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军事史上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著名战役——腊子口战役。
指挥这场战役的是战将杨成武，开国将军之一。
杨成武将军出生在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5岁走上革命道路，20岁不到就被誉为“模范政治委员”，长征时任红一方面军红4团的政委。
红4团前身是井冈山时期的28团，在各时期作战中都是头等主力。
在长征中，红4团一直是先锋团，不仅是爬雪山、过草地的开路者，还在抢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突破腊子口这一场战役中，我们就能深刻感受战将们的战斗能力和指挥艺术，以及红军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长征精神。
1935年9月15日黄昏，师部通信员送来了一封信。
信里指明，红军即速继续北进，向甘肃之前的岷州前进，命我红4团为先头团，三日之内夺取天险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途中拦阻之敌人。
如果拿不下腊子口，我们红军就要被迫掉头南下，重回草地。眼下只有突破天险腊子口，才是唯一的出路。
腊子口，也成了我们北上途中最后的、最险要的一道关口。
我时任红4团政委，搭档是我的好战友黄开湘团长，部队刚刚经过爬雪山、过草地，体力普遍都减弱了。
记得过草地之前，毛主席命我到他的住处，当面将穿越草地的先头任务交给我。
敌人判断我们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毛主席说，“但是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我接到命令后，带着部队从毛儿盖出发，走了大约二十里，过了一个小村庄，就转向西北，进入一个无名的山谷，到达草地的边缘。
此时，我们先头团每个战士身上， 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背包外，还背了几斤干粮，如今又添上一些柴禾、路标，负重增加了，行军也更加艰难了。
前面的草原茫茫无边，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
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 露在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息。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有人烟，有的只是一丛丛长得密密麻麻足有几尺高的青草。
我和开湘拿着望远镜发愣，心里在想，路在哪里呢？这一片茫茫泽国！
靠通司和手中的指北针，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小心翼翼地踏着密集的草根，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
草地深处，一脚下去，陷进沼泽泥土，水也没到膝盖。还有更深的泥潭，没有底，人与马一旦陷入，愈挣扎愈往下沉。
早晨浓雾蒙蒙，天昏地黑，午后便狂风四起，大雨滂沱。黄昏时露营，把背包当作凳子，背靠着背，以对方的体温取暖。
正想睡觉，又下起大雨加冰雹，只能硬挺挺地坐着，淋着雨，衣服湿透。
有几夜，地上的水多，大家索性在风雨中站着，眼睁睁地盼着天亮。
每当我们熬过一个夜晚，准备继续前进时，有的战友就长眠在营地上。
连日来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战士的脸色苍白、蜡黄，身上的衣服破了，有的只剩下筋筋条条，有的感到两腿酸软无力，举不起步。
一天夜里，一阵乌云过后又是一阵冰雹，我和开湘坐在各自的马鞍子上，共同顶着一小块油布，雨点、冰雹象打鼓一样在上面捶打着，我们背靠着背，互相用体温取暖。
开湘的意志是那样的坚定，他说：“老杨，我们一定熬过去，熬过去就好办了!”
“对，我们一定要从茫茫草地探出一条路来!”我回他。
“我们4团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能损伤井冈山老28团、英勇冲锋红4团的荣誉!”我明白开湘那话的意思。
一支兄弟部队曾在我们之前在草地探过一次北上的道路，但失败了。我们俩吸取了兄弟部队失败的教训，一进入草地，就轮流着今天他在前面探路，我在后面收容；明天我在前面探路，他在后面收容，密切配合，克服困难。
我们就这样坚韧不拔地北上、北上，在一片泽国里寻找一条北上之路。
草地的天空，像孩子的脸那样多变，冷雨之后，又撒了满天星斗。开湘遥对着北斗星，谈起了崇高的理想。
他说：“我们将来革命胜利了，是什么样呢？”
“就像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那样啊。”我说。
“对！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没有剥削，共同富裕，多好啊!将来我们也一样！”
说着说着，他竟轻轻地哼起一首歌来，那歌词是描绘苏联当时的社会主义生活的。
在老苏区时，我们经常唱这首歌，歌词很美，把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描绘成天堂一样，曲子也雄壮有力，娓娓动听。
他唱了两句，我便与他合唱起来，很快，周围的战友们也都跟着唱起来，雄壮的歌声盖住了雨后的风声。
红军指战员尽管睡在烂泥地上，但却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斗争越是艰难，意志越是坚定。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1935年8月26日，我们终于走出草地，抵达班佑。
到9月15日，我就接到突破天险腊子口的命令，此时，战士的体能还未完全恢复。
红军长征出发时，中共中央领导的军队十万人，现在不足八千人，每一步都是生死存亡的抉择。
我们的左侧、右侧都有劲敌，南下则重新返回过草地，眼前只有一条路：继续北上抗日。
而北上，腊子口是必经之地。
毛主席将夺下它的重任交给了我们红4团。我们接到命令后，团部立即开会。
几个团领导摊开地图开始计算，从我团所在到腊子口足足有二百来里。
腊子口在藏语中意味“险绝的山道峡口”，小小的口子只有30米宽，两边是悬崖陡壁，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段深不见底的急流，只有一座木桥可通行
为了保住自己的老窝，国民党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早已调集重兵，在桥头据守天险，腊子口山头也重重设防。
我心里清楚，现在是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正确路线的重要关头，只有全体指战员懂得夺取腊子口的重大政治意义，才能发挥出无比的力量，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会议很快统一了认识，制定出了计划，刚一结束，我们就立即到各个部队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而且决定：连夜行动！
深夜十一点钟，静静的村庄响起了集合号。
我站在队前，又做了一次战斗动员：“同志们，我们马上就出发了，我们担任先头团，要在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为大部队扫清前进道路的障碍，以便迅速到达抗日的最前线，执行抗日救国的光荣任务。同志们，能完成任务吗？”
各连呼起响亮的口号：“坚决夺取腊子口！”“迅速打到西北去！”“不怕一切困难，坚决完成先头团的光荣任务！”“打！打！打！”
在口号声中，部队浩浩荡荡向腊子口前进了。
尽管道路崎岖，行动艰难，但同志们的情绪异常高涨，边走边说，边说边笑。
漆黑的夜幕覆盖山岭，我们兴致勃勃地踩着崎岖的山路，走过悬空的栈道，跨过一个又一个的独木桥，听着白龙江在深谷里发出的流水声。
我们基本上是沿白龙江面往上，这条江上游的一个支流就是腊子河。
9月16日清晨，我们进入了一望无际的松树老林。
战士们唱着山歌穿行在林海中，到了卡郎山脚，又个个比起赛来，争着跑上山。
我在这种热情的感染下，也奔上了山顶，看到云海苍苍，群山迤逦。
这时，遥望西边，忽见一排乌云飞来，一阵狂风暴雨，把我们里外淋得透湿。
部队冒雨行军极为疲劳，同志们走了一百多里路，一停下来，倒头就睡。最辛苦的算是炊事员了。这会儿，他们要忙着做饭做菜，更紧张了。
我与开湘检查完部队后，在房里睡了片刻。
9月17日凌晨两点，部队全体指战员从睡梦中被唤醒，吃了一顿饭，冒着毛毛细雨上路了。
我们摸黑沿着深山老林中又窄又滑的黄泥路，继续向腊子口前进。
天明八时许，先头营派来通信员向我们报告说，前面没有路，向导也忘记了山路。
我们拿来了指北针和普通的中国大地图，对照着地图和北面的大山隘，决心从密林中踏出一条路来。
午后四点钟，腊子口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我们的先头1营已与敌人打响了，天险之战的序幕就这样揭开了。
待我团主力到达腊子口时，先头1营正和敌人打得不可开交。
由于是白天，加上周围都是石山，我们无法隐蔽，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和手榴弹挡了回来。
开湘和我回来后又立即领着全团的营、连干部来到前沿，用望远镜察看地形。
面前的腊子河，水流湍急，浪花激荡，汇成飞速转动的旋涡，水深虽不没顶，但不能徒涉。
河道两边的山头，既高又陡，无路可通。
两山之间，有一条窄窄三十来米的山口，横架一座东西走向的木桥，把两边绝壁连接起来。
要经过腊子口，除了通过这个小桥别无它路。
桥东头顶端，丈把高的悬崖上，筑着好几个碉堡，内有一个机枪排防守，四挺重机枪对着山口三四十米宽、百十米长的一小片开阔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射口里的枪管。
就算过了此处，山口后面是一个三角形的谷地，不少的工事筑在山坡上。
山口上面的腊子山，山顶积着一层白雪。
据确切的情报，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三个团的重兵，扼守着口子至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我们的去路。
正如当地民谣所说：“人过腊子口，像过老虎口。”
前线侦查完，我们勉强提出敌人有两个弱点：
一是敌人的炮楼没有顶盖；
二是两侧的高山，敌人设防薄弱，山顶上没有发现敌人。
只是那两面悬崖绝壁，从山脚到顶端，约有七八十公尺高，几乎成仰角八九十度，既直又陡，石缝里冒出几株古松，连猴子也难爬上去。
因为它太陡太险，敌人都没有设防。
开湘和我边观察边研究，觉得倘若能组织一支迂回部队从这里翻越上去，就能居高临下地用手榴弹轰击敌人的碉堡，配合正面进攻。还可以向东出击，压向口子那边的三角地带。
可这面绝壁看着叫人眼晕，如何上得去？
现场观察回来，我们就在离口子二百多米远的小路旁的那个小树林子里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战斗方案。
会上研究的重点是能否攀登陡壁。
可是讨论来讨论去，点子不少，都没什么把握。
我们又召集连队的士兵开了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打下腊子口，要大家献计献策。
哪知，一个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来了个“毛遂自荐”，说他能爬上去。大家都惊奇地望着他。
当然，只要有一个人能上去，就可以上去一个连，一个营。
可是，他怎么能爬得上去呢？
事关大局，我身为政委，专门和这个苗族小战上谈了话。
他的汉话说得还不太好，但能听得懂。只十六七岁，但看上去却俨然是个大孩子了，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显得有些瘦，但身体结实，脸上稍带赭黑色，眼睛大而有神。
他告诉我，他没有名字，战士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云贵川”。
他是从贵州苗区入伍的，从小受民族压迫、阶级压追很深，反抗性很强，入伍后，经过教育，作战非常勇敢。
他说，他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攀陡壁，眼下这个悬崖绝壁，只要用一根长竿子，竿头绑上结实的钩子，用它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一段一段地往上爬，就能爬到山顶上去。
于是，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苗族小战士的身上，决心做一次大胆的试验。
绝壁紧贴着腊子沟，我们站在这边的小树林里，看他用竹竿攀援陡壁。
那小战士赤着脚，腰上缠着一条用战士们绑腿接成的长绳，拿着长竿，用竿头的铁钩搭住一根胳膊粗细的歪脖子树根，两手使劲地握住竿干，两脚用脚趾抠住石缝、石板，一点点爬到竿头的顶点，再向上寻找可以搭钩的石嘴。
我和开湘，还有营、连干部，都屏住气仰视着山顶，生怕惊动了他，好像是谁要咳嗽一声，他就会掉下来似的。
这位苗族战士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们的心，真是一发系千钧呐，因为他一个人的成败关系着整个红军的命运啊。
等他终于上去了，我们这才感到脖子已经仰得有些发僵了。
天将黄昏，我们又抓紧时间，做翻山迂回和正面强攻的两面出击的准备工作。
开湘和我研究决定，迂回部队由侦察队和通信主任潘锋带领的信号组以及1连、2连组成。正面强攻的任务由2营担任，6连是主攻连。
在这个艰巨任务面前，开湘对我说：“政委呀，过沪定桥你在前面，这回我来带翻山部队迂回敌人，你在正面统一指挥！”
见他摆出一个无与争辩的姿态，我笑了，由团长亲自带领迂回部队，当然是把握十足，全团指战员都会很高兴的。
我说：“好，我在下面指挥强攻！”
我们把情况和决定向师、军团首长报告后，军团政委聂荣臻和陈光师长等都来到了前沿指挥所。军团长林彪也到了现场。
首长们询问了情况，又观察了地形敌情，最后望着腊子口陡峻的山峰，告诉我说，“你们只要坚决这样做，天险腊子口就一定可以突破。”
战斗开始前，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红军的命运就系于这一仗上。
我们约定，迂回部队预计在凌晨三时到达预定地点，迂回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发出一红一绿的信号弹。然后我们发出三颗红色信号弹，发起正面总攻。
黄昏前，迂回部队已动员完毕。他们和侦察连的同志组成一个整体，并且集中了全团所有的绑腿，拧成了几条长绳，作爬崖之用。同时背挂冲锋枪，腰缠十多颗手榴弹。
只见开湘一声令下，几百人开始渡腊子河。
河水太急无法徒涉，我们用几头骡子来回骑渡，又想了个办法，砍倒沿河的两棵大树，做了两根独木桥。
待几百人的队伍全在河对岸集结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云贵川”捷足先登，攀上高崖，将随身带着的长绳从上面放下来，后面的同志一个一个顺着长绳爬上去。
他简直以一己之力扭转战局，遗憾的是我只记得他的绰号叫“云贵川”。
天已经擦黑了。往上爬的战士们渐渐看不到身影了，只是偶尔传来小石子滚落下来的响声。
正当黄团长率领迂回部队渡河、攀登时，我又跑到担任突击队的六连进行了紧急动员。
这时6连战士在连长杨信义、政治指导员胡炳云同志的率领下，集结在茂密的树林里。
我开门见山地动员说，我们左边有杨土司的骑兵，右边有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北上抗日的道路，只有腊子口一条。
这里过不去，我们就不能尽快地到达抗日前线。
从红军决定北上以来，一路都是恶劣的天险，就连莽莽草地我们都走过来了，难道还能让腊子口挡住吗？
“坚决拿下腊子口！”
刹那间，我的面前站出几个虎彪彪的战士，他们齐声喊道，“首长，我们是共产党员，请考验我们！”
6连在动员会上，像过去抢夺泸定桥一样争当突击队员，我们选择了二十名，由连长杨信义和指导员胡炳云指挥，组成突击队。
最后，我说了四句话：腊子奇无险，勇士猛攻关，打开北上路，不惜一恶战。
动员会一结束，天已近黄昏了。高原山区的天气，已有一些寒意。
战士们把手榴弹挂满了全身，有的把刺刀、大刀擦了又擦，擦得闪闪发光。
乘着朦胧夜色，6连突击队开始向敌人桥头阵地接近了。
我部署完毕，又去看了看右边的陡壁，迂回部队正有条不紊地攀登山峰。哗哗的水声，急骤的枪声掩护他们的行动。
只听开湘短促的声音，从河对面传过来，告知我侦察连上去了，1连长毛振华同志带着1连上去了。
我仰视山顶，什么身影也看不见了。
于是，按照计划，为了麻痹敌人，6连从正面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那二十个突击队员在连长杨信义、政指胡炳云的指挥下，以密集的火力作掩护，手持大刀和手榴弹，悄悄向隘口独木桥边运动。
敌人凭着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炮楼，有恃无恐地躲在工事里一枪不发，等到我们接近桥边时，就投下一大堆手榴弹，向我们反击，一团团的火光在隘口翻腾飞舞。
突击队员们待敌人的手榴弹一停，又冲了上去。但几次冲锋，都没成功，先后伤亡了几个同志。
“打，不让兔崽子抬头！”年轻的一排长，见冲不上去，便命令机枪手狠狠射击。
机枪喷出的火舌映红了半边天，激烈的枪声在山口震荡着，子弹打得敌人阵地上的岩石直冒火星，但是仍压不住敌人。
我们又组织人员，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喊道：
“我们是北上抗日的红军，从你们这里借路经过，你们别受长官的欺骗，让路给我们过去吧！”
“赶快交枪，交枪不杀，还发大洋回家！”
敌人不管我们怎么宣传，还回喊：“你们就是打到明年今天，也别想通过我们鲁司令的防区腊子口！”
此时，我团正面进攻，已经打了大半夜了，再有三四个钟头天将破晓。
鲁大昌拥兵五六个团在岷县县城，只隔着一座大山，总兵力比我们的要多得多，如若拖到他们倾巢增援，几个钟头就能赶到，局面将更严重。
毛主席和军团首长又一次派人来前沿了解情况，问突击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
可是我们上山的那支迂回部队，仍不见信息，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也还不清楚。
眼下时间紧迫，任务逼人，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在会上和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重新组织火力与突击力量，必须打。
没想到，接连攻了几次，还是接近不了桥头。
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炸裂的弹片在桥头三十米内的崖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有的地方，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已经堆起一层了。
黑暗中，看见牺牲的战士遗体躺在那里，连把他们拖出战场的机会都没有。
我命令6连不要再继续猛攻，只进行牵制性的战斗，等待迂同部队到达预定位置发出信号后，再一齐给敌人来一个总攻击。
炊事员用缴获敌人的面粉、猪肉做好饭菜送来了。战士们谁也吃不下。我命令6连连长、指导员带头吃，他们才勉强吃了一点。
战士们撤到离前沿稍远的地方，靠着石崖一个个坐着，四周黑乎乎的，不见一点光亮，只有河水翻起的浪花偶尔闪耀着白光。在黑暗里我忽然听到几个战士在低声谈论：
“敌人对崖路封锁太严啦！”说话的声音很清脆，听得出是个青年战士。
“我看，”另一个接着说，“单凭正面猛冲怕是不行。”
战士的话忽然提醒了我，可不，整个6连从正面扑上去，也很难达到疲劳和消耗敌人的目的，倒不如抽出少部分同志组成突击队，以小分队的形式接二连三地向敌人轮番进攻，来疲劳和消耗敌人，再伺机夺桥。
于是，我交代党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要他与6连的领导一起从党团员中抽出十几个人组织突击队，其他同志仍旧原地休息。
于是，不用多久，前沿又响起了枪声和喊杀声。
趁这间隙，我到后面树林里转了一圈。在树林里休息待命的总攻部队，听着前沿6连同志那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哪能入睡、他们一见我去，都争着上来要任务和打听桥头攻击部队的进展情况。
我叫他们抓紧开饭，做好向纵深追击的准备。
全团都等待着迂回部队的消息。
毛主席在后方的康多村，一直拿着电话筒，连续向我们下达指示，强调无论如何要在天亮前攻克腊子口。
三点到了，按照与迂回部队的约定，全团进入总攻位置。
我遥望河对岸山那边，急切地盼着黄团长发来信号。为了万无一失，还指定三个通信员专门瞭望右岸悬崖。
怀表上的指针指向三点，我睁大眼睛注视着天空，但是不见一丝信号的踪影。
三点三十分过去了，四点过去了，还是不见动静。
正在焦急，6连的通信员跑来向我报告，说：“6连的突击队冲到桥下去了!”
我立即赶到桥的附近，果真，6连的战士偷偷地涉水过河到了桥那头。
原来，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当我们把队伍拉到后边休息时，敌人真以为我们“无能为力”进攻了，于是都缩进碉堡里打起盹来。
6连又组织了十五名突击队员，他们一个个背插大刀，身挂手榴弹，有的还配有一支短枪，趁着天黑，分作两路。
一路顺河岸崖壁前进，摸到桥肚底下，攀着桥桩运动到对岸，另一路先运动到桥头，待前一路打响，就一齐开火。
一不小心，一名队员踩断一棵小树。敌人惊醒了，开始疯狂地扫射。
指导员胡炳云几乎是同时带着一个排扑了上去。扔出一排手榴弹，紧接就冲进了桥头敌人的工事里。
桥下的突击队一听枪声响了，也冲上桥，在黑暗中和敌人厮杀在一起。
我急得手心冒汗，见突击队在桥上和敌人短兵相接，对岸山顶上却迟迟不见信号弹。
天快亮了，要是天明前，开湘他们要是完不成迂回任务，6连突击队的战斗将前功尽弃，我们的整个战斗部署也会暴露。
可黑夜攀登如此陡峭的悬崖，困难是预料不到的，迂回部队究竟遇到了什么?
就在万分焦急，右岸高峰上面突然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
“信号弹!红色信号弹!”我激动的喊出声来。紧接着又升起一颗绿色信号弹。
一红一绿，那是我们约定的进攻信号。
“迂回部队胜利到达预定地点!”战士们喊。
“发信号弹!”我命令通信员。“通、通、通!”接连三发红色信号弹射向天空。
三颗信号弹仿佛三颗红星在拂晓前的茫茫晨雾中闪耀着光辉。与那一红一绿的信号弹交相辉映。
“总攻开始了!”
最后一击盼到了，我松了一口气，开湘还是开湘。
这时山上山下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
右面悬崖上的部队在黄团长指挥下，看准下面没有顶盖的炮楼和敌人的阵地，扔下一个接一个的手榴弹，所有的轻机枪和冲锋枪也一齐开火。
敌人成了他们的靶子，没死的抢着爬出炮楼。我们哪里肯让他们逃掉。
晨曦中，全团的轻、重机枪也一齐向隘口炮楼逃出来的敌人扫射。
6连的同志更是威风，现在连步枪也不用射击了，一个个身背马枪，抡起雪亮的大刀，冲向独木桥，向敌人左砍右杀。
没用多久，我们就抢占了独木桥，控制了隘口上的两个炮楼。
我见初战获胜，便命令总攻部队分兵两路，沿着河的两岸向峡谷纵深扩大战果。
我与部队一起跨过小桥，正贴着崖脚的小路往里冲，突然有人喊道：“政委！”
我一看，路边，与小路平行地躺着通信主任潘锋同志。他的腿上被血染红了。我感到奇怪，负责发出信号的潘锋怎么躺在这里?
右边是悬崖，迂回部队已穿过山梁向北压去，他不可能从这里下来呀?
我来不及多问，只听他说，冲锋时从山顶上掉下来了。他伤势不轻，我叫卫生员马上急救，并指示担架队一定要把他抬上。
从他的口中，我才知晓毛振华同志的遭遇，他率领1连先爬到山顶，见到处都是悬崖陡壁，也不能照明，只能摸黑探路，没想到真就一步踩空，摔进一个深坑，头部碰伤。他不顾伤痛，爬出来后继续探路。
一时间，迂回部队迷失了方向，这也因此多花去了大半宿的时间。
经过两个小时的冲杀，我们突破了敌人设在口子后面三角地带的防御体系，夺下了一群炮楼，占领了几个敌人的预设阵地和几个堆满弹药、物资的仓库。
全团一边作战一边就地补充弹药，随后向敌人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敌人退至峡谷后段的第二道险要阵地，又集结兵力，扎下阵脚，顽固抵抗，企图等待援兵到来之后一齐向我反扑。
被我迂回部队截断的一营敌人，这时也疯狂地向我侧射击。
我立即命令第5连配合我我崖上的第1、2连，消灭侧面这股敌人。与此同时，还集中其余所有的兵力向敌人的第二道阵地冲击。
在我炮火、机枪的猛烈射击下，经过我2营近一小时的连续冲锋，敌人终于全部溃败了。
我们占领了天险腊子口。
随后我红4团一路追赶，直打得敌人东逃西窜，惨败不堪。我侦察造又连夜插向岷州，占领了岷州城东关。
甘肃之敌大为震动，以为我们要打岷州城了。次日，我们接到军委的命令，挥兵东去，乘胜占领哈达铺。
队伍继续急行军，渡过渭河，打下青石嘴，在吴起镇胜利会师了。
有一天，我和开湘赶去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军干部会议，俩人骑着马一日气跑了三十多里地，一头是汗。
会上，毛主席总结长征胜利，开湘听得入神那样的兴致勃勃，但我却感到浑身发冷，没有参加会餐就请假回去。
路上，我又淋了一阵大雨，回去一头躺在热炕上，得了伤寒。
开湘参加会餐回来来，第二天也病了，病势来得比我还猛。
他要到卫生部医院去了。我抱病到门口送他，叮嘱他好好养病。
开湘话不多，那深挚的感情全从目光里流露出来了。他向我一起送行的同志连连点头，并叫我赶快回屋里，莫又冻着。
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转战，我们的体质自然都差多了。我们都没经得起伤寒病的袭击。
我睡在土炕上，裹着那条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薄薄的被子，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一会儿觉得像腾云驾雾一样，一会儿又像是处身于硝烟弥漫的战斗中。
一次，我迷糊中睁开眼睛，突然噩耗传来：黄开湘同志逝世了!
我掀掉身上的薄被，猛地站起来，摇晃了几下，但还是站稳了。我大喊一声：“备上马！”
看护我的同志劝阻我，外边下着大雪，又这样远，跑一趟会使病情加剧的。
我哪里还听得进这些话，我一定要去，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去见一见开湘，哪怕是最后一眼。
我实在不敢相信，开湘同志真的从此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可是自四渡赤水以来，就朝夕与共的老战友呀。
我骑着马出发了。
满天飞舞着鹅毛大雪，光秃秃的山头上全是一片白，整个大地仿佛穿上了缟素。
等我们赶到纵队医院所在地时，一座新坟也已披上白雪，枕着高山，面对洛河，遥望南方无穷远的天际。
坟上，积雪越来越厚，大片大片雪花也落在我的身上。我脱下帽，深深地鞠了一躬，离开了长眠于此的战友。
一路上，脑子里翻腾着的，都是那些在火与血中结成的战斗友谊。
据说腊子口之后, 毛主席曾风趣地说：“有斧头将军和白袍小将为先锋，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斧头将军指黄开湘，白袍小将就是杨成武。
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而且逢战斗就战斗，且战且胜。这就是典型意义上的摧枯拉朽、战功卓著的战将。
杨成武将军是，黄开湘团长也是。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只是很多英雄他们没有赶上评功授奖，肩膀上没有佩戴军衔，胸前没有挂满勋章，他们在革命成功之前已经早早地牺牲了。
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名字逐渐被遗忘，他们披着硝烟创造的事业却长存。
就像黄开湘一样，黄家一门兄弟五人都参加了红军，全部牺牲，黄开湘的妻子也死在了寻夫路上。
他们的女儿黄菊花直到20世纪80年代看到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才得知父亲50多年前已经牺牲。
如果不是有杨成武将军真挚的回忆，客观的记录，黄开湘将“湮没”在历史的洪流里，他的事迹连同尸骨，也将无迹可寻。
我们在讲述大家都知道的英雄故事时，也尽可能说一些大家不知道的，因为这些人同样是军队的脊梁，民族的脊梁。
像黄开湘们，像“云贵川”们。
因为有他们，才有了那凤凰涅槃般的生命力，任何力量也压不倒，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我想，这也是将军们为何会孜孜不倦，用生命最后的时光，去回忆过去的原因之一。
编辑：思聪 霞姐
资料来源：
《杨成武回忆录》
《杨成武画传》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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