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1398—1457），浙江钱塘人，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明英宗时，为兵部侍郎。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决策守京师，坚决主战，加强防御，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使明朝转危为安。
之后他采取积极的措施整饬边防军务，努力稳定政局，在与北方瓦剌的作战以及与南方少数民族相处中，于谦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
指陈时弊的锐利青年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才子袁枚回到故乡杭州，拜谒岳王墓，写下了《谒岳王墓》一诗。
这首诗提到了两位命运类似的将领，一名是世人皆知的抗金英雄岳飞，另一名便是抗击瓦剌的于谦。同为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的功臣，于谦与岳飞身份并不一样。文官出身的于谦以刚毅忠贞的品德挽救社稷于危亡，这样的不易，让他名垂千古。
因此，在袁枚眼中，长眠于西湖畔的岳飞和于谦，已经与西湖如画的天然景色水乳交融。正是有了他们的加持，西湖的景致在旖旎之外多了几分人文的厚重感。
初春的西湖游人如织，位于三台山麓的于谦祠略显清静，游客可乘船前往于谦祠拜谒。于谦祠码头的牌坊上刻着“丹心抗节”四个字，这与乾隆帝有关。
乾隆帝曾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春下江南，于杭州拜谒于谦祠和于谦墓，御书“丹心抗节”匾额。如今牌匾上的“丹心抗节”为后人所书，乾隆题字仅有史书记载，匾早已遗失并未留传下来。
牌坊面对着一潭幽静而清澈的春水，因为潭里有一座小山，从高处看，形状似乌龟，因此这里被称为乌龟潭。乌龟潭虽然与西湖水域相通，但隐藏在西湖西侧一隅，避开了大部分的世俗喧嚣，显得尤其宁静清幽。
于谦被冤杀后归葬杭州故乡，族人选择将其安葬于乌龟潭旁边，或许也是考虑让他不再被打扰。明成化二年（1466年），于谦昭雪，杭州老百姓聚到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的府邸，要求按成化帝诰谕中“朕心实怜其忠”的说法，将于谦故宅改为怜忠祠。
这便是如今位于西湖东上城区祠堂巷42号的于谦故居。这样，西湖西于谦祠、墓合一，西湖东故居静静矗立，成为杭州西湖柔情之外的血色的人文坐标。
顺着草木葳蕤的绿道前行，映入眼帘的是白墙灰瓦的祠堂建筑，在山林中散发着朴质的气息。朱漆大门正上方，牌匾上的“于忠肃公祠”几个隶书大字庄严肃穆。进入祠堂，序厅正中石灰岩上镌刻着前言，石灰岩的造型灵感源自谦青年时代所作的《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不仅是于谦一生的真实写照，更精准地概括了一名清官与爱国英雄在帝制时代的个人悲剧。
社会总是螺旋式上升，时代的前进总有曲折。正如于谦的起伏命运与他身后不同时期遭遇的不同对待。于谦祠和于谦墓在清军入关等战乱时期曾被毁坏，林则徐任浙江杭嘉湖道时，曾捐献官俸修整于谦祠、墓。
特殊历史时期，于谦墓曾被夷为平地，1982年重建时，于氏家族的7座坟茔被改为一座，即现存石结构的于谦墓。
于谦的曾祖父于九思本为河南考城（今兰考县）人，曾官至湖广宣慰司都元帅（三品官），后调任杭州路大总管，遂把家迁至钱塘太平坊（今杭州市祠堂巷42号于谦故居）。
于谦的祖父于文曾在明洪武年间做过工部主事，父亲于仁是另类，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无心仕途，隐居于钱塘。一来是家族世代为官，家底还是有的；二来是因为他淡泊致远，发誓“隐德不仕”。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同年，在西湖东的太平坊的一处官宦世家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当地流传这样的故事，说孩子出生之前，于仁做了个梦，梦见绯袍金幞的金神对他说：我文天祥一生为大宋操劳，却不能拯救大宋于水火，实在是一生之憾事。
大明再过几十个春秋，必有亡国之忧，我感动在于家一门忠义，不忍华夏再生灵涂炭，我打算转世投胎，做于家子嗣。于仁大惊，原来眼前的神仙便是抗元名臣文天祥，他立即跪拜口称逊谢。
待于仁醒来，闻见后院传来婴儿啼哭之声，于是，“以志梦中逊谢之意”，给孩子起名为“谦”。当然，坊间传说有虚构成分。
但联系到于仁所处的时代，大明正值上升期，朱元璋的铁血政策一时刹住了官场的某些歪风邪气，但内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宦官专权、外防空虚的隐患渐显。
毫无疑问，明智的于仁预见了时代的走向，作为文天祥的粉丝，他向于谦灌输民族意识和文天祥的故事，也在意料之中。
杭州历来商贾繁荣、文脉昌盛，出身于官宦世家又是累世书香，于谦从小如鱼得水。他自幼聪敏好学，过目成诵，所见所闻，信手拈来。
十六七岁时，于谦常与学友登吴山三茅观读书。在山中见人煅烧石灰石，于谦感慨地写下《石灰吟》。吴山位于西湖东南，春秋时为吴越争夺的地方，故名。
吴山以林泉胜，以奇峰怪石、摩崖石刻而闻名。昔时山上寺观林立，香火旺盛，确实有烧石灰的工匠劳作。
不过，于谦作诗的记录散见于各种野史，他写《石灰吟》的时间历来有争议。有人认为《石灰吟》可能是于谦后来四处为官时所作，甚至是在“夺门之变”后，他意识到自己即将遭遇不幸，想起岳飞、文天祥的命运，便慨叹而作此诗。
不管怎么样，于谦从小在家风的熏陶下，便博学多闻、志向远大、性情正直。后来他写下《观书》一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大致是说，书卷就像是我的多年老友，无论清晨傍晚还是忧愁快乐，总有它们陪伴。明代政治禁锢、文化高压之下，心学盛行，不少文人士子转向个人的修为而闭口不谈国事，于谦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学以致用的儒士精神心怀社稷，给明朝注入了一股文人知耻的清风。
据《明史》记载，于谦不仅有才，长得也帅。他身材高大，肤色白皙，两眼炯炯有神，行为潇洒，在学生中鹤立鸡群般，是妥妥的校草。17岁时，于谦参加乡试不第，直到23岁才考中举人。24岁参加会试，于谦居全国第一。之后，他赴京参加殿试。
于谦在殿试时说了什么，已无文字记载，只知道他抨击时政十分锐利，所谓“策语伤时”，想必是直指朝廷的各种时弊。
主考老师见这青年锋芒太露，有些忌惮，打成绩时故意将其压到三甲九十二名，后放任都察院山西道监察御史。
可抚则抚，可剿则剿
明朝所遇到的民族关系问题不止于北方，南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当时，南方各少数民族反叛明中央的起义频繁发生，给明朝造成很大压力。
那么，如何处理明政府与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呢？于谦提出了“可抚则抚，可剿则剿”，机动灵活的两手策略。
在于谦看来，对于起义势力较大，须动用大量军队，耗费巨大财力才能剿灭者，尽量使用招抚之策，此即所谓“可抚则抚”。景泰初年，贵州苗族发动大规模起义。
于谦考虑到明廷国力削弱，担心出兵南征将使湖广、四川、云南等地疲于供给，民众劳苦，“激发他变”，又考虑到“贵州地方，山岭高峻，林木深奥，虽有雄兵猛将，急难成功”。
因此采纳吏部尚书何文渊的建议，撤回军兵，派他前往贵州，“便宜行事，宣布朝廷恩威，赏劳土官土人，候西北胡寇宁息，另行计议”，并要何文渊等人“审度前项夷情，量宜抚捕，务在日下宁帖”。
对起义势力较小，出动不多的军队，耗费不多的财力即可剿灭的，于谦主张出兵征剿，此即“可剿则剿”。
景泰七年（1456），湖广武冈州苗民起义，于谦即令右都御史王来等“调度官军，设法抚捕”，历时一月有余，还没有成效，苗族起义声势更加浩大。
于谦认为王来等人镇压不力，告诫景帝“寇不可玩，兵不可久。玩则贼情愈肆，久则供给浩繁，财力屈殚”，请他下诏责王来等亲统官军将起义军“作急招抚剿捕”，“不许顾望迁延……致贻一方之患”。
但于谦对南方少数民族采取的这种“可抚则抚，可剿则剿”的思想，并未从根本上处理好南方少数民族与明朝的关系。南方少数民族并未屈服，明朝的招抚使他们趁机发展了力量，明朝的征剿又激起他们的普遍反抗。
景泰后期，南方各地少数民族起义不断，已呈星火燎原之势。史载：“苗贼滋蔓，西至贵州龙里卫，东至湖广沅州卫，北至湖广武岗州，南至贵州播州地界。
夷众不下二十余万，俱已叛逆，围困贵州湖广所属地方”，岭南的两广地区，也是“贼势滋蔓，流劫远近”。远见卓识和刚毅果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家国同构的封建帝王时代，“忠君”与“爱国”多数情况下是一体的，但有时也有出现矛盾的时候。于谦在京都危亡之时，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明确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闭门严守，拒不接驾。
并且身先士卒，正确地处理了忠君与爱国的关系，取得保卫京师的战争胜利。这一行为不仅具有深远的思想旨趣，在现实效果上对明朝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结语
于谦的民族关系思想存在着双重的评价空间。于谦在明王朝面临危急之时，“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使明朝的江山社稷转危为安，这是我们应该充分肯定的一面。
同时，于谦作为一个封建官僚，不可避免地存在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有阶级局限性的一面，在对形势的整体把握和事态发展的多面性掌控方面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此我们似乎也不应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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