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余生录》李永刚（5）|军校|军训|向南|园子|国防部门|山口|山顶|晨曦|李永刚|虎口余生录

六月一口星期五晴山路窄狭崎岖，正是小说上常说的“羊肠小道”。踏上泰岭山脉中的山路，已经三天了，没有见过任何一种车辆(根本不能行车)。有人说从前有牲口驮东西，我们这几天也没有看见一匹牲口经过。现在，只有步行，只有挑担，完全是原始的旅程。山路坡陡，天气闷热，走路吃力，走路时衣服很快就汗湿了，坐下来休息衣服就干了，湿湿干干，也记不得次数了。今天只走了五十里，住店子河。

六月二日星期六晴在星光下起床，动身时，晨曦初晨，刚能看到路。走了十里路到茅坪，时间尚早；但一家豆腐店的热豆浆，给大家诱惑好大，就停下来，豆浆冲鸡蛋、包子，是这次路上最丰美的一顿饭。午经过梅花铺，有新杀的猪肉，买了二斤（四百元），预备到高庙子吃午饭。孩子们很多日子没有吃肉，听说有肉吃，特别高兴，欧儿和他的旅伴丁短璃，特别“加油”，走得很快。流着汗走到高庙子，遍找各家饭铺，都没有面卖，哪还有心思做肉吃，大家都懊丧得很，只好倒头午睡。休息后饿着肚子走路，五点左右到青铜关，已走了五十里。天时还早，因为没有吃午饭，就到“欧店”做饭吃。炒肉片、做饼、擀面条，真是一顿大餐，大家吃得高兴极了。青铜关是镇安县的大镇之一，有两条街道，还有镇公所等机关，相当热闹。好友席零丹兄曾在这里做过镇长，想是政绩很好，老百姓谈起来，都还很怀念他。

六月三日星期日晴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赶紧动身。上午走了三十五里；下午又走了十五里到长梢河。长梢河共有五六家饭铺，好容易找到一家，还有地方能住，但老板娘不愿留客，说好说歹，总算勉强住下了。山道上的饭铺，都由女人经营，据说男人不是白痴就是懒汉。一路上，这些老板娘，总是不愿留我们这般人，而愿留挑夫背夫，看到她们和挑夫们打情骂俏，面给我们以白眼，令人可笑又可恨。

六月四日星期一晴距镇安（这次旅程的中途，第一个目的地）只有三十五里了，起身不早，天热休息次数又多，到中午才算走到。镇安县立中学教导主任庞瑞芳君，是信师校友，零舟兄也在该校教书。他们接到我的信，已在等候我们，多年阔别，又经战乱，能够重见，真是欢愉极了。家眷们住在零舟兄家里，折桂兄和我住县立中学。得到零舟夫妇和庞君的热诚招待，情意亲切，令人深深感激1 县立中学李校长景武，虽不认识，却来零舟兄家拜访，殷切慰问，可说是一见如故。他还和零舟兄陪我们到街上及城边河堤上游赏、散步。镇安城居群山之中，依山建立，主要街道只有两条，名为前街后街，大石块铺的街面，还算宽阔，但城市很小，商业也不很发达。城里和“山外”的交通不便，人口又不多，人们似乎很少见到外面的人，但是居民相互之间，似乎都很熟识。我们一行到后，一小时的工夫，各机关和老百姓都知道了，很多人找来谈话，询问山外的情形。对这个深山小城里的人们，好像日本人的战略和全国的艰苦抗战，距离他们有十万八千里似的，听我们报告敌人残酷的行为，他们只像是听故事一样。瑞芳买了两双鞋袜：分赠我和折桂，盛情难却，只得收下；何况我们脚上的鞋袜都已破了洞，正需要补充呢。原计划明天继续赶路，零舟兄和瑞芳坚留不肯放行，只好答应休息一天再走。友情真挚，令人感动！孩子们听说要休息一天，都高兴得叫起来。

六月五日，星期二晴热七天来的奔波，异常困顿，今早竟一直睡到九点多钟。零舟兄所预备的早饭，极为丰盛（八碗菜)，是两个月逃难以来最好的一顿饭，于是大吃特吃，孩子们能吃到菜肴，尤其离兴。饭后上街，购买白糖、咸菜等，准备路上吃，又托瑞芳雇挑夫一人，到西安工资八千元。中午，瑞芳请折桂兄和我吃饭，并请县中李校长和零舟兄作陪。傍晚，应县中李校长邀请为三百多学生演奏小提琴，还有几位机关首长来听。

六月六日星期三晴第二段旅程于黎明开始，零舟、瑞芳送到城外八里的鱼洞峡，才握手道别。鱼洞峡在峭壁之下，泉水自山洞流出，注入河里；据说每年清明前后“出色”的时候，色顺水自洞里游出来，多得不胜捕捉，前半段旅程，我以脚上的疮未落，他们渡河走平路，我只好独自爬坡走“匾子”《河岸山腰的路)，时上时下很费力气，但可以不涉水。出镇安，“匾子”太高，也不得不随大家涉水走下面的路了。路上经枣园子（二十里)、疙塘寺（二十五里)，又十五里到古道岭住宿。

六月七日星期四晴、阵雨今天走得比较快，经过石瓮子、下梁子，到石瑞子吃午饭休息，已经走了四十五里。经了十天的磨炼，大家已渐渐习惯了上坡下坡的山路了。沿途看到很多头戴柳枝、手拿纸旗的乡人，成群结队，一面蔽锣打锵，一面烧香，在同天求雨。他们说，天旱久了，物价高涨，老百姓只好求救于神了。他们似乎并不知道物价的飞涨，主要的原因是战争，抗战已到第八个年头，敌人还在疯狂地进攻，物资困难，物价如何不高！好像求神有灵，午后竟然下了一阵小雨。天气稍凉爽，冒着细雨走路，我们这群行路的人，也都面有喜色了。不久，到了柞水县城，城建筑在山脚下的小河岸上，小得像平原上的中等乡村，虽然县政府各机关应有尽有，但仍给人以古朴、落后、闭塞、甚至荒凉的感觉。穿城而过，仍时时飘着细雨，凉爽宜人，又走十里，宿堪家湾。

六月八日星期五阵雨小雨之后，清新凉爽，继续沿河而上。走了二十里到药王堂，早饭。又十五里，过营盘，街市宽广，正在唱戏，相当热闹，没有一点战时景象。下午雨止，天凉，又十五里到太尉河；住一家新开的店子，炕也是新造的。一路上，不是睡在地上，就是睡在土造的炕上，能得到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已很满意了。越过西北的屋脊六月九日星期六晴出太尉河，渐渐上山，自镇安出发，都是平路，如今又要走山路了：而且，要上去的，还是有名的秦岭。走十里，到画门楼吃早饭。饭后前进，山路更陡，蜿蜒循山谷，穿越无尽的树林而上。一直向上走了十五里，才见一小片平地，有几家人家，村名叫篙滩子，略事休息，汗水便从眉尖上消失了。路更陡，又五里到鸦雀窝，海拔已高，更觉凉爽，单衣已嫌薄。更上五里，已到秦岭之巅。秦岭横贯西北平原，东西绵延，伸向无尽的天际，群山都在脚下，我们自南而上来，要向北而下去；它像是中国西北部的“屋脊”，我们艰辛地爬了上来，山风袭人，不能稍停，只好匆匆下去。海拔甚高，山风很厉，但这“屋脊”分隔南北，挡住了两面的风，所以山南的树木，都向北倾斜，山北的都向南倾斜、孩子们怕冷，我也无心欣赏这雄伟的大好河山，就迅速地越过峰顶，循小道而下。下山的路比上山时更陡。乱石错杂，极为难走，欧儿不敢自己走，我只好半牵半携，慢慢走下去。自山顶向下五里，有两家饭铺，稍作休息。山南面的水向南流，水源消失在山顶；山北面又发现流水，但已转向北流。山路仍循水而下，两岸山峰峻峭，瑰异奇丽，使我们这批贫苦逃难者，也禁不住时时停足欣赏。折桂兄是画家，对这绵延无尽的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奇峰高耸人云，似乎完全被吸引了，沉醉了，迷幻了，时时伫立仰望，我不得不常常回头去喊他。休息后，在峭壁之下前进，十五里到红崖寺，时已过午，就吃饭休息，饭后再走十里住大金坪。

六月十日星期日阴天阴风凉，路也较平坦，缓缓而下，不知不觉已走了十八里，出了山口。两月来，一直在山里，或许因遭遇不好，意冷心灰，似已窒息，今天忽然看见平原一望无际，为之一爽。山里人所谓“大天”终于被我们疲惫的脚步，一步一步走近了，走到了！狂风起了，是平原常有的风，是我们所习见的，昔日我讨厌它，如今我像突然遇见了旧友，觉得无限亲切。平原的路，走得很快，在山口吃过早饭，一口气走了十五里；在一家饭铺休息。孩子们为山路折磨够了，现在走上平原大道，虽在迎面大风中，仍喜笑颜开地走得很快。浓阴中飘下细雨，但大家没有谁介意。又走了十里，到了有名的杜曲——孩子们几天来所口颂的好地方，因为听山里的人家说，到这里就可有车坐了。午饭后，以二千五百元雇胶轮马车一辆，循公路西行。寒雨冷风，但阻止不住孩子们的欢笑，两个月的徒步，爬山涉水，也真苦够了。车行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公路虽尚平坦，但远望时时看到坚硬的黄土岭，岭中间或岭脚下，也时时出现窑洞，有些地方许多窑洞密集，还看见一座双层大窑洞，车夫说那是一个中学的教室。出生在黄淮平原的我，虽然听说过西北的高原和窑洞，今天亲眼看到，和想像的似乎完全不一样，它绵延在大地上，像山岭，像巨兽，像无尽的围墙……，像镇压着、吞噬着、护卫着人们。我坐在车上，默默地欣赏、思索，赞颂着祖国河山的伟大。黄昏中到了西安。电灯在细雨的夜色中发着光，对我们来说，这已是八年抗战中久别的东西了。找到一家饭馆的楼上住下来。

六月十一日星期一雨走了十几天的山路，虽然万分疲惫，渴望休息和睡眠，楼下的煤烟却从楼板缝里冒上来，催醒了楼板上熟睡的我们，只好揉着不愿睁开的眼起身。趁着早晨凉爽，和折桂去看在军医学校作事的老同事支立亭兄。立亭说本校的杨慕陶兄、甘永和君都在西安，请立亭电话通知他们在住处稍候，我们要立刻去看他们、大家急于想知道学校在大庄的情况。先陪折桂兄去东关广仁医院，去看他的同乡李穆清医师。西安城大，想不到去东关的路相当远，当我们冒雨从东关回到立亭处的时候，时间已不多，就不再去看慕陶兄，迳返住的地方。决定乘十二点半西干的陇海快车去学校，匆匆结帐，去火车站，没有想到走进车站，火车刚开走了。落着小雨，泥泞满街。教眷属和孩子们在候车室休息，等候晚上九点钟的特别快车；自己和折桂以及来送我们的慕陶、永和、文俊等人踏着泥水到街上观光，以消磨时间。离开都市整整八年了，突然踏进喧闹繁华的城市，极不习惯，尤其在“衣物尽失，仅以身免”的逃难之后，简直“不发生兴趣”，也可以说是“望洋兴叹”了。逛了几个钟头的大街，六点多钟回到车站。夜八时半上车。八年不坐火车了，孩子们更是根本不曾见过火车，上车后，大家都很兴奋，像乡下人进城一样。车九时半西开。不久，就可以带我们到离学校新址五里路的普集车站，不久，我们就可以四到我们的“第二家庭”——学校去，不禁流了愉快的泪，也是黯然神伤的泪，像是作了个漫长的恶梦，经过了拼命的挣扎，梦不久就要醒了，然而，几乎不能苏醒的余悸，还留在心头！现实就在眼前，并不是梦啊！看见孩子们饥黄的面容，褴褛的衣着，遥念还需要面对穷困挣扎的未来岁月，不禁惘然！

本文原连载于1978年7月台湾《联合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