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身为帝王却爱好文学，其诗受南方“清绮”诗风的影响，但有别于宫体诗的浮靡颓废，他的诗歌更加典雅明快。

同时，隋炀帝受北方“贞刚”诗风的影响，所作的边塞诗不仅具有帝王气度，而且融入了南方诗歌创作的特点。

隋炀帝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对北方诗风进行了创新，鼓励了南北方文学之间的交流、促进了隋朝与初唐的诗歌创作发展，对南北文风合流以及初唐诗歌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隋朝诗歌在文学史上成就并不显著，但是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发展的过渡阶段，仍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与价值。隋诗中，隋炀帝的诗歌创作是继承与发展南北诗风的典型。

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写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南方的诗风“清绮”，北方的诗风“贞刚”，这两大特质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隋炀帝的诗歌中可见一斑。

隋炀帝杨广身为帝王却爱好文学，其诗歌在文学史上颇有研究价值。郑振铎评价隋炀帝曰：“（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他虽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士。”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载有隋炀帝现存的诗歌38题44首，在集中所选隋代87位有姓名的诗人中排名第一。

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出版说明中指出，逯书与冯惟讷的《诗纪》、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相比，有五项明显的优点：取材广博、资料翔实、异文齐备、考订精审、编排得宜。

由此可见，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同类总集中是最完善和使用最方便的一部。而逯书收录的隋代诗歌中，隋炀帝诗数量最多，足以证明隋炀帝在隋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他之所以有这么多诗流传至今，不仅在于他的诗歌有欣赏价值，还在于他对诗歌发展史所做出的贡献。

“艳情篇什”对梁陈诗风的继承及创新

隋炀帝继承梁、陈宫体诗的风格，创作出了一些“艳情篇什”，也有格调更加清丽自然的写景抒情诗，他还注重声韵格律，创作出明白晓畅的诗歌。

沈德潜说：“炀帝艳情篇什，同符后主。”杨广的“艳情篇什”，主要指受梁、陈宫体诗影响的作品。如《乐府喜春游歌》二首：

禁苑百花新，佳期游上春。轻身赵皇后，歌曲李夫人。

步缓知无方，脸曼动余娇。锦袖淮南舞，宝袜楚宫腰。这两首诗就是典型的宫体诗。

《喜春游歌》其一中，隋炀帝将孟春出游的女子比作赵飞燕、李夫人，把目光停留在描写女性的体态上，诗歌风格柔媚，内涵却较为空洞无力。

《喜春游歌》其二则极写女子的动作、神态，描写女子的娇弱。宫体诗的一大特征就是将女性作为观赏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忽视女性自身的思想和感受的。

前人创作宫体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描绘美，而不是表达思想，隋炀帝的《喜春游歌》也体现了这种创作态度，情调、风格和表现手法与同类题材的陈、梁宫体几乎没有差别。

但隋炀帝的诗歌并非全部都是轻靡之音，有相当一部分诗歌受到南方“清绮”诗风的影响，格调却更加清丽自然。其中，以《春江花月夜》《夏日临江诗》《野望》等写景、抒情诗最令人称道。

《春江花月夜》其一诗云：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春江花月夜》是宫体诗的旧题，根据史料记载，是陈后主创作的乐府艳曲之一。但隋炀帝依陈后主宫体旧题所作的《春江花月夜》却摆脱了艳曲的色彩，写出了清丽的风物之美。

月亮和星星是无法移动的，流动的是江水，而在隋炀帝笔下，流波领着月亮离去，潮水带着星子前来，化静为动，更添理趣。

此诗不仅语言平易清新，工整流畅，而且还能领略到作者宽阔的胸襟以及开阔的境界，给当时着意于华美词藻和工整对仗而缺乏生气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活力。

隋炀帝诗歌有意识地学习“声律说”，注重音调和谐，而这种写作手法和唐以后形成的格律诗几乎无异。

如《夏日临江诗》：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江滨夏景图。全诗韵脚和谐，第二句和第三句对仗工整，读来颇具音乐美。郑利华评价：“这首诗以写景和抒情并重见长。

在诗的艺术形式上，第二联、第三联工对的运用，已和唐人的五律无异，显示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发展的轨迹。”隋炀帝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有意识地接受近体诗的创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体诗的发展。

“边塞诸作”对贞刚诗风的延续与发展

隋炀帝受北方“贞刚”诗风的影响，许多诗歌风格劲健，气质凛然。沈德潜说隋炀帝的边塞诗矫健有力，有独特的魅力。

隋炀帝延续北方文风，创作的《纪辽东二首》《饮马长城窟行》《白马篇》等边塞诗，场面壮观，写景开阔，表现出一代帝王渴望开疆拓土成就千古功业的壮志雄心。

隋炀帝在创作边塞诗时，对乐府古题进行了内容和风格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征战或出巡事件的描写，以及豪放刚健的创作风格。如《饮马长城窟行》：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饮马长城窟行》是乐府古题，最早见于南朝萧统所作的《昭明文选》。从内容上讲，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描写了一位独守空闺的女人和她对丈夫的思念之情。

而隋炀帝《饮马长城窟行》则是描写了出巡时的阔大场面，表达了隋炀帝“安此亿兆生”的政治目标，抒发了他“高枕于上京”的雄心抱负。

从风格上讲，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以“青青河畔草”起兴，以“绵绵思远道”引出下文对丈夫的思念，全诗细腻缠绵，而隋炀帝《饮马长城窟行》风格刚健质朴，气势雄浑。

隋炀帝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都对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进行了创新。陆时雍评价：“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帝的边塞诗颇具风骨，开启了豪迈恢宏的初唐边塞诗的先声。

杨广身为皇帝，所作的边塞诗尽显帝王气度，而且还融入了南方诗歌创作的特点，对南北诗风的合流具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于南方文风中铺陈手法的运用。

如《白马篇》：阵移龙势动，营开虎翼张。冲冠入死地，攘臂越金汤。尘飞战鼓急，风交征旆扬。转斗平华地，追奔扫带方。本持身许国，况复武力彰。会令千载后，流誉满旂常。

《白马篇》是乐府古题，曹植的《白马篇》可为绝唱。隋炀帝这首诗也是仿曹植《白马篇》所作，但是二者却有极大不同。

曹植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位武艺高强、为国赴难的少年英雄的形象，以抒发自己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为做出一番事业甚至可以壮烈牺牲的远大抱负。

但是这首诗是曹植早期所作，他并未体验过真正的军旅生活，因此缺乏对战场的正面描写，显得慷慨之气有余而真实感不足。

而隋炀帝从小生于北方，且一生久经沙场，对战场的环境、战争场面了然于胸，在边塞诗中便不吝于正面描写战场，其具体的战争场景就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隋炀帝的《白马篇》从结构上看是仿写曹植，并学习曹植的铺陈手法。诗歌开始两句描写奔赴战场的英雄身影，以“问是谁家子”领起，运用铺陈手法描写白马将军来历及形象。

这种细腻的描写使得白马将军的形象跃然纸上，而边塞诗的题材也使得这首诗具有了阔大恢宏的气概。因此，从诗歌的境界上说，《白马篇》可谓是融合南北诗风的佳作。

只有隋炀帝这样既具有北方豪放不羁、慷慨激昂的意志，又具有南方细腻敏感、婉约柔和的情怀的诗人才能创作出这些意境浑融的诗作。

隋炀帝对诗歌发展史的贡献

隋炀帝诗歌创作吸收了南北诗风的长处，不仅促进了隋朝南北文风的交流与融合，也对初唐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南北文风的交流融合。隋炀帝鼓励文学发展，为隋朝文学发展提供了政治支持，促进了南北文风的进一步融合发展。

杜晓勤指出：“隋炀帝身为帝王却鼓励艺文创作，不设置地域的限制、不提倡文风的偏见。各地的文人能够聚集在京都，互相酬唱应和，切磋诗文艺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隋炀帝。”

高祖在朝时，领导集团绝大多数是关陇豪族，没有人来自江左。但炀帝即位后，便开始任用南人。《隋书》卷六十七《虞世基传》：“炀帝即位后……帝重其才，亲礼逾厚，专典机密。”

南方文人自此逐渐迈入政治中心。正是在虞世基等南人的帮助下，隋炀帝才能将南方文风介绍到北方来，并使南北方文风在互相唱和中逐渐融合。

隋朝的文学家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北齐、北周的旧臣，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人，如江总、许善心、虞世基、王胄、庾自直等。

前者是北朝诗风的代表，后者是南朝诗风的代表。隋炀帝效仿齐梁以宫廷为中心的诗人集团的诗歌创作活动，常聚集文人宴饮赋诗，南方文人与北方文人在交流中风格逐渐融合。

如北方文人杨素的赠人诗《山斋独坐赠薛内史》“日出远岫明，鸟散空林寂。兰庭动幽气，竹室生虚白”这几句写景，语言清新流畅，不仅汲取南方诗歌讲究对仗的特点，而且也将自身情思融入景中，感情真挚。

第二，影响了初唐诗歌的创作。隋炀帝兼容南北文风，创作出不野不腻，贞刚与清绮并融，慷慨与婉约通会的诗歌。而他诗歌也影响了初唐的诗歌创作。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隋炀帝的部分诗歌格调清新明快，对初唐诗歌创作风格有一定的影响。隋炀帝诗歌对艳情内容的克制，为唐代革新南方轻艳浮靡的文风，形成自觉意识提供基础。

结语

隋炀帝不仅在诗歌创作中兼容了南方清绮与北方贞刚的文风，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而且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对北方文风进行了创新。

鼓励了南北方文学之间的交流，促进了隋朝与初唐的诗歌创作发展，对南北文风合流以及初唐诗歌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