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北郊社区居委会发布了一则通知，结婚酒需提前10天到居委会书面申报；丧事在事中或事后5个工作日内到居委会报备；除结婚酒、丧事以外的都属于无事酒，一律禁止滥办。
该居委会不但发布了禁止性条款，还设置了惩罚性措施，即不听劝阻滥办酒席的将由公安机关、市场监管局、消防等多家部门联合执法。
办酒席是不是滥办，以目前的法律法规溯源，根本找不到相关条款，但重庆这则由社区居委会发布的通知则是赤裸裸的滥权了。
据指尖新闻客户端记者报道，社区下发这个通知的目的是为了遏制当地滥办酒席的歪风邪气。而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则表示，下发通知是街道办的统一行为，是为了执行上级的相关政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办酒席成了歪风邪气？还被人为划分为滥与不滥？这样的禁止性规定不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即使你去执行，又该依照什么标准呢？什么样的酒席算是“滥”？按照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规定，除了婚丧嫁娶外的酒席都被归结为禁止滥办的范畴，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亲朋好友间的聚会都不能搞了？公司的年会也不要开了？还是你们要限制一场酒席的参与人数？再或者，以后办酒席要到居委会去开一个“酒席证”？
我看重庆居委会这个通知不是为了遏制什么歪风邪气，更多的是要给自己披上一层小官大权的新装。作为一个基层群众的自治性组织，居委会不是一个行政主体，它本不具有发布任何有关老百姓的禁止性规章制度的权力，但最近这些年，居委会的权力扩张之大似乎已经超出人们的基本认知范畴。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两年前，在上海乃至全国发生的一些极度荒唐的事，大家应该还能记忆犹新，坊间一度还有人调侃，要了解上海的真实信息，不能看“上海发布”，要看“居委会发布”，这的确反映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的一种反常的现象。
我们都清楚的记得，在那个时代里，居委会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已经被扩充到无限大，你的吃喝拉撒行，一切都要在它的掌控之中。以至于产生生了诸如天通苑社区干部飘着北京脏话称，“这XX是惯的，哪天XXX，找个黑地儿、警察局，拘他三天。”“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这样名震一时的名场面。
居委会的权力是不是从那时开始就越来越不受制约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发现了这么两个现象：
第一，居委会成了代上级发布指令的机构。所谓的网格化管理，都下沉到最基层的社区这一环节，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内容，最终的发布者都会冠以居委会的名义，但实际上，这类政策的制定都是所谓的上级。很讨巧的办法。有这样一件两年前我亲身经历的事可见一斑。大约在2022年的5月，唐山封控达到了一个极其严格地步，不仅有大量人员被集中隔离，也有大量社区连楼门都被锁，但很奇怪的是，唐山官方公布的数据一直是0，这样的情况持续了至少半个多月，问上级就是0 ，但问社区就是有，最后唐山卫健委的回复竟然不是他的职责。
第二，居委会成了相关职能部门推诿、不作为、滥权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百姓向政府反映问题的后续处理上，凡遇到一些不想管、不好管的事，全部推给居委会，这就是所谓的属地管理机制，而相关职权部门却可以大摇大摆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像唐山的一些居委会，竟然会承担一部分网络舆情监控甚至删帖的职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王才亮律师认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没有立法和执法的权力，其发布公告也不可能指挥行政执法机关去执法。一旦对居民办酒席的行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话，那就是一个明显的滥用职权。
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但这种常识似乎正在通过某种方式被打破。如果居委会这个自治组织即成了执法者，又变为背锅侠，恐怕真要回归到某一些时间点了。
作者：朱文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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