上赔了1万元】

咖农王文昌，是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优秀咖啡种植者之一。他的祖辈都是农民。在接手了家里的20多亩玉米地之后，他砍掉了其他农作物，专心种起了咖啡。

一段时间后，王文昌和很多咖农的咖啡地都出现了“叶锈病”，咖啡叶子成片成片枯黄凋零。“叶锈病”之前在国外很多咖啡产区爆发过，是一种真菌感染。对咖农来说，这个从未见过的植物病害，搞不好会让一年白忙活，甚至颗粒无收。

当时，我们一方面培育抗锈病的新品种咖啡，一方面查阅大量论文，和咖农们一起实践，硬是用硫酸铜和生石灰调配出了国外论文里提到的一种杀菌剂：“波尔多液”。

把带病的咖啡枝条剪下来烧掉，给未染病的咖啡树喷上“波尔多液”，王文昌家的咖啡树保住了！

但这么做提高了咖啡种植的成本，王文昌又开始动脑筋——怎样才能提高咖啡产品的溢价，而不是几块钱一公斤的廉价卖给收购商。

有一年，王文昌在上海旅游时喝到猫屎咖啡，他来了灵感。回来后，他尝试用咖啡豆喂高黎贡山的果子狸。把果子狸的排泄物冲洗干净后，晒干得到咖啡生豆，有经销商愿意高价收购这种豆子，但还缺少一些麝香猫咖啡特有的醇香。

王文昌到处找关系，办了相关执照，真的从缅甸搞回一批麝香猫，圈养在咖啡园里。他告诉我，一只猫当时的价格是3000元人民币。在“万元户”就了不得的年代，为了做出真正的猫屎咖啡，王文昌把身家性命都压上了。

第一批20多只麝香猫运到的当晚，就死了三只——相当于一晚上赔了1万元。王文昌找我们求助，可我们是研究植物的，对养殖业也是外行。

事实证明，没什么能难住我们的咖农。在渡过了最初的难关后，麝香猫终于适应了高黎贡山的气候和环境。中国最早的麝香猫咖啡庄园，就这样诞生在潞江镇。

如今，王文昌的咖啡园里已经放养了100多只麝香猫，女儿王秋丽毕业后也回村帮他一起养猫、种咖啡，算是“后继有人”。

像王文昌这样靠咖啡发家致富的咖农还有很多，如番啟佐、谢显文、郭文魁、赵洪毕、李府决等人，已由传统农民向新农人、向农民企业家华丽转变，他们不仅个人致富了，还带动了一大批咖农共同致富。

看到我们的咖农干得这么有声有色，我由衷地高兴。

NO.5

【一个比利时越洋长途打到所里：潞江坝的咖啡，得奖了】

更让人高兴的是1993年11月10日——那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比利时越洋长途电话打到所里：潞江坝的咖啡，得奖了！

在那年的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由我们云南热经所选育，由当时国营潞江农场栽培的咖啡获得了金奖。证书后来寄到国内，至今保存在保山。

“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很多人比较陌生，它每年给全世界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团队和产品颁奖。在此之前，世界各国对中国咖啡尤其云南咖啡的认知非常有限，获奖证明世界咖啡业注意到了云南这个新兴产地的魅力。

30年后的今天，尤里卡金奖，依然是中国咖啡史上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奖。

这个奖拿回来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两周年前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外面的世界也对欣欣向荣的中国越来越感兴趣——哪怕身处云南一隅，依然受此恩惠。

NO.6

【当年和我一起分配下来搞咖啡种植的大学生和中专生，先后走了11个，最后就剩下我一人】

1999年9月，我被派往保山市隆阳区杨柳乡平掌村和芒宽乡勐林村，开展咖啡科技推广服务，这一去就是三年。我在两座村庄参与营建了5000多亩咖啡园。

2006年起，我又先后十多次赴老挝，参与当地4万多亩咖啡种植园的建设。

受国际大环境影响，云南的咖啡产业也走过一些弯路。很多咖农把注意点转到了求量、抗病上，忽略了口味的精挑细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精品咖啡的口碑。

2011年，云南咖啡收购价跌破每公斤15元，低于成本价了。很多伤了心的咖农，把价值不高的低海拔咖啡树砍了，改种玉米。

老乡们也要吃饭，我们做农业的都理解。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为他们谋福利，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提升咖啡的品质，帮他们卖个好价钱。

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田间地头的曝晒、挨家挨户的培训推广、几年如一日的品种观察。

热经所的工作太辛苦，当年和我一起分配下来搞咖啡种植的大学生和中专生，先后走了11个，最后就剩下我一人。

那几年，我们一家在保山都是租房住，为了解决孩子上学问题，先后搬家5次。

大家都说，我是在“为爱发电”。

但也就是这个“电”，为我们热经所培养出了一支由我领衔的咖啡创新团队。2012年，我们一口气引进了卡杜拉、卡突埃、维拉萨奇等国际流行、价格较高的咖啡种子2000多公斤，在实种成功后，向咖农们推广。

NO.7

【越来越多一线城市的咖啡馆里出现了云南产区、保山产区的咖啡单品】

我们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也学着对标世界先进的咖啡产区。

2013年，被誉为“世界精品咖啡之王”的瑰夏咖啡由我们所率先引进，在云南多地试种。

同一年，我们热经所和云南其他专家发起成立了云南省精品咖啡协会。这是向世界三大精品咖啡协会（美国、欧洲、日本）看齐，把精品豆与普通商业豆、速溶咖啡区分开来，推广精品咖啡理念和生产技术。

万幸，云南咖啡、潞江坝咖啡又火了。这两年，我们的咖啡收购价格直线上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越来越多一线城市的咖啡馆里出现了云南产区、保山产区的咖啡单品，与巴拿马、埃塞俄比亚这些全球顶级的咖啡产区并驾齐驱。我们的努力没白费。

2017年，我被授予“云南省技术创新人才”称号，我把奖状和我写的那些书：《小粒咖啡标准化生产技术》《咖啡加工技术》，摆在办公室的醒目处，既是一辈子的最高荣誉，也是时刻提醒自己：咖啡行业既传统，也要永远准备好“新点子”。

哪天我退休了，最大的愿望是抽时间去非洲、东南亚和拉美的先进咖啡产区走一走。回来后，我想种上一小片咖啡园，让自己和咖啡的芳香，永远连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