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5月，一场重大的决定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内产生。他们选择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以及任弼时的远亲任作民，准备派他们去苏俄进一步深造。通往苏俄的道路布满了关卡，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与风险。稍有疏忽，就可能会被捕，甚至会面临生命的危险。
任弼时
然而，当他们得知自己有机会去苏俄留学时，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他们从上海吴淞港启程，搭乘轮船，途经日本的长崎，再经过海参崴，最终抵达伯力，正式进入了苏俄的领土。
在他们前行的路上，有一条名为伊曼河的河流，它分隔了赤白两区。河的南边是白区，而河的北边则是赤区。那时的苏俄正深陷于内战之中，远东地区更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白党匪徒所侵占。
为了确保安全通过，任弼时等十余人决定分散行动。他们分成多个小组，有的选择在白天行进，有的则在夜晚出发，还有的在俄国人的带领下前行，他们约定在伯力的某个地点再次集结。
任弼时与他的中学好友萧劲光组成了一个小组。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进行了精心的伪装。一个化身为理发师，另一个则装扮成裁缝。在风雪中，他们裹得严严实实，一前一后地走着，仿佛彼此并不相识。
当他们接近伊曼河的赤白交界时，发现日本人和白匪已经在那里设立了关卡，对过往的行人进行严密的盘查。
日军关卡示意图
由于当时海参崴正遭受鼠疫的侵袭，因此所有经过的行人都必须接受检疫和体温检测。幸运的是，萧劲光的体温完全正常，所以尽管经过了多次检查，但最终还是被放行。
然而，任弼时可能因为稍微有些感冒，体温偏高。无论他如何辩解，最终还是因为被怀疑患有鼠疫而被扣留。
看到好友被扣留，萧劲光内心充满了焦虑，但他却无能为力，只能按照原定的计划，独自一人继续前往伯力。在伯力与刘少奇、蒋光慈等人会合后，他们得知了任弼时被扣留的消息，都非常担忧。
但出乎意料的是，仅仅过了两天，任弼时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既惊讶又兴奋。萧劲光更是激动地询问他是如何逃脱的。
任弼时带着微笑，向大家讲述了他的经历。原来，在被扣留后，他被关进了专为“鼠疫患者”准备的隔离室。
日本人和白匪对他进行了盘问，询问他的身份以及前往俄国的目的。他坚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希望去俄国谋生。
当日本人和白匪再次为他量体温时，他心生一计，偷偷地耍了个小手段。在夹体温计的时候，他故意让体温计的水银部分暴露在外面，这样一来，他的体温就显示为正常。由于找不到任何异常，日本人和白匪只得将他释放。就这样，任弼时成功地与队伍会合。
萧劲光
这次经历是任弼时人生中的第一次历险。尽管他当时只是一个刚刚踏上革命道路的17岁青年，但他凭借着坚定的革命精神、沉着冷静的态度以及机智的头脑，成功地化解了这次危机。
这一幕在萧劲光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萧劲光都会对任弼时后来的两次被捕，以及在狱中遭受酷刑却仍然坚贞不屈、灵活机智地应对国民党特务的行为赞叹不已。
那是在1928年的秋季，中共中央派遣任弼时前往安徽进行工作巡视，他的使命是传达中共六大的精神，并着手解决中共芜湖市委与安徽省临委之间的分歧。
同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刚刚落幕，任弼时便踏上了前往安徽省委所在地——芜湖的旅程。
10月，任弼时根据他深入的调研结果，以及中共中央在10月5日的明确批复，对安徽省临委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鉴于芜湖市委的工作表现并不出色，他果断地做出了撤销其建制的决定，将其工作职责分配给新成立的两个区委，并直接由省临委领导管理。
在新的省临委开始有序运转后，任弼时准备启程巡视安徽各地，更深入地了解基层情况。当时，南陵的党团县委负责人王德芳正好在芜湖参与重要会议，他向任弼时详尽地汇报了南陵的党团组织活动现状。
南陵县
在仔细聆听了王德芳的汇报后，任弼时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亲自前往南陵进行巡视，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基层党团组织的活动情况。
10月13日，任弼时化名为“胡少甫”，与团省特委书记林植夫（化名徐厚昌）一起，踏上了前往南陵的旅途。为了掩人耳目，他剃去了长期蓄留的胡须，戴上了礼帽，穿上了咖啡色的夹袍，骑着一头小毛驴，装扮成商人的模样。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从芜湖到南陵县只有一条可行的路线——乘坐漳河上的夜航船。南陵县虽然党团员人数不多，但当地的商人对于抗捐斗争的需求却非常迫切。
然而，就在当年的7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原有的平静。由于通信的泄密，县委书记不幸被捕入狱，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人因此被迫叛变。
在14日黎明，任弼时抵达了南陵县城，并选择了城关的南美旅社作为落脚点。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党团组织的情况，他决定在第二天参加在香油寺召开的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
然而，就在15日下午3点左右，当任弼时和林植夫在王德芳的引领下前往香油寺，准备与当地的党团员会面时，意外却突然降临。尽管只有两名党团员按时到达，但他们的行踪却被早已对他们有所怀疑的国民党县党部察觉。
原来，国民党县党部的胡学礼、刘必昌以及工会主任许锦章等人已经暗中盯梢他们很久了。而南陵县自卫队在接到通知后，也迅速埋伏在了通往香油寺的金桥、银桥附近。
当任弼时察觉到周围的异样，准备散开时，已经为时已晚。自卫队如狼似虎地一拥而上，将他们四人当场逮捕。
大洋
尽管在任弼时身上只搜到了80块大洋作为“罪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这四人羁押起来。而幸运的是，王德芳因为与自卫队队长刘德奎有亲戚关系而得以逃脱。他当晚便匆匆赶回芜湖，向党组织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
16日晚，南陵县法院与国民党县党部联手展开了一场严肃的会审。这场会审非同小可，由县长王粹民亲自挂帅，他可是个厉害角色。
会审的气氛紧张而肃穆，首先被带上来的是刘显宗，他面对审问显得有些紧张。接着是王德辉，他努力保持镇定。然后是林植夫，他以徐厚昌的化名坦然承认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虽然王德辉和刘显宗承认了他们是共青团员，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与任弼时并无交集，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
林植夫在审讯中表现出坚定的信仰，他怀疑自己被同志王德芳出卖，无奈之下揭露了王德芳的共产党员身份，导致王德芳在芜湖被捕。尽管两人都遭受了残酷的拷问，但他们始终坚守信念，坚决否认与任弼时有任何联系。
当任弼时被带到审判庭时，他展现出了惊人的镇定和沉着。敌人试图从他的言辞中寻找破绽，但任弼时机智过人，让他们一无所获。
敌人恼羞成怒，命令警长张勇对任弼时动刑。法警郭发和周凤迅速取来刑具，对任弼时施以残酷的踩杠和夹棍之刑。任弼时痛得昏死过去，然而一桶冷水又将他残忍地泼醒。
尽管身处剧痛之中，任弼时却紧咬牙关，努力稳住自己的身体。他猛然站起，昂首挺胸地发表了一番义正词严的演说：“一个执政党应当秉持政治道德，不得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否则便不配称为光明的政党。”
监狱电刑椅子
这番慷慨陈词让敌特惊愕不已，他们从未在公堂上遇到过如此坚定而雄辩的犯人。
在审讯过程中，刘怡亭屡次企图引诱任弼时露出马脚，但都未能如愿。任弼时敏锐地察觉到敌人并未掌握他的真实情况。
任弼时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自己坚决否认一切指控，至多不过是一死。因此，无论敌人如何施用吊打、跪铁链子、踩杠、夹棍等酷刑，他都未曾屈服。
之后，任弼时等人在南陵监狱度过了数日的囚禁生活后，被转押至安庆。在前往安庆的船上，他们被紧紧绑缚在甲板上，成为了众人围观的对象。乘客们听闻抓到了共产党，纷纷涌来观看。
任弼时毫不畏惧地抬起头，迎向众人的目光。突然，他在人群中瞥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不是家乡开丝绸店的彭佑亭吗？
彭佑亭也惊讶地发现这个被捕的“共产党”竟然是他的同乡任弼时。两人在上一年任弼时回乡时还曾有过一面之缘。
彭佑亭和任弼时的关系颇为深厚，他们不仅是同乡，而且在任弼时就读长郡中学时，彭佑亭曾在那里做校工。后来彭转行做蚕丝生意，四处奔波，但两人始终保持联系。
此外，他们之间还有着远房亲戚的关系。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重逢中，彭佑亭刚想喊出任弼时的名字，却被任弼时及时制止了。
此时几个押解的士兵提着枪走过来驱赶围观的人群。任弼时趁机装作申辩的样子用湖南汨罗话大声喊冤，说自己不是共产党而是长沙伟伦纸庄的伙计，此次来南陵县是给姑妈送钱的却被误抓。这番话让士兵们一时语塞，也吸引了彭佑亭的注意。
写信求救示意图
彭佑亭立刻反应过来配合任弼时的说辞并趁机靠近他。任弼时意识到这是一个传递消息的好机会。于是向彭佑亭暗示了自己的处境并请求他帮忙传递消息。彭佑亭机智地将随身用来记账的铅笔和纸塞给任弼时为他提供了一个与外界联系的渠道。
任弼时抓住这个机会，以如厕为由暂时解开了绳索写下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了自己的编造的口供和真实情况。
彭佑亭拿到信后，连夜赶往长沙将其交给了任弼时在长沙的叔父任理卿。这一行动不仅为任弼时传递了重要信息还为后续营救工作提供了线索。
在那之后，任弼时被关进了安庆饮马塘看守所。在这座阴森的监狱中，他不仅坚守自己的信仰，更巧妙地领导了一场在押“政治犯”的反口供斗争。他深知，那些因严刑拷打而招的供词，都不过是屈打成招的产物，绝不真实。
他目光坚定地告诉每一位同志：“所有因受刑而招的供，我们都必须翻供。我希望大家能够经受住这场狱中斗争的严峻考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不能牵连他人。”
当他帮助柳湜、戴映东等人梳理案情时，他提醒他们，年轻人常常急于求成，总想着能迅速逃离这个牢笼。然而，如果没有足够的条件，我们就应该做好长期坐牢的准备，把这段时间用作学习的机会。他批评了那些因急躁而在审讯中发脾气、辱骂国民党的行为，认为这样做无济于事。
“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我们在狱中的底线。一旦你因愤怒而开口辱骂，就等于自认了身份。我们要学会与敌人进行理智的辩论，用道理去斗争，争取不被判死刑，在狱中也要过好每一天。”在他的启示下，狱中的学习氛围变得浓厚起来，许多人都能够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困境。
任弼时始终如一，他像一座坚固的城墙，守护着党的机密。他始终坚称自己是“胡少甫”，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敌人尽管狡猾，但面对任弼时的坚定和机智，他们既无法得到口供，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因此迟迟无法给他定罪。
而彭佑亭的及时信息传递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当任理卿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联系了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共同设法营救。陈琮英在接到电报后，毫不犹豫地将这一重要信息报告给了党中央。党中央迅速作出指示，要求陈琮英在监狱外进行救援工作。
任弼时妻子陈琮英
正是由于任弼时的坚定信念、机智应对以及党中央的及时营救，安庆特种刑庭最终只能以“证据不足，无法定罪”为由，下令让任弼时交保获释。
1928年底，任弼时从安庆饮马塘监狱走出，重获自由。他回到上海后，不顾身体的虚弱，立刻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
再来说说任弼时在上海的另一次惊险经历。1929年11月17日，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初冬日。任弼时冒着雨去参加共青团省委的扩大会议。他按照门牌找到了位于公共租界的江苏团省委机关——华德路竞业里。
然而，当他站在门口时，却感到一阵莫名的凉意袭来。他裹紧了身上的大衣，甚至为了以防不测，将记有机密的纸条吞进了口中。
尽管心中有所不安，但他还是决定进去一探究竟。就在他准备推门而入的瞬间，大门突然敞开，几名国民党特务冲了出来，迅速扭住了他的胳膊。
“又抓住一个！”特务们喊道。
任弼时大声辩解：“你们抓错人了吧！你们凭什么抓我？！”然而特务们却不由分说地将他推向警车。
被捕示意图
在这危急关头，任弼时展现出了他的机智与冷静。在被推上囚车之前，他假装滑倒在地，趁机将一只鞋子蹬脱在门口。这是他留给后来人的警示信号。
随后他被押送到了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这个拘留室是一个阴暗潮湿的大通间，三面是墙壁，一面是铁栏杆。
当任弼时被押进去时，他看到了同案的被捕者周朴农，不禁暗暗吃惊。但任弼时仍然保持着冷静和沉着，他环顾四周后跨过躺着的人朝周朴农走去。周朴农刚要站起来打招呼时，被任弼时按住肩膀并在旁边坐了下来。
周朴农与任弼时的相识颇有些传奇色彩。原来，周朴农曾是共青团上海浦东区委的书记，在八七会议之后，他曾亲自前往平安大旅社向任弼时汇报工作。
此后，周朴农担任了团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的重要职务。在被捕时，他化名为周阿康，以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的身份，在内山书店从事着革命工作。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上午，顾作霖通知他前往竞业里参加团省委的扩大会议。然而，就在他抵达后不久，便与其他同志一同落入了敌人的魔掌。而任弼时，也正是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劫难中与他再次相遇。尽管身陷囹圄，但他们并未放弃斗争的信念与决心，而是选择了团结一致、共克时艰。
民国上海电车车票
任弼时被捕时身上除了电车车票，再无他物。他巧妙地使用了“彭德生”这个化名，伪装成一个从江西到上海寻找工作却误入歧途的失业青年。一次小小的门牌号笔误，让他落入了敌人的手中。
当他得知同伴周朴农的真实身份尚未被揭穿时，他低声而严肃地提醒：“我们必须更加小心，不能让敌人看出我们之间的关系，现在他们只是怀疑，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夜幕降临，时钟敲响了十下，他们被押往闵行路巡捕房。面对审讯，周朴农谨遵任弼时的指示，坚称自己只是内山书店的一名普通员工。事实上，他早已与那家书店辞职了，但幸运的是，书店的老板与文学巨匠鲁迅交情深厚，因此在关键时刻为他提供了有力的掩护。
然而，敌人并未轻易上当。他们对两人的供词表示怀疑，并决定采用更严厉的手段来逼供。他们先后对两人施加了两次残酷的刑罚，其中第二次更是动用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电刑。
在首次遭受酷刑后，任弼时坚强地回到拘留室，对周朴农说：“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必须坚韧不拔，无论面对何种考验，都要准备为了伟大的事业牺牲自己。”这番话为周朴农注入了新的力量。
周恩来总理
消息传到中共中央，他们迅速行动，查明了任弼时等人被捕的原因，并立即展开营救。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了这场行动，他委派了陈赓来全权负责。
经过深入调查，他们揭示了任弼时和周朴农被捕的真正原因。原来，敌人在搜查上海反帝大同盟的一名负责人张永和时，从他身上找到了一张写有竞业里地址的纸条，这成为了他们被捕的线索。
由于缺乏确凿证据，敌人只能以“共产党嫌疑犯”的名义拘留任弼时。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央特科请来了上海著名的进步律师潘震亚，为他们在公审时辩护。
1929年11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审理此案。在庄严的法庭上，任弼时、周朴农和张永和坚决地重申了他们在巡捕房的供词。潘震亚律师据理力争，指出在中国领土上随意逮捕中国公民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
法官在律师的严词质问下无言以对，不得不宣布休庭。再次开庭时，他只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借口，对张永和判处两个月刑期，而对任弼时和周朴农则各判40天。
提篮桥监狱
刑期结束后，他们被送往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在那里，任弼时和周朴农共处一间囚室。监狱里每天都会举办时事报告会，要求新入狱的犯人报告外面的政治动态。但任弼时始终告诫周朴农要保持低调，不能暴露自己的政治立场，坚决不能参加报告会。
终于在1929年12月25日重获自由。当任弼时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时，特务对他使用了电刑，背上的电刑伤痕依然清晰可见。
看到这一幕的妻子陈琮英泪流满面，而刚脱险的任弼时却微笑着，反而安慰起妻子：“别担心，审判他们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最后的胜利者一定会是我们！”
任弼时和妻子陈琮英
朋友们纷纷前来探望任弼时，劝他好好休息，但他却笑着说：“我在牢里已经休息得够多了，现在最需要的是工作！”果然不久后周恩来就亲自前来看望他并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去武汉开展工作。于是任弼时没等伤势痊愈就投身于新的革命工作中去了。
任弼时的故事，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英勇传奇，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智勇双全的精神写照。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以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智慧，一次次化险为夷，为民族的解放和繁荣奋斗不息。
今天，我们回顾这些历史故事，不仅是为了铭记先烈们的伟大贡献，更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让我们怀着感激与敬仰之情，继续传承这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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