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秀莉
1937 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香港百年历史中出现了第一次繁荣。而抗战胜利后的沪港资金流动与以往的资金流动相比，规模和频率都远胜于前，对沪港两地的影响更巨大而深远，甚至可以说这次资金转移使上海与香港的经济局面出现逆转，上海没有恢复战前的繁荣局面，而香港却比战前更加繁荣。
资金流向香港后的出路
上世纪40年代的香港
如此巨额的资金涌入香港，给香港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但由于缺乏消纳如此巨大资金的渠道，游资的充斥对香港市场也是极大的压力。资金的流向除开设工厂外，还购买原料、黄金、股票和外汇，也有部分流向房地产业。由于国民政府的政策导向，也曾出现过资金回流上海的情况。
1946年，流向香港的资金除开设分号外，最大的投向为购买印度的棉花运往上海，因为印度棉花进口数量很大，上海无从结得外汇，而香港与印度同属英镑集团，结汇便利，因此大部分印棉的交易都以香港为集中地。此外，工业原料及染料的采购，也是游资投向的目标。可以说，这一阶段转移的资金中有相当大比例以商品的形式流回了上海。
1946年，即有报道称“每月逃港资金数在百亿以上，而且目前上海之各大银行钱庄，均已先后纷纷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更有不少进出口洋货及贸易公司等，迁港营业，并闻九龙最近创立棉织工厂，大部分亦系粤沪方面工业家所投资经营，且国内不少富商巨贾，统携巨款赴香港作寓公，据本市金融界非正式统计，近数月来国内资金逃避总额约近千亿元”。1947年开始，由于许多工业面临无法开工或无利可图的处境，工业资金南逃规模扩大，在香港开设的工厂数量逐渐增加。据《远东经济评论》所指出，1947年国内各地迁港工厂数，计有50余家。1948年1月至3月，香港中华厂商会登记准予入会之工厂有13家，香港、九龙两地向港政府注册的新工厂共62家。但此3个月间，香港所增加的工厂，实际尚不仅此数。这些新设工厂中，虽未必悉由国内迁往，但由国内尤其是上海迁往者必占大多数。
纺织厂工作的女工
在迁港工业中，规模最大且最活跃者为纺织工业，先后开设或筹设中之棉纱厂，资本额即达到10800万港币，纱锭总数则为15万至20万枚。此外还有织造厂及丝绸厂，上海的景福衫袜厂将香港以前的棉艺织造厂以150万元港币买下。上海丝绸厂迁港亦有二、三家，其中一家新昌丝绸厂，设于荃湾。上海较大规模的印刷厂，如福新、建新、建华、嘉华等也迁往香港。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馥荪），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将“浙实”大量资金汇往美国，先到美国再到香港，1950年在香港设立第一商业银行，与国内“浙实”脱离关系，仍自任董事长。中国钟厂总经理王宽诚，上海解放前夕携资赴香港另谋发展，后来成为港商巨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上海解放前夕离开大陆，先到香港后到台北。1951年，将原上海银行香港分行改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向港英当局登记。
除购买原料、开设工厂外，大量涌入香港的游资，主要投向黄金和股票市场，虽然最初曾有部分流向房地产，但由于香港当局对居民私产的保护和需求量的清淡，投资者不敢放手。从1946年7月起，香港开始有墨西哥黄金定货，黄金就成为香港金融市场的重心，成为许多金融性商品中买卖最多的一种。香港黄金买卖颇为便利，因此每天成交数目，最高时达十万八千两，最少也一、二万两，每星期黄金现货交收平均三万两。出入口均较方便，走私也很方便。据香港银业界估计，1948年从香港走私出口黄金，平均每月七、八万两以上。而入口方面，当然不止此数，1947年4月24日香港禁止黄金出入口以后，黄金出入香港虽被禁止，但走私仍有活动机会，走私出入口之数并不少于以前数目。从中国移港资金有不少走进黄金市场。总计从1946年7月间至本年4月间，黄金运入香港已近200万盎司。香港本地的消耗，据金商估计，全港每天金饰及零售销量，平均约为800至1000两左右，则全年亦不过30万两，其中仍有一部分流入中国。其余的100多万盎司，大部分去路为中国，尤以上海广州两地为最，统计至少占80%以上，最多时每日达七、八千两，最少也在2000两左右。银业界估计香港偷运中国之黄金，平均每月至少五、六万盎司以上。路透社伦敦1948年6月3日电：经济学人杂志载称“香港方面消息，每星期有约25万盎司之黄金输入中国，大部分系经由马尼拉及香港输入。”
香港大通银行旧照
在此期间，资金也出现过短暂的回流。由于国民政府自1947年8月开始采取步骤限制进口，实施严格的金银外汇管制政策，明令禁止黄金买卖和外币流通，提高美元对法币的兑换牌价，国人出境携带外汇限额由200美元减至100美元，成立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控制货物进口方面的外汇开支，强化输入许可制度，实行出口补贴办法，调整外汇兑换率来鼓励侨汇，最初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经过两个半月，国民政府从出口所收到的外汇，比3个月前增加75%，同时侨汇也增加了57%，而许可进口的外汇却缩减了约37%。逃港资金大量返回上海，出现暂时的回流。但是到11月份，资金逃港又趋活跃。国民政府虽然严厉搜捕黑市金融，经营申汇行家采用密电交款，管制仅使正常需要之小额汇款受阻，绝对不能压抑投机套利之买卖。但对于沪资逃港的出路，在当时难以立即消化，大部分仍以持有港币作为权宜之计，后来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股票市场的运转而逐渐被吸收。
1940年代末的游资逃避，一半带着商业性，一半带着政治性，在通货自由市场上需要的是安定和利益，仅从取缔黑市和禁止汇兑等入手，决不能填补资金逃避的漏洞。如果政府能提供安全的环境，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逃港的游资依然会回笼。就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看，根本的办法还应该从平衡财政收支，制止通货膨胀着手。
沪港经济地位逐渐逆转
1948年，国民党当局发行“金圆券”，由于没有硬通货作为基础支撑，迅速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全线崩溃
1940年代后期的沪港资金流动从本质上讲属于资金为追逐利润而引发的资金逃避，其根本原因是上海失去了保障资金安全的政治环境、丧失了使资金以正常途径获利的经济局面。当时上海工商业的经济活动，是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机，社会的大量游资，不敢也不肯投入正途，为保持财产价值，惟有从事各种囤积，对象是黄金、外币和证券，这种不事生产的局面，蕴藏着巨大的危机，一旦有利可图，巨额的资金便会汹涌而入。
对于巨额资金的流动，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严重性，而是在对战争局势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尽力将上海这一经济重心的财富收入囊中。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政府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也无法有效遏制资金的逃亡。1946年，上海市政府派员到香港进行了详细调查，并于12月以密电的方式发回经济部。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作了批示，并转知相关部门，商讨对策。1946年底，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贝祖诒专程前往香港，与总督府商订办法，设法阻止资金逃港，并拟限制港沪巨额汇款及自由兑换。但香港政府设法吸引资金来港设厂，所以双方的谈判未获成功，贝祖诒回来后即向国民政府请示，决定停止港沪外汇。这一措施引起上海市场的波动，米价随金钞价格而涨至每石105000元。1947年成立的上海市参议会，也纷纷从不同角度提出遏制资金逃避的提案，有的建议采取“乱世用重典”的做法使逃避国外资金实行登记。有的建议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将游资趋于正轨，奖励投资。还有提议疏导游资入于股市，立即减低递交五成保证金，使有合理之归宿，从而根除囤积居奇，抑平物价。上述提议都有利于遏制资金的逃避，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却无法推行，最终也只流于空谈。
上海，门口堆满沙袋的华侨银行
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一旦因资金的逃避变成金融真空，整个中国经济势必陷于枯涸而趋于崩溃。对此严重性，国民政府当局者亦有清醒的认识。行政院长翁文灏曾表示:“游资不断逃港，将使上海变成金融真空”。1948年7月国民政府当局专门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对付游资逃港的办法，积极吸收侨汇，委派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邵增华和外交部的蒋廷黻前往香港，讨论缔结管理中国逃资之新协定。但随后的金圆券币制改革和八一九限价政策，对上海工商界进行了最为残酷的劫夺，上海经济已彻底崩溃，资金逃避亦成脱缰之马。
随着上海的资金大量流向香港，两者的经济地位也逐渐逆转。一位名叫路德斯的美国人于1946年在香港作了3个月的观察后，认为香港将来要比日军占领前更为乐观，因为从前上海往往夺取香港之生意，现在则正相反。到1947年，《申报》驻香港记者杨慕琦以《香港的畸形繁荣》作了如下报道:抗战胜利后香港不仅很快恢复了战前的繁荣，而且比战前更加繁荣，因为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定，资产阶级不断地来香港，跟着人来的，便是逃避的资金，照可靠的估计，最近从国内逃避到香港的资金，每月总在1000亿以上，这样庞大的数目，直接造成国内经济的混乱，间接助长香港的畸形繁荣。尽管正当的商业并不景气，香港的银行，却是多如雨后春笋，现在华商银行，已经有了30家，类似银行的银号更无法统计，他们主要的业务是买卖申电，换句话说，就是做资金逃避的媒介，银行的存款已跟着急剧增加，游资多了，没有正当的出路，结果只有走向投机一途。香港的金融市场里，随着“炒家”的动向，时时会引起轩然大波。黄金老是在265元上下周旋，许久没有动静了。目前“炒家”的对象，已移到西贡纸和股票方面。而到1948年，已有人提出中国的金融与贸易中心不是上海，而是香港，上海已降为中转站的地位，即把国内的资金转移到香港的中转站。
日益繁荣的香港
面对上海资金向香港的转移，不少人出来劝阻，有的提出“香港的优势并不是天生的，香港的优势也不能保证资产的安全与发展，事实非常明显，中国本部的浊流，已经逐渐把它染污了”。也有认为“香港未必是淘金的圣地。香港的能否繁荣，华南地区，尤其是两广的农村经济是有决定的作用的。如今广西经过了大水灾后，荒芜了的田园，还是人烟绝迹，广东全省人口三千万，待救济的却占了三分之一。香港背后农村经济的破产，使整个香港经济渐渐地患了“贫血”，而一步步地踏上了慢性的萧条。过去比较可以赚钱的工业，如棉纺、橡胶与火柴等，都开始踏上了下坡路，金融业也呈露外强中干的情况，逃避去的资金，也感到淘金乏术了。这事实就在告诉我们，在国内局势没有安定，通货还是继续膨胀的状况之下，要以殖民地做据点，实际上和本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又不能绝缘，而想淘金，实在是等于梦想”。而对于香港在上海衰退条件下的繁荣，人们也开始把怨恨转向香港，有人说“香港实在是中国经济发展之癌，此癌不去，国内经济将受害无穷”。又有人说“香港之殖民地化，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病瘤，遗给我们民族致命的毒素，非将它消除不可”。
无论人们的情绪如何，资金还是遵循着它趋利避害的运行法则，真正约束它的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投资渠道。1940年代末的游资逃避，一半带着商业性，一半带着政治性，在通货自由市场上需要的是安定和利益，仅从取缔黑市和禁止汇兑等入手，决不能填补资金逃避的漏洞。如果政府能提供安全的环境，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逃港的游资依然会回笼。就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看，根本的办法还应该从平衡财政收支，制止通货膨胀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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