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一位年轻的女郎坐在巴黎司法宫中的长凳上。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带着毛领的呢子大衣，将尖削的下巴藏在衣领中。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贝雷帽，只露出眼睛附近的肌肤，苍白无比。
她的眼睛不大，无机质般呈现灰蓝色。鼻子倒是不小，尤其是鼻头，垂坠着一坨软肉。嘴角往下撇，显出无所谓的态度来。
司法宫中走廊巨大，人流如织，但没人靠近这个女郎身边，仿佛她是夺命的病毒，恨不得将这块地方抽成真空。
女郎抬起眼睛看向虚空，她在等待最后的审判。
1933年8月21日
“梅尔先生，梅尔先生，求求您，开门啊！”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马达加斯加街9号老房子中忽然响起了年轻女孩儿尖锐的呼喊声。
梅尔先生在太太的抱怨声中从床上爬起来，摇摇摆摆穿上晨衣。梅尔太太嘟嘟囔囔，满心不情愿，却被尖叫声迫着跟在梅尔先生的身后朝门口进发。
一打开门，梅尔先生就被一个个子高挑，身材丰满的女孩扑了满怀。
他尴尬地张开手，回头看了妻子一眼。梅尔夫人的面沉如水，呼吸声粗重了许多。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梅尔先生尽量柔声问道。
怀中的女孩子微微抬起头，这是隔壁诺齐埃尔家的维奥莱特小姐，她面色雪白，眼中含着泪水：“爸爸妈妈死了，家里都是瓦斯的味道。”
梅尔先生吓了一跳，下意识向对门望去。诺齐埃尔家的门虚掩着，里面黑魆魆的，像是藏着一只吃人的野兽。
此时这座老房子仿佛在喧嚣声中醒了过来，其他住户打开门探出头，细碎的说话声音响起。这本就是一座老房子，每一套公寓都狭小又逼仄，但凡有人在楼道里闹出一点大动静，其他住户都听得清清楚楚。
梅尔先生轻轻推开怀里的维奥莱特，推开了诺齐埃尔家的门。一股浓重的瓦斯味儿扑面而来。梅尔先生用手帕掩住口鼻，走进厨房，关掉了厨房的瓦斯，然后打开了窗户。梅尔先生觉得这里味道奇怪极了，他不怎么想多停留，只是借着昏暗的灯光向内看了一眼，地板上似乎躺着一个人。
走出来，就听到外面维奥莱特小姐呜呜咽咽地对邻居诉说：“我刚到家，一开门就闻到瓦斯味儿……跑进公寓看到爸爸躺在卧室地板上，妈妈躺在床上，我摇了摇他们，他们都不动弹……”
梅尔先生等门房来了后又进去一趟，他们在地板上发现了让·巴普蒂斯特·诺齐埃尔先生的尸体，他面色铁青，手抓着床腿，好像想借力站起来。而他瘦弱的妻子杰曼·诺齐埃尔太太则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似乎平静地死去了。
有人叫了救护车，警察和救援人员差不多时间来到。维奥莱特小姐将刚才所说的内容又跟警察说了一遍，含混地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自杀，最近我没怎么住家里……”
见警察问得差不多了，一位和善的邻居太太扶走了浑身颤抖的维奥莱特：“可怜的孩子，我家里有热水。”
救护人员抬走了诺齐埃尔先生的尸体，当他们检查诺齐埃尔太太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女人还有微弱的呼吸。
“这个女人还活着！送她去医院，快！”
诺齐埃尔太太被送到了最近的圣安东尼医院抢救，马达加斯加街的邻里们都在讨论这对“体面”的中年夫妇为什么选择自杀的时候，谁都没发现，维奥莱特没有去医院，也没有留在家中，而是消失在夜色里。
1915年1月11日
维奥莱特•诺齐埃尔出生于卢瓦尔河畔的纽维。
维奥莱特的父亲让·巴普蒂斯特·诺齐埃尔是一名铁路司机，母亲杰曼则是一名机械师。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一部分女性有机会脱掉繁复的裙装走向工作岗位。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令大批家庭妇女变成“职业女性”。当男人在战争一线拼杀的时候，女人们则在后方顶替男人先前的工作岗位，赚钱维持家庭生计。
杰曼就是这样的情形下当上了机械师，让·巴普蒂斯特则在战争中承担运输任务，两人在战争期间抽空生下独女维奥莱特•诺齐埃尔。
一战结束后，诺齐埃尔先生回到巴黎，将家搬到了里昂火车站附近的第12区马达加斯加街9号。诺齐埃尔太太则回归家庭，有时间的话做点缝纫工作补贴家用。
诺齐埃尔夫妇是12区有名的模范夫妇，丈夫有份稳定的工作，妻子杰曼则温柔可亲，唯一让邻里觉得有些遗憾的是，两人只有一个独生女维奥莱特。
大家都觉得维奥莱特是个“好孩子”。她长相并不十分出挑，说起话来温温柔柔，笑起来的时候唇角还有一个小小的梨涡。作为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维奥莱特从索菲·日尔曼学校毕业，然后进入伏尔泰和芬乃伦中学就读。
有些碎嘴的邻人背地里谈起诺齐埃尔家的事儿，都觉得他们让女孩儿读太多书。“女孩子认识几个字就行了，最重要的还是找个有钱的丈夫。”
诺齐埃尔夫妇并不这样认为，维奥莱特是他们的骄傲，他们跨越阶级的希望。但从她进入高中开始，一切都变了，维奥莱特的成绩开始下降，邻居们经常听到诺齐埃尔家传出吵闹的声音。
邻居发现，维奥莱特小姐开始经常不回家。有人多嘴向诺齐埃尔夫人问询，女人尴尬的道：“她住在朋友家，离学校更近一些。”
瘦弱的女人诚恳地看着邻居，背地里却擦了一把眼泪。
1933年8月28日
诺齐埃尔夫人在医院中抢救的时候，维奥莱特却不知所踪，巴黎警察局局长莫泽尔有些奇怪。
父亲身亡，母亲躺在医院生死不明，女儿却不在身边守候，多少都有些不合情理。
还有另一件事儿令莫泽尔百思不得其解：警察们搜查了诺齐埃尔家，发现盘子和剩菜依然摆放在餐桌上，那是为三个人准备的晚餐，还配有酒杯。如果说夫妻二人决心自杀，为什么会邀请第三个人共进晚餐，第三个人又是谁呢？
第二天早上，一份来自医院的报告让这桩案件有了新的进展。根据圣安东尼医院医生的检测报告，诺齐埃尔夫人依然处于危险期，但并不是因为吸入过量的瓦斯，而是服用了致命剂量的维罗纳，也就是安眠药巴比妥。根据医生的检查，她根本没有吸入多少瓦斯，因为安眠药的作用，她早早就陷入了昏睡，显然根本不可能自行打开煤气。
莫泽尔将案件提交给了当地法官，法官立刻签署了文件，让法医对诺齐埃尔先生的尸体进行解剖。果然，男人也死于维罗纳，并非煤气中毒。
自杀？不，这是一桩谋杀案。
当地著名神探纪尧姆被抽调过来破案。纪尧姆迫切想与维奥莱特聊一聊，却始终找不到少女的身影。探员带着人一寸一寸地检查了这间公寓，这是一个狭窄得令人感觉窒息的地方。只有两个房间，诺齐埃尔夫妇床旁边摆放着餐桌，维奥莱特的房中除了一张床，转身都很艰难。墙壁薄得像一张纸，在这边轻轻扣一下，隔壁会发出哐哐的声音。厨房和厕所就更加夸张了，就像硬生生从本来的房间中隔出来一块。尤其是厕所，没有门，坐在客厅可以直接看到小便池……
纪尧姆觉得有些不舒服，勉强排除脑中的不适继续翻找，他们在两个酒杯中找到了维罗纳的痕迹。
然后，警察又在厨房的废纸篓中找到一张便签条，上面写着：
给诺齐埃尔夫妇：
请记得服用随信附上的药粉。
多伦医生
纪尧姆在梳妆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些写给维奥莱特的情书，是一个叫路易斯·皮埃尔的人写的，有地址，纪尧姆打算稍后去拜访。
他先去拜访了多伦医生，这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老医生。老医生看了一下便条就道：“这是伪造的，我从来没有写过。”然后又皱着眉头：“我从来没有给诺齐埃尔夫妇开过药，倒是一直在给维奥莱特治疗贫血。”
从医生家出来，纪尧姆去找了路易斯·皮埃尔。他不在家，但警探从看门人和邻居那里得知皮埃尔是个年轻的法律系学生，家境富裕，喜欢艺术，私生活放荡不羁。
邻居道：“最近皮埃尔好像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一个叫维奥莱特的高个子女孩儿。”
纪尧姆的人走访了附近的咖啡馆、餐厅、舞厅，问了无数的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名叫玛德琳·德比泽的金发女孩。女孩儿说她是维奥莱特最亲密的朋友，却说不出她的朋友此刻在哪里。但她很坚定地告诉纪尧姆，案发那天他们在一起玩到很晚，如果需要作证，她能拉出10多个人证明。但很快就提供给侦探们另一个消息：诺齐埃尔夫妇受害的前一天晚上，维奥莱特很早就回了家。玛德琳道：”维奥莱特说她想回家去她父母那里过夜，离开聚会，她就回家了。
纪尧姆的心中有些怀疑，他带着警察又回到马达加斯加街9号，从邻居口中得到了一些新信息。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妇道：“维奥莱特小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她的父母总是在我们面前夸耀。”说到这里，老妇人停了一下，舔了舔嘴唇，似乎对接下来的话有些不好意思：“她的父母似乎无法控制她……我的意思是说维奥莱特在学校总是惹麻烦，从十二三岁起，她就和一个又一个的男人在一起。”看着警探们认真的神情，老妇人忍不住替女孩子辩解了一句：”或许是她突然受到男生们的欢迎时被冲昏了头脑。“
还有邻居说他们总是听到维奥莱特与诺齐埃尔夫妇争吵，“我有过自己生活的权利！”邻居太太模仿女孩儿高亢的嗓音道。”她离开家很多次，但最后总是会回来，寻求父母的帮助。“邻居太太总结道。
纪尧姆心中影影绰绰得到危险的结论时，对门的梅尔先生提供了几条更可怕的信息。这已经不是诺齐埃尔家第一次发生可疑事件了，两个月前，老诺齐埃尔差点被泄漏的瓦斯毒死；还有一次，他们卧室的窗帘神秘着火；另有一次，诺齐埃尔夫妇吃完饭后感到腹部剧痛，打电话给医生……
最后，对诺齐埃尔先生的财产调查令纪尧姆认定了维奥莱特的嫌疑。诺齐埃尔银行里有大约180，000法郎，如果父母双亡，这笔钱将归维奥莱特所有。
1933年8月29日
纪尧姆四处寻找维奥莱特，但始终寻不到少女的踪迹。他想跟女孩子谈谈，哪怕从女孩口中得知只言片语都好。但很快，他就无需再费心得到女孩儿的口供，第二天早上，医院传来消息，诺齐埃尔夫人已经从昏迷中醒过来，并且指控女儿维奥莱特下毒。
得知丈夫的死讯时，还不能开口的诺齐埃尔夫人满眼泪水。等到她能说话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指责维奥莱特毒害了他们：“她说那是多伦医生给我们开的头痛药粉……让我们混在水中全部喝下……”
在诺齐埃尔夫人支离破碎的陈述下，纪尧姆理清了案件的全部。
案件发生在8月20号，而不是众人认为的21号。那天维奥莱特与父母共进晚餐，然后劝他们服下“头痛药粉”，在诺齐埃尔先生死亡之前，他们昏迷了很久。
“那个女孩有魔鬼的狡猾！”纪尧姆有些齿冷，“头天晚上，她给父母下了药，让他们自生自灭。然后，拿到了不在场证据的第二天午夜，她回到家，打开了瓦斯，让这一切看起来像是刚刚发生。”
诺齐埃尔夫人身体好转一些后，又讲述出更多更可怕的细节。比如他们夫妻服下药粉后非常不舒服，维奥莱特说会去找医生。一会儿后她回来，把另一种液体灌进他们的嘴里，现在看来，这种液体一定含有更多的维罗纳……
诺齐埃尔夫人还证实家中少了4，000法郎，很显然，维奥莱特拿走了这笔钱。
警察们全力追踪，维奥莱特很快落入法网，被捕后，她很快就承认了一切罪行。于是，这桩新闻仿佛在巴黎市中心投下一颗炸弹，将所有法国人的目光都吸引到这件事儿中来。
人们唾沫横飞地讨论这桩骇人听闻的杀父案，仿佛将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抛在了脑后。
这一年阿道夫·希特勒刚刚当选德国总理，德国国会大厦失火，德意志战车即将在欧洲大陆肆虐。
1934年9月
为什么这个可怕的、邪恶的、可悲的故事刺激到法国人的神经？
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男丁大量阵亡，女人们顶了上来，抛弃大的、不方便活动的衣摆，走进工厂，男人的活儿做起来，回家还要照顾一群不知事的孩童。
一群从“乡野”来的“移民”，蜂拥至大城市。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有稳定的工作，吃苦耐劳，却同时省吃俭用，希望能在大城市里打下一片天地。
他们大多数人与诺齐埃尔夫妇一样，租住在一间小小的公寓里，孩子不多，努力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跨越阶层，在这个城市里出人头地。
对于大部分报纸读者来说，诺齐埃尔夫妇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将所有心血都奉献给下一代，却在亲生女儿身上遭受失败。他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希望能够在巴黎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希望下一代可以成为中产……不曾作恶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
许多人写信给法庭，要求将维奥莱特挂在绞刑架上绞死。报刊杂志长篇累牍地进行报道，给她取了很多绰号：穿裙子的怪物、黑天使、冰心洋娃娃。
公众的情绪是如此激烈，以至于一群暴徒试图冲击Petite-Roquette监狱，维奥莱特不得不在严密的看守下被转移。
法国警方的工作效率不高，用了一年多时间才将整个案件整理完毕，用谋杀罪将维奥莱特送上塞纳法庭。
开始的时候，情况一边倒，公诉人讲述了一个堕落女孩儿的故事。她在学校里认识了不三不四的同学，然后开始晚归，不回家，与男生们鬼混。她从家里骗钱花在男朋友路易斯·皮埃尔身上，还在舞厅当起了脱衣舞娘。最后，在贪婪的驱使下，这个女孩儿对自己的父母举起屠刀……
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绞死她！绞死这个可怕的女人。”然后法庭中响起了一片嗡嗡声。每个人都用冷冽的眼光盯着被告席上的女孩儿，然后将头转向法官，好似在说：“您还在等什么，赶紧宣判她的死刑。”
维奥莱特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她的眼神中透着厌倦，慢慢开口：“我在狭窄的房间里度过了整个童年。家里只有两间卧室，浴室没有门，很多次，我都看到父亲在厕所里小便……“维奥莱特的脸上没有多少表情，眼睛也空洞地望着远方。“小时候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当我开始发育的时候，每一次在窄小的没有门的浴室里洗澡，每一次看到父亲毫不顾忌地在我面前小便，半夜听到他们在隔壁做/爱，我觉得恶心。“
维奥莱特继续道：“父亲对我的态度不太正常，13岁那年，他强迫了我。”说到这里，19岁的少女声音开始发抖：“在那之后，还有很多次……”
维奥莱特拿出一块破布：“这是我父亲同我发生关系时为避/孕准备的，平时，这块布铺陈在他们欢/爱的现场。”
她讲述的故事是如此荒诞，如此可怕，解释了为何杀父，仿佛一股洪流冲击每一个在场旁听的之人的心灵。乱伦这两个字令在座每一个人都羞于启齿，rape、Incest这等词语在当时是完全禁忌的话题，就算是一心博取头条的新闻界也避免使用这些词语。
所有的人突然失去了声音，直到法官的重锤敲下：“休庭。”
法国政府抓住机会，将这桩犯罪事件变成了社会事件，各种各样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在左右两党的对抗下，这个案件很快就脱离了司法范畴，成为一桩政治事件。
右翼觉得，这是一个攻击“颓废的一代”的机会。他们跳起来谴责那些一战中或者战后出生的青年，觉得这些年轻人已经失去了传统的道德观。他们颓废、堕落、挑战社会秩序，动摇家庭和社会基础。
他们大声呼喊：“那个人（维奥莱特）是个‘穿衬裙的怪物’！她放荡又无耻，一直在撒谎，侮辱自己的父亲，也侮辱了一位绅士的品格。根本就没有什么‘乱伦’之事发生。”
左派则不同，他们认为维奥莱特是父权制的受害者。残忍的、权威的父亲，将自己畸形的感情强加在亲生女儿身上，女孩儿的堕落是反抗的象征，女孩儿弑父是被逼到癫狂的结果。
他们大声疾呼：“为什么要将乱/伦视作男性社会的禁忌？如果乱伦真的发生在这个女孩身上，那么这个不幸的女人不应该得到怜悯吗？”
还有一部分人则另有观点：他们抨击诺齐埃尔家是一个越界的家庭。诺齐埃尔夫妇送女儿上不匹配他们阶级的学校，一般这种收入的家庭都供养孩子读完中学，然后敦促他们尽快参加工作，以减轻家庭经济压力。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儿没有管束在外读书，她的堕落难道不是诺齐埃尔夫妇自找的么？
对孩子要求过高的父母与对父母索取太多的孩子，他们为自己的野心买单。
维奥莱特案件成功地将法国人的注意力从隔壁德国发生的那些可怕事件中转移开来。在纽伦堡集会期间，左翼日报愤怒地刊登了一幅漫画，漫画中一名纳粹军官向希特勒挥舞着一份报纸，上面写着：那个维奥莱特！都是为了她！
1934年10月13日
媒体、政治党派与公众吵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司法程序勉强撑着往前走。女儿对已故丈夫的“性侵犯”的指控，母亲杰曼表示不信，她嘶吼着：“我不接受，我要为已故丈夫的名誉抗争到底！”
控方律师表示，这个女孩儿撒谎成性，她与一些道德有瑕疵的人混在一起。而她善良的父母被爱蒙蔽了双眼，给了她太多自由。却没想到，他们会丧命在亲生女儿手中，甚至死后的名誉都被污蔑。
辩方则有不同的看法：社会告诉女人们，她们应该服从，应该在长大之后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对于生活加诸在身上的种种波折，都应该坦然承受。
但事情本不该是这样的，维奥莱特只是反抗了，她需要快乐的生活，想要离开那个逼仄的家庭，当她痛苦的无法承受的时候，她杀死了那个给予她最多痛苦的人……
与控辩双方一样，社会上也为如何处理维奥莱特吵成一锅粥，法庭接到过无数封来信，或是要求严惩，或是要求宽纵，其中几封最不寻常的信来自那些父系乱伦受害者。她们恳求法官相信维奥莱特，并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然而，无论外界是如何吵嚷，1934年10月13日，最终审判来临。
诺齐埃尔夫人出庭，在终审的时候为她“不正常”的女儿恳求宽恕。但陪审团只用了几分钟就判定维奥莱特有罪，法官派尔宣布：“判处死刑，无任何减刑情节。”
从1887年后，再也没有法国女人死在断头台上，故而总统勒布朗在圣诞节将维奥莱特·诺齐埃尔的判决减刑为终身监禁。
接下来，战争的阴云高高悬挂在欧洲上空。激进的右翼们欢呼雀跃，但随着德意志军队的入侵，他们再也无法抬起曾经高昂着的头颅。左派顺势而起，高举人权主义大旗，战争中已经死去了那么多人，应该给那些罪责不明或仍有疑点的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各种原因交织下，1945年8月29日，维奥莱特被假释。
1963年，维奥莱特的律师甚至设法让她恢复了所有权利，维奥莱特结了婚，在天主面前忏悔过错，并成为一名坚定的天主教徒。她融入社会，结婚，丈夫早逝，留下5个孩子。然后与母亲一起经营一家酒店，并于1966年死于骨癌。
一个女儿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如果一切这么简单直白的结束，司法归司法，那么事情简单明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但事情往往并不会就此结束。包青天中的《铡美案》，罪犯者因为身份地位而使整个故事变得跌宕起伏。而维奥莱特杀人案则是因为变成了社会事件，一切就向着诡异的方向前进。
右翼分子努力证明维奥莱特是个不检点的姑娘，她心狠手辣，应该立刻将她推上断头台，让雪亮的闸刀斩断这个罪恶女人的头颅。
而左派诗人保尔·艾吕雅在一本诗集和艺术品中写道：“维奥莱特梦想着解开/并解开/可怕的毒蛇血脉之结。”她被塑造成了一个文化偶像，一个女权神话，一个上演“诸神黄昏”的女神……
多么可悲的开端，多么荒诞的结局。
如果维奥莱特的父亲真的犯下了恶行，他应该被杀死吗？
为什么维奥莱特在杀死父亲的同时要对母亲痛下杀手，在不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做了什么？
维奥莱特是真的是一个用极端的方式杀死了父亲，抱着必死的决心去摆脱传统生活的反抗者吗？
那么，在引起轩然大波后，只蹲了几年大牢就重回社会。她结婚生子，就像是传统女性一样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最后自然死去，回归到一个平常女人的平凡人生又算什么呢？
种种谜团笼罩在这个女孩儿身上，人们因为自己的角度和经历对案件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而社会的变革，思潮的涌动也左右了一个人的人生。
当历史和人物都变成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时，我们又能看到几分真实？
罪行与时局、人心交织在一起后，弥漫成混沌的灰色。应当像包拯那样坚持正义和真相，还是抱着：算了，他/她也是其情可悯，法律是死的，法外也有情？
文字冷冰冰列在白纸上，人心却多变又莫测，按照冰冷的文字还是莫测的人心？善于应势利导，随机应变才是人类最可怕也最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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