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字希文（989—1052年），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改革家，也可称得上是位教育家。

此外，他在财政经济领域，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也提出过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当然，他没有对这方面作过专门的论述，我们只能从他的奏议、书信、诗文中窥其一斑。

向皇帝发表自己的意见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受命为参知政事。九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要他们条呈当前急务。

回衙后，他将自己多年来关于刷新政治的意见，加以整理、综合，写成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事疏》，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呈给仁宗。

《十事疏》成了庆历改革的基本纲领。它以整顿吏治为中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其中“厚农桑”“减赋役”即重要的经济思想。

从他的条陈奏议中可以看到，重农的观点，是贯穿于他经济思想各方面的一根红线。他认为一个国家、一位君主，其政治的好坏，首先取决于能不能搞好农业。

他在《十事疏》中提出：“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此言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祸乱不兴。是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

他建议，令州军吏民，“各言农桑之间，可兴之利，可去之害”。于每年二月间，组织民工，或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大兴农田水利。

抓上几年，就可达到“农利大兴”，国家也就可“下少饥饿，上无贵条”了。这个建议，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即要提倡重农，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必须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方面，做一些比较实际的工作。

生产条件改善，生产才能不断发展。在改善生产条件、为农业生产干实事方面，范仲淹早已亲自进行过实践。

天圣五年（1026年），他在做泰州西溪（今江苏省东台市）盐官时，看到始筑于唐代、重修于北宋的捍海堤，因年月已久，在海潮冲刷下，堤身多处崩溃，影响农业生产，积极奏请重筑捍海堤。

在他主持下，经四万多民工的四年苦干，终于修筑成一条长180里的大海堤，在很长时间内起着阻挡海潮上浸的作用，有利于农业生产，并促进了整个江北经济的发展。

景裕元年（1034年），他在苏州知府任上，也曾力排“浮议”（反对修水利的言论），利用冬闲时间，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使太湖周围的农田免去水患，连年丰收。

他建议慎重选择长于劝课农桑的人担任地方官，并利用经济手段加强地方官的责任感。他认为，地方官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

为人民办事

范仲淹建议，除了在政治上慎择艮吏，还要在经济上采取限制措施，其办法就是《十事疏》之一“均公田”。所谓公田亦称职田，即按地方官的差遣就地拨给一定数量的土地，以地租收入，补贴其生活。

但宋代大兴科举、恩荫，“得官者众”，职田分配僧多粥少，许多官吏“冒法受脏”，置农桑于不顾，奸吏豪民刻意侵暴，赋役不均，大受其害。

故他主张政府颁给州县的职田，要分配平均，“有不均者均之”，“未有给者给之”，使地方官无论大小，都能得到厚禄而尽职，如再有枉法者则加以严惩。其用意是利用经济手段加强地方官的责任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他认为，要搞好农业，还必须“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弱”。北宋徭役至重，有所谓“衙前”“里正”“户长”“乡书手”“壮丁”等各种名目。

而且赋役严重不均，使得自耕农大量破产。他主张大力精简地方机构，省并县邑，节省开支以减轻农民负担。遇到自然灾害时，还应及时赈济，安抚百姓，社会才能安定。

明道二年（1033年），江淮一带发生蝗灾，范仲淹前往安抚，即开仓赈济，并“奏蠲户、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等。

他知延州时，也“以民运输劳苦，请建鄜城为军，以河中、冈、华中下户租税输之”。使关中地区一部分农民的支移负担有所减轻。西京（洛阳）在东汉时有37万户，置20县。

宋仁宗时，已减少为59000户，“十分去七”，仍分19县。范仲淹向仁宗建议合并为13县，裁减了大批冗杂人员，减役1500余户。

在推行新法中，省河南府颍阳等五县为镇，又析王屋县隶河南府。这些，都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他甚至建议天禧年前百姓所拖欠朝廷的赋税，一概蠲免，并专委御史合提点刑狱司监管执行。

此外，为了抓好农业生产，范仲淹还很注意招抚流民，安排闲散劳动回到农业生产中去。如河东、陕西一带，由于赋役负担很重，不少农民抛弃产业，在外流亡。

范仲淹出任陕西宣抚使后，即“出榜晓谕诸州军，应坊廓乡村人户，今日以前，带却配卖物色，或抱二税逃荒者，并令与放罪，各令归业。其原抛下产业，不得纳官。诏谕归业者，不得更依原本等第，其原欠二税，并与放除”。

唐末农民战争扫荡了士族门阀的残余势力，贵族、官僚按等级占有土地的制度被破坏了。再经过五代战乱，北宋时期的阶级关系有了显著变化，契约租佃制这种中国成熟的封建生产方式已占据主要地位，佃客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

手工工匠中官府征发服役的工匠比唐代减少，具有一定雇佣关系性质的和雇匠增多，这些，都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国家的相对统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这对范仲淹的经济思想必然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他并不像早期儒家那样一味地“重本抑末”，而是主张在确保农业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允许工商业的发展，国家也可以利用工商业以增加财政收入；但对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经济活动，则应加以限制和禁止。

范仲淹对工商业的认识，比之前代的官僚明显地有了进步。他在《四民诗》中写道：“先王教百工，作为天下器，周公意不朽，利之《考工记》。嗟嗟远圣人，制度日以纷，窈窕阿房宫，万态横青云。……秦汉骄心起，陈隋益其侈，鼓舞天下风，滔滔弗能止。

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竭我百姓产，崇尔一室居。四海竟如此，金碧照万里，茅茨帝者荣，今为庶人耻。宜咸老成言，欲掘般输指。”

从诗中可见，他认为手工业是先王所教，是天下万民生活之必需，因而能不断发展。但秦汉以后骄奢之风和佛教的盛行，手工业中出现了为奢侈生活服务的产品。

其危害极大，为人民所反对，应予禁止。对于商业，他也有一定的认识：“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

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天意亦何事，狼虎生贪秦，经界变阡陌，吾商苦悲辛。

四民无常籍，茫茫伪与真，游者窃吾利，堕者乱吾伦。可堪贵与富，侈态日日新。万里奉绮罗，九陌资埃尘，穷山无遗宝，竭海无遗珍。

鬼神为之劳，天地为之贫，此弊已千载，千载犹因循。……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在这里，他以第一人称（为商人）的口吻，说明商业存在之合理性。商业可以“利吾国”“藩吾身”，调剂天下之有无，国家和人民都离不开它。

淳朴之风变坏

只是到秦汉以后，由于“游”“堕”之人离开了土地，进入商人行列，从事奢侈品的买卖，才使社会淳朴之风变坏，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商业因而被当作“末业”，商人亦被斥为“逐末”之人。

这是不合理的，商人是无罪的。可见，范仲淹反对的是有损于当时社会的奢侈奇巧的工商活动。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增加收入，范仲淹不但主张利用商业，还主张官府也经营工商。

庆历元年（1041年）他任陕西经略安抚使兼知延州时，曾提议由国家拨米，于延州造酒，用于犒军，以节省国家开支。

西陲用兵以来，沿边所费钱帛，为数浩瀚，官私屈乏，未能充用……臣等欲乞特降指挥，下鄜延、环庆、泾原、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司，应本路军所管钱帛。

并许选差廉干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钱，明入省帐收附，所有勾当人等，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所保明闻奏，特与相度酬赏。所贵有所军费，少纾民力。

他自己也曾试行过这种办法。他说：“臣在庆州曰，亦借随军库钱回易，得利息二万余贯，充随军公用。”

正是从国家收入的利益和重农政策考虑，对工商业者的利益，还是主张加以一定的限制。庆历年间，有一次朝廷议论弛茶盐之禁和降低商税，范仲淹就表示反对。

他说：“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耳，行于商贾，未甚有害也。全国用未减，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民。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今为计，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

总的看来，他对工商业还是持积极态度的，当然重农思想仍是经济思想的主线。这与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还是一致的。

在军事上，主张通过“守边城，实关中”的策略，在经济上拖垮敌人，从而解决边患问题。创造经济手段与军事战略原则相互结合的范例。

结语

范仲淹在强敌西夏屡屡犯境的时期，曾先后担任陕西都转运使、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等职，与西夏打过几年交道。

在军事战略原则方面，他反对有些人请求五路进兵、深入敌境的进攻战，主张持久的防御战。他的主张是符合实际的，仅就军事实力而言，宋朝确实无力对西夏进行大规模的征讨。

宋朝数十年来，“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