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戈德曼
美国经济学家，《亚洲时报》副主编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4月8日警告中国，称后者对新兴产业不断增加的投资将导致“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及企业面临重大风险”。耶伦称，中国“现在的产能规模太大，世界其他国家根本无法吸收这些过剩产能”。
“我向中国的高层官员表达了我的担忧：中国经济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越来越大。我尤其担心中国长期存在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这是由家庭消费疲软和企业过度投资导致的，而政府对特定产业部门的大规模支持又加剧了这种失衡，这将可能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和企业带来巨大风险。
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一直处于过剩的状态，房地产和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投资吸收了其中的大部分。而现在，我们又看到企业正在加大投资一些政府产业政策所扶持的‘新兴’产业，其中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耶伦说。
在耶伦看来，中国现在的产能规模太大了，世界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消化。中国采取的任意行动都可能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当世界市场上充斥着各种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时，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就可能面临问题。
▲美国财长耶伦在4月14日接受了CNN记者Fareed Zakaria采访。
这种笼统的观点带来了三个疑问：
一、问题究竟是出在中国的过度投资上，还是出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投资不足上？
二、中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对工业产品的需求是否带来影响？也就是说，供给增加是否可能导致需求增加？
三、谁购买了更多的中国产品？是美国以牺牲本国工业为代价购买了大量中国产品，还是中国产品卖到了那些没有竞争性工业的国家？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来为上述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耶伦的言论往好了说是过于简化，往坏了说则是扭曲事实。
美国制造业从业者人数与2019年5月基本持平（2024年3月为1296万人，2019年5月为1280万人），美联储工业生产指数保持不变，除了对半导体制造厂的补贴投资外，美国的工业投资一直处于疲软状态，非国防资本设备（不包括飞机）订单在2019年1月为378亿1982美元，但到了2024年1月却降至342亿美元，降幅接近10%。2023年第四季度美国制造业结构投资为1400亿美元，而2019年第一季度为1850亿美元。
同时，经季节性调整，2024年1月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增至920亿美元，而2019年1月的逆差为720亿美元。出于某种原因，美国减少了对本国制造业的投资，选择从其他国家购买更多的制造业产品。在此期间，美国对超过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2019年1月至2024年1月，中国商品的进口价格（税前）略有上涨。根据美国统计机构的报告，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进口额从2019年1月的410亿美元下降到2024年1月的360亿美元。
过去五年，美国制造业投资下降，对外国商品的依赖性增加，但这恐怕不能归咎于对中国进口的增加。在过去，进口中国产品确实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流失，但如前所述，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在过去五年已经有所下降，而且这是长期趋势，这一趋势早在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兴起之前就已显现。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促进了这些国家出口的增加，而这些国家出口的很多产品是美国购买的，但这是另外的问题。导致美国制造业表现疲软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税法、过度监管以及不重视技术人员培训等。
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那么中国的出口走向何方？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对发达国家市场（美国、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出口几乎没有增长，而对全球南方市场（包括俄罗斯、波斯湾国家、中亚、韩国和台湾）的出口却增长了约一倍。这是世界贸易模式史无前例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中国向全球南方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出口对比，蓝线表示全球南方国家，橙线表示发达国家（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作者整理）
中国对南方国家的大规模出口包括数字和实体基础设施。中国主导了东南亚、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的宽带以及实体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产品提高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为这些国家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价格低廉的电动汽车能提高流动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对南方国家的宽带投资有助于企业建设并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我最近为《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杂志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部分出口产品是有助于维持当地经济增长的，供给能够创造需求。
当然，中国商品的出口也有可能扰乱当地产业，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南方国家过度进口中国产品或基础设施项目不成功的例子。但是，这些问题值得仔细分析，应当密切关注数据，而不是一概而论。
现有数据表明，中国大部分出口产品都流向了那些在新兴产业领域不与中国构成竞争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往往受益于从中国进口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将有助于其未来经济增长。
信息的全面性是应该考虑的问题，提出失败案例的同时也应该考虑那些成功的例子。耶伦应该考虑一下，在新兴产业中增加产能是零和游戏还是正和博弈。她忽视了新兴产业的正和影响，这实在是个令人遗憾的疏忽。
最后，耶伦建议中国刺激消费、减少投资，这一建议没有考虑到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势。自1979年邓小平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有赖于城市化，农民涌入城市，成为生产线上的工人。而在未来，城市化率将急剧下降，中国必须提高工业生产率，就像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所做的那样。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可能的人口规模缩小，提高工业生产率是必然的，而这需要高水平的投资。
当然，耶伦的担忧也不应忽视，她担心中国的新兴产业可能损害美国经济，这或许没错。作为一名美国消费者，我希望能以低于1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一辆电动汽车（在中国，最便宜的一款特斯拉也需要20万元起步，约合2.7万美元——译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同意特朗普的警告，即价格低廉的中国电动汽车可能会“血洗”美国汽车产业。他在3月18日提议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征收高额关税，同时邀请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建厂，这似乎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案。
美国财政部应该更加努力地找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性解决方案，而不是向其他国家提出这种普遍性的建议。
原文标题《大卫·戈德曼：耶伦犯了一个错》，文章来自公众号“底线思维”，作者大卫·戈德曼，美国经济学家，《亚洲时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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