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当一个游手好闲者，用陌生与偶遇重访被遗忘的历史丨上书房|余华|延安|林语堂|被遗忘的|记者|许知远

2024年2月，许知远漫游十五年的“旅行三书”由理想国出版。这套书是2010年至今，许知远在中国或世界各地游历的旅行随笔合集。

在第一册中特别收录许知远早年寻访导演贾樟柯、摄影师刘香成、作家余华及画家陈丹青时珍贵的文字现场与谈话。不同于“十三邀”式的面对面访谈实录，除却能听见十几年前（才过去十几年，那个仿佛已经陌生的年代）思想的时代感与碰撞，这里每篇文章充满了作者在当下被对方行走的举动，交谈时的表情，甚至短暂的沉默包围时涌上来的感受。充满颗粒度的内心对话，与随着交谈进行作者不断切换的视角，带领读者回到第一现场，直抵作者内心。

在第二册，许知远的足迹跨越不丹、东欧、印度等不同文化属地，旨在呈现一个更多元文化的世界版图，从而打开看待自我与世界关系更多的可能性；第三册围绕2020年许知远在马来西亚、夏威夷、日本三地的停留与辗转展开，不仅勾勒了各地在危机下的不同风貌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更深入讨论了各地在历史上对危机的应对方式，揭开其背后被遗忘的历史。

十五年的行走，许知远依旧在用犀利、敏锐的眼光试着剖开不同的文化版图，依旧不知疲倦地好奇、观察和理解陌生人的生活，并从未丢失在游历中对真实历史的反思（更没有丢失对迷茫不断显现的真诚），他甚至开始对“意外”产生渴望——或许是走了很久，他终于发现，正是这种曾令他不适的恒久的不安，才是所有力量的源泉。

今天，我们摘录第一册的内容，一起看看他过去旅程里的中国。

从上海到西安

（三）

我要前往西安。上海的历史从一百六十年前开始，西安的往事则足以追溯到五千年前。从正在被污染的长江到日趋干涸的渭河，从今日的荣耀到昔日的荣耀，它们的气质是如此不同。

飞机停在咸阳机场，古老的都城咸阳变成了西安的卫星城。宽阔的机场高速公路穿越了这古老的关中之地，它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平原上经常有一座座的土堆。

“它们是周朝人留下的坟墓，”朋友会说，“他们的坟就是这样的”。她迷恋历史，是个不折不扣的唐朝迷。 西安夸耀自己是十三朝古都，想必他们也说不完整到底是哪十三朝，最常被提及的是秦代与唐朝，尤其是后一个朝代，普遍被认定是中国历史的顶峰。比起上海的无根基和快节奏，西安节奏缓慢；上海一心要拥抱新世界，而西安则活在往日里，它向后看。在酒店的走廊里、在商场的门口、在新开张的沃尔玛超市前，都有秦俑的仿制品，一座试图复原唐代歌舞生活的大唐芙蓉园，是如今西安人宴请客人的最时髦场所，人们品唐朝菜，看那些丰满美人的歌舞，期待自己是“长安人”。我和朋友坐在市中心的KingCoffee里，她说这是在永宁门内，从前只有王公贵胄才能在此消遣。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座城市产生的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叫《废都》，弥漫了被排斥于新历史进程外的颓唐与自我沉溺。

唐代中国为何如此引人遐想？汉朝给予了中国人最初的身份认同，而唐朝则是中国人最甜蜜的记忆—我们强大、繁荣、开放，我们折服了蛮族，创造了瑰丽的诗歌，我们谈论山水，品评美人。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过去二十年的美国一样，它们不只是一个强国，而是超级强国，它们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遥遥领先，还主宰了态度、理念、语言和生活方式，而且在它们所生活的时代与世界里，没有可与之抗衡的国家。

它们又如何获得这样的强盛与魅力？关于帝国的兴衰，没人能给出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很多历史学家都从各自的角度给出解释。对于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来说，强大政权因不同的原因而衰落，但它们处于影响力顶峰时，却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决定性的特质—宽容，而衰落总伴随着狭隘和排外。

唐代拥有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开放 ，它继承了匈奴—突厥的体制，并以汉人与突厥混合贵族统治为基础，它的主要奠基人唐太宗是鲜卑血统与汉人血统的混合产物。长安城混居着波斯人、突厥人、日本人、朝鲜人，他们像汉人一样得到平等的对待，异国风情在长安城如此风行，人们有一种充满了自信的好奇心。

在此刻的西安，你还能找到这种痕迹。 大皮院位于西安的市中心，与城市的标志钟楼与鼓楼一步之遥。这里仍住着很多穆斯林，是他们的聚集区。我住得不远，有时会穿越窄窄的莲花池街去大皮院吃一碗羊肉泡馍。一天上午，我看到一个卖白饼的姑娘神情沉静地坐在那里，手持一卷《古兰经》。还有一次深夜，我在一家烤肉店喝啤酒、吃羊肉，老板娘身材滚圆，笑声爽朗，她说她的祖先来自沙特阿拉伯，自从唐代以来就生活在西安—那个时刻，它叫长安。留学生巷、唐玄奘的雕像，记忆着这既曾是日本青年阿倍仲麻吕的游荡之地，又是饥渴学习印度佛教的国家。甚至将这个王朝拦腰斩断的肇事者也是个胡人—安禄山曾经得到天子的多少宠幸，他的不纯正血统从未阻碍他的晋升。

当中国在过去一百六七十年陷入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后，强大往日的记忆变得迫切与浓烈，心中满是对外部世界的苦涩。

这种气氛，也延伸到中国对外的态度。是的，你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上海式的开放，它局限于消费领域。很少有比《环球时报》更能代表此刻的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

（四）

19世纪起，长期习惯了自身强大和独特性的中国，脚步慌乱地将自己置于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行列。

唐代的强盛给后人留下了难以改变的印记。强大的中国没有直接的对手，它的周围，朝鲜、日本、越南、缅甸，它们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则难以征服、朝秦暮楚，但是他们的文化却显著地低于中国；能对中国构成挑战的古罗马、阿拉伯帝国，太遥远，不足以成为威胁与竞争。

每当我试图这样理解中国的天朝心态时，一个结却始终难以解开。谈起中国的历史，我们经常忽略它的变化，总是一厢情愿地将它视作从来如此。 中国变成了一个两千年专制的帝国，儒家思想一直牢固地统治着人们的内心，天朝的观念从来颠扑不破。但事实上，今日的中国版图是经历过多少代人的征战、谈判、同化、通婚所致。直到唐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仍集中在北方，中国文明的演进就像是一群生活在黄河上游的人们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但此后，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盛产稻米的长江下游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你有在中国旅行的经验，就会知道陕西话、四川话、福建话、广东话、云南话有着多么显著的分别，这些省份很容易像欧洲各国一样变成独立王国，但是它们却被奇迹般地统一到一起，并对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确信无疑。这种不断扩展与融合的内在动力，必定澎湃和绵延不绝吧。 每当人们指责长城象征了中国的封闭特性时，我就会想到，我们也遗忘了中国的开放性。

我们经常夸耀中国历史的长度，或许也要承担这漫长传统所带来的巨大惯性。林语堂在1930年代感慨，中国疆域太大了，以至于丢失了东北三省，四川人仍在有条不紊的生活。同样的，在这么长的历史中，两三百年似乎算不上什么，在隋朝再度统一中国前，这个国家至少经受了三百年的失序。

这个国家似乎有太多的耐心，在这海洋般的耐心中，一代代人来，一代代人去，所有的灿烂归于平淡，而那些令人焦虑难安的困境也都将被忘却。而付出的代价，则是一代代被淹没的冲动与热忱。

看到夕阳下的朱雀门时，我在上海郁积的急躁，阅读《环球时报》时对这个国家的焦虑，又消散了。

（五）

“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也许陕西不利条件最多，”一位美国人写道，“……五十年前的回民起义（1862—1873）以后，她就如同其地图形状一样，像个要死的乞丐无力地躺着”。

这段话写于1938年，多年的战乱、管理失调、饥荒正把这个地区推入绝境。它曾是中国最强盛的象征，却成了最落后又多灾多难的地区。而落后与灾难，令它成了新一场革命的温床。西安北部的延安，是这场革命的中心。一直到1945年，这里的共产党军队，表面看起来和明朝末年李自成的起义军没有太多的区别，他们都鼓动那些贫困者，起来抗拒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他们也都容易在底层人民中寻找到同盟者。不同的是，他们有来自德国的共产主义与苏联的组织方式。他们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结构、思想方式，甚至改变了审美。信天游、腰鼓、窑洞、黄土高坡和白羊肚头巾，在20世纪后半叶覆盖了中国，将江南所代表的精致、敏感扫除一清。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这黄土气息，融进了那些来自上海、南京、北京的知识青年的血液。直到今天，它还借由张艺谋占据着中国文化的中心。

不过吸引我来到陕西的，既不是长安往事，也不是延安革命，而是煤炭与暴富，它是陕西的新故事。

西安向北五百五十公里的榆林地区，是全球最大的煤产区，它也自诩是“中国的科威特”。过去三年中，因为煤炭价格的暴涨，这里变成了淘金者的乐园。长久以来，这个区域陷于贫困，没人想到脚下的煤炭会成为财富。每个乡村都曾有自己的简陋矿井，煤块用来取暖、修葺猪圈和厕所、铺垫泥泞的道路，突然间每一块都闪烁着人民币的光辉。昨天还在卖豆腐、赤着双脚的人，因为无意中拥有了煤矿，今天就变成了亿万富翁。他们操着鼻音浓重的陕北话，在北京、上海、西安购买成单元成单元的住房，把车展上的新品一抢而空。榆林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名车，突然涌入的金钱改变了人们的内心。

在很多方面，它像是崛起中国的另一种缩影。东莞与温州的工厂，象征着中国引入资金与技术、融入全球经济循环，是当年的日本奇迹、东亚奇迹的延续。榆林则是自我摧毁式发展的样本：财富与教育、管理、技术无关，它只是攫取式的，充满了可怕的后遗症。

我前往府谷县，这是最负盛名的产煤区，一座黄河边的小城。高就来自这个县城，他是陕北最著名和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他的个人财富可能有六十亿，是本省首富。而这一切财富是在不到五年里积累的。他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期待的背景，据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粗人，经常把自己的名字写成“高刀子”。他激发起人们狂野的想象力，每个人都在谈论他，都拥有自己的版本。大多数人口气平静，语带尊敬，相信高拥有一种过人的品质，他对朋友忠诚，对别人慷慨，是一个阿甘式的人物。

府谷的天空中飘荡着浓稠的黑色粉尘，太阳永远是灰蒙蒙的，用不上两个小时，白色领口就变成了灰色。富有者们早已迁往别的城市，留下的人们在粉尘中行走、婚恋、争吵、焦虑与绝望，这是个废弃的家乡。这里像是陷入了“煤炭的诅咒”。他们通过挥霍储存上万年的能源（它也属于自己的子孙），获得迅速的繁荣，并被这种繁荣所毒害—他们缺乏动力去创造真正的社会进步，而满足于坐吃山空。他们还污染掉未来几代人所依赖的自然环境。人们期待自己的子女生活在任何地方，除去故乡。

但个人的故事总比时代波涛要细腻，它也常常与我的期待不同，这些暴发户也是。

文编辑 韩哈哈

资料提供 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