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他被捕变节后，坚持面见南京蒋介石。幸好我党地下工作者钱壮飞及时获取相关情报，告知上海党中央，这才使得损失降到最小。建国后，周恩来回顾这段历史，曾深有感触地说，没有钱壮飞同志的努力，我们这些人恐怕都不在了。
1946年的伍豪同志。如果顾顺章看到此图，估计会打一寒噤。
顾顺章为有史以来最好看的双男主剧本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先磕为敬！
01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李克农得到消息后，来不及通知妻子赵瑛，便让交通员去报信，让她千万别回家，家里已经暴露了，可还能不能来得及通知？
顾顺章叛变的消息，是钱壮飞破译的。
钱壮飞潜伏在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徐恩曾很器重他。
4月25日晚，钱壮飞一个人在值夜班。他一连收到武汉发给徐恩曾的特急密电六封，他当机立断拆译密电。
拆译后，大吃一惊。
原来，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这一情况令钱壮飞极为震惊，他知道顾顺章也了解自己的情况。
千钧一发之际，他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将情况报告给李克龙。
李克农辗转找到了陈赓，与陈赓等人一道指挥了地下党组织和许多同志的撤离。
然而时间紧迫，李克农顾不上通知赵瑛，便让交通员去给赵瑛报信。
交通员不敢多耽搁一秒，拔腿就跑，在赵瑛常去的药铺找到了她，告诉她敌人搜捕不能回家，让他们母子三人躲一躲。
赵瑛让交通员放心，她自有妙计。她找来剪子，将衣服故意弄破，又用灰尘涂抹在自己和孩子脸上，拉起两个孩子开始街上流浪，与敌人躲起了迷藏。
白天，三人乞讨为生。晚上，母子三人就夜宿在广场上。
赵瑛不担心自己被敌人抓走，现在她已经安全了。她担心的是丈夫李克农，此刻没有他的音讯，可又不敢离开上海，怕与他失去联系。
李克农其实也同样担心赵瑛，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有家不能回，怎么熬呢？
这期间，他不断派人去打听消息，一个多月过去，都没有任何音讯。
李克农心急如焚。
赵瑛流浪一个多月后，意识到别人是很难找到她的，她没有固定住所，必须自己主动出击。
她想着应该去交通员常接头的地点碰碰运气！
果然，在那里她看见了宫乔岩同志。
宫乔岩告诉她，顾顺章风波已经过去了，因为情报及时，大家都顺利撤退，让敌人扑了空。
宫乔岩望着憔悴的赵瑛和两个瘦弱的孩子，止不住流下了眼泪。人清瘦了几圈，好在三人平平安安，几人喜极而泣。
宫乔岩接到赵瑛母子，将母子三人送往李克农新的住处，李克农这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刚强汉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然而相聚的时光很短暂。不久，李克农动身去苏区，赵瑛则带着孩子回了芜湖老家。
她坚信李克农的话，一有机会就会回家看看他们，一有条件就来接她。然而她和李克农谁都没想到，这一分别竟长达6年之久！
02
顾顺章叛变后，为何要对中统保留党的大量核心机密？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个叛徒叛变后，通常会将自己所知道的秘密全都吐出来。然而，从目前所披露的一些资料来看，顾顺章却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对中统保留了一些绝密资料和情报关系。
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有两个地下档案库，各存放着近2万份党中央、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要文件，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密。
这两个档案库，一个设在上海市内，由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张唯一负责，并与周恩来保持联系，另一个设在上海郊区，由张阿桃（顾顺章岳父）负责，并与顾顺章单线联系。
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马上安排上海市内的档案库转移了，而顾顺章知道的那个位于郊区的档案库，则面临着暴露的危险。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顾顺章并未将这个档案库的任何消息透露给中统。
更令人琢磨不透的是，叛变后的顾顺章还冒着生命危险将档案库中的文件销毁了。
顾顺章叛变后结婚的妻子张永琴在建国后曾供述，大约在1931年11月间，顾顺章借着为其岳父张阿桃举行葬礼的机会，躲过中统的监视，秘密安排一个叫龚阿根的佣工将存放在肖公馆马房（佣人住房）石板下面的文件全部销毁了。
在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命陈赓查找过顾顺章负责的文件的下落，但始终没有找到蛛丝马迹。
1979年10月，邓颖超到中央档案馆参加活动时，再次提及此事，并让中央档案馆的同志到上海寻找这个档案库。后来经过多方查证，证明这个档案库的文件确实已经于50年前就被销毁了。
顾顺章对中统保留的，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情报关系网——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顾顺章作为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还掌握着党中央与苏联远东情报组织的联系方式。他叛变后，指认了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牛兰夫妇，但他并没有透露更多关于苏联情报关系的信息了，这也使得后来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情报组织没有暴露。
叛变了，却对中统保留了大量机密，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将自己掌握的大量文件烧毁，而不是用它们去邀功请赏，顾顺章到底是怎么想的，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03
1933年陈赓密会顾顺章，到底谈了什么？
陈赓和顾顺章同在中央特科共事，而且两人的关系不错，顾顺章对陈赓非常熟悉，这也就使得陈赓1933年回上海治腿伤时被捕了。
据张永琴回忆，1933年春末夏初的时候，陈赓从监狱逃出后，曾到南京细柳巷顾顺章的住处与顾见过一面，两人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谈了整整一个晚上。至于谈了什么，张永琴并不清楚。
顾顺章叛变后，党中央于1931年12月1日签发了对顾的“通缉令”，要求“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
像陈赓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肯定知道“通缉令”，那么，他为何见到了顾顺章而不手刃叛徒呢？他和顾顺章密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随着顾顺章和陈赓两个当事人的相继去世，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谜团，我们也只能通过蛛丝马迹去猜测了。
张永琴回忆说：“我看得出陈赓同他的见面和谈话对他触动很大。”这个“触动”，或许就是导致顾顺章后来积极建立“新共产党”的原因吧！
04
说个离得远一些的。
陈云同志，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顾顺章叛变后，陈云被周恩来临时调到了中央特科，临危受命，他与聂荣臻、陈赓等同志一起商讨了应对策略。改变接头地点、接头暗号，销毁机要文件，转移相关人员……
陈云还特地花了四倍的价钱，连夜找了个印刷厂，印了一百多张顾顺章的照片分发的上海各级党组织。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中共中央、江苏省委等重要机关的主要人员全都安全转移，聂荣臻、李克农等人也被紧急转移出了上海。
在被转移的人物中，就有当时在鲁迅家中暂避风头的瞿秋白夫妇。陈云连夜赶到鲁迅家中，接走了瞿秋白夫妇。可以说，在我党开国领袖当中，陈云应该是唯一一个当面与鲁迅先生有过接触的人了。后来在鲁迅去世时，他还写过一篇小文纪念鲁迅。
《一个深晚》——陈云
一九三二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望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大约是在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的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了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的请我进去。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的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的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头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拿。”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地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下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拍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秋白同志自从一九三二年××同志被捕以后，侦探到处在追逐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鲁迅家里已经好久了。虽然鲁迅当时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但是鲁迅终于把秋白同志安全地保护了几个月。后来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我们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我们本来还要到鲁迅家去替秋白同志拿那几本书，我也很想再去会会鲁迅，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很快地离开了上海，所以没有再去。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
05
亲历四一二政变，在血腥屠杀下九死一生：
顾顺章在在上海工人起义中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四一二政变起源于国民党策动青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然后趁借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顾顺章亲历其事：
前日下午四时以后，忽有二十六军第二师大批军队散布街市，形势渐趋紧张。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已得党军将来缴械消息，当晚即送公函至二十六军司令部，请求万一发生不幸事件，应相互援助，未得答复。十时左右，形势更形严重，断绝行人，军队往来梭巡，甚为忙碌。至昨晨四时许，总指挥处方面突闻湖州会馆发生枪声，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即偕卫队二人，军医、及书记等，往该会馆总工人〔会〕所视察情形。入内略事休息，约过二十分钟，枪声复作，顾氏出外探视，即见有六十余便衣军，臂缠白布黑“工”字徽章，正向会所内放枪，门前纠察队二十余人，亦向之抵御。未及十分钟，又有大批二十六军部队开到。当有五团团长邢霆如向纠察队谓：“请你们不要还击，我们来为你们缴他们（指便衣军）的械。”说毕，即将所有便衣队枪械，未经抵抗，即完全缴下，并用绳索捆绑。纠察队见状，即请党军入内吃茶及香烟，邢团长章营长即对顾谓：“既有今夜这件事实发生，请你同我们到二师司令部见我们师长，商议解决办法”。顾即不疑，偕六纠察队员同往，讵行至半途，邢团长忽变色谓：“他们（指便衣军）的枪械，既已被缴了，可是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顾答：“不可。他们流氓是捣乱的，我们工人纠察队是革命的，如何能够缴械呢？”章营长即指挥卫队将顾及纠察队之械缴下，又令顾回会，下令全部纠察队自动缴械。顾坚持不可，谓：“本会委员长外出，未得总工会命令，不能擅专”。于是邢团长及章营长即说：“是的，缴械这事是不好看，不要缴吧，我们另外想想法子，请你们把枪统通靠起来。”该会纠察队依言，三叉式将枪靠好，党军又逼令纠察队向后退三步，并将机关枪等对准湖州会馆，纠察队至此，遂无能为力，党军即入内占据，该会办事员亦全部退出，随后邢即邀顾同赴第二师师长处谈话。顾无法反抗，遂同到宝山路天主堂二师司令部，时在上午七时，拘至下午三时许，始行释出。此闸北湖州会馆缴械之情形也。
第二天参加反对缴工人纠察队枪械、要求释放被捕工友的游行，遭遇国党反动派血腥扫射，一度被传死于大屠杀，实则于十四日被捕，十七日逃脱。
青云路大会散会后，即整队赴宝山路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当大队行至宝山路口时青云路之队伍尚未发动，其长约二里许，群众沿途高呼口号，行及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即有二十六军二师兵士，由各里弄内奔出，向群众开枪，将群众冲散，旋复用机关枪扫射，死者流血街道，伤者纷纷倒地，一时秩序纷乱，呼喊啼哭之声，惨不忍闻，但见兵士在街上横冲直撞，如发疯狂，逢人即打，党旗国旗工会旗，均被撕毁，送入污泥，当场受击毙者，在三四百人以上，伤者更不可数计，所谓革命军演此大惨祸后，即实行清街，禁绝行人，用大车将死者拖至荒郊埋葬，每车堆装十余人，尚有重伤不及死者，亦被兵士横拖倒曳放置车上，送入土窟！呜呼惨矣！直待尸首移尽后，始渐恢复交通。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误传亦在此次屠杀中同被杀害，实则被捕，于十七日逃出。
租界和国民党的特务，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顾顺章原系青帮的活跃分子，凭他过去的关系，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 捕房方面每逢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贿赂的方法，往往在行动的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前就购得消息，从而营救同志。顾掌握着许多中央与地方各苏区的秘密交通枢纽，熟知众多交通线，他的叛变对苏区与中央建立稳定的联系打击极大。
顾的魔术水平
顾是一著名魔术师，以化名“化广奇”在武汉公开活动，相当有名。据张国焘回忆，顾在护送他前往鄂豫皖苏区时曾向他吹嘘自己的魔术水平
他 还告诉一件我向来不知道的事，他说他是有名的“花（化）广奇”大魔术师，曾在汉口表演多次， 轰动一时，汉口有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他做老师，其中有几个和他来往亲密，完全不知道他 就是顾顺章。他建议如果这里不好住，可以搬到他的一个学魔术的学生家里，那是一个大商 人的家庭，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
07
钱壮飞还是顾顺章？一张照片的鉴别引出一串早期党史中的待解之谜
钱壮飞还是顾顺章？
这个事儿好像迄今也没有辨明：在通行的词条索引中，这张照片依然分别被两个水火不容的人所使用，钱壮飞，或是顾顺章。
事情是由《 中华读书报 》提出的。
中华读书报编辑部：
寄去一张党史照片，请予刊登，希望能得到有识读者的辨识。
这张照片，在《中共一大到六大代表名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一书中的“顾顺章”条目里，明确标明，是顾顺章。这个顾顺章，就是中共党史上人尽皆知的叛徒顾顺章。另外，在《周恩来在上海画传》（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一书中，这张照片也标明是顾顺章。
但是，同样是这张照片，在《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穆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一书中，明确标明是钱壮飞。而且，在多处关于钱壮飞烈士的文献和资料中，在贵州毕节钱壮飞烈士纪念馆里，这张照片标明是钱壮飞烈士。
到底是钱壮飞，还是顾顺章，看起来，上引材料中的两种说法，必有一错。
顾顺章是中共早期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过深为重要的职务。他的叛变，几乎给当时的中共党中央机关带来灭顶之灾。而钱壮飞正是在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处于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冒死挺身，力挽狂澜，为保卫党中央立下补天大功的我党著名英烈。在这里，文献史料照片承载的，正是中共党史上顾和钱各代表国共双方生死搏杀的“金陵之夜”、中共中央化险为夷的著名往事。顾顺章和钱壮飞，如今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党史公众人物”。虽然事过80多年，但这两人的照片如果搞颠倒了，亦属荒唐。
党史育人，是新的时期，党史部门和宣传部门提出的重要理念和目标。为了真正纪念和怀念钱壮飞烈士，为了使以后的党史学习和宣传中，不再出现这样的错谬，我们建议中华读书报开出一个小栏目，向知晓详情的读者征询，对此照片加以辨识，使得失误得以改正并不再流布。据我们所知，当年（1931年）详知钱壮飞和顾顺章“生死搏杀”的当事人基本都已去世，好在相关当事人家属和后人还在，并且也有其他了解这一党史人和事的同志，对照片可资辨识。
读者 时新之2011年12月30日
把这张照片视作顾顺章，这是当今许多媒体和书刊的“通识”。比如在总顾问陈荒煤、图片顾问吴印咸、科普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旧中国大博览》图集第757页就是这样表述的。
历史上，对钱、顾两人都很熟悉的第一人应是周恩来。与顾顺章有过近距离接触建国以后尚健在的有陈赓、李维汉、李强等。罗章龙对顾也熟悉。熟悉钱壮飞的有李克农，那边还有徐恩曾（他在台湾写过书）。但这些人均已过世，这也是造成照片认定错讹的根本原因。以前不是事儿的现在成了问题。
顾顺章于1904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顾家镇白杨村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失父，母亲目不失丁，顾顺章从小流落街头，他拜师学习武艺来防身。从小好勇斗狠的顾顺章曾参加青帮并当选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1919年15岁的顾顺章进入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做钳工，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李立三看中，1924年他加入中共。1925年“五卅运动”中，顾顺章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领导工人罢工，表现勇敢，有出色的组织才能，鉴于顾顺章有武术的特长，中共分配顾顺章领导工人纠察队。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并本领高强，苏联顾问鲍罗廷来中国时，顾顺章曾一度担任他的卫士。
钱壮飞1895年生于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1915年考入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大医学部)，1919年毕业。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1925年经内弟介绍，他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欠饷严重、家计无着又去上海，一时失去组织关系，翌年，他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考入训练班后很快显示出才华过人，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表示要调他当机要秘书。他感到关系重大，马上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李克农，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受到徐恩曾重视，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铁三角"。
这里有几个基础数据：钱壮飞比顾顺章大9岁，入党时顾仅20岁，钱已30岁。前上过医专，当过医生，书画皆宜，还精通无线电。他们先后进入情报系统工作，顾是工人运动中拼杀出来的前台骁将，钱是多才多艺的倜傥小生。
影像中显示出人的气质禀赋是无法遮蔽的，包括与人物相关的环境信息。于是，出版物及网络上指钱壮飞的这张照片在气质、环境、年龄，人物精神状态上都应无误。
图4
于是，我们类推同样被指为钱壮飞的照片，仔细观察，人物在眉形、发型、脸型，鼻梁长度，人中长度，嘴角特征以及下眼睑特征都是一致的。在逻辑上便可合并认为同一人。
延续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判定？抑或确认它是钱壮飞？ 仔细耙梳网上信息，能够确认为顾顺章的照片仅有一幅，再搜，发现这张半身像是从一张集体照中局部放大的，其模糊程度由是可解。
在《旧中国大博览》图集中，这张集体照的说明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3月23日召开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时合影。右起，前排：汪寿华（中共党员）、杨杏佛、王小籁、罗亦农（中共党员）、王景云、何洛；后排：王汉良、丁晓先、郑毓秀（女）、顾顺章（中共党员）、候绍裘（中共党员）、林钧（中共党员）。”这张照片当年曾公开发表，所以出处可靠，照片后排中的顾顺章形象自是可信。还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半身照片中的臂膀应为修照片时借旁人影像修制。
有关这张照片中的人物考证咱们后面另说。
实在说，一般看去，合影中的顾顺章却有几分相似：都是长脸，颧骨以下与下颌的特征也类似，从身高看，王小籁、郑毓秀与顾顺章之间应有三级台阶，估测顾的身高当在一米七0偏上。
重要的资料出自网上见到的另一张多被说明为钱壮飞的照片：
显然，肖像是从这张照片上裁剪得来的。这张的意义在于图上的环境信息比较丰富，除了人物服饰、气质，还有拍摄环境。鉴于图片上周边环境相对舒朗，直觉上我判断环境是民初的北平而不是上海，拍摄位置在民初风格的一座二层建筑的楼上，所以我怀疑这里是否是钱壮飞上学的国立北平医专？甚或是他1919年的毕业照？
钱壮飞1915年到1919在北平医专读书。当时的北平医专位于和平门外八角琉璃井由兴胜寺庙宇改建的馆舍。该校1912年始创，是中国第一所国立西医学校。图9为创办初期的北平医专校园照片。细看，从建筑式样、平均建筑高度，拍摄站立点抑或是校园外高大的树冠，判断图8的拍摄站立点就在图9的校园内大概不算离谱。钱壮飞从医专毕业时已经24岁，此后几年他在北平行医，也曾与朋友一起开办电影公司，1926年11岁的女儿黎莉莉就在他与朋友投拍的影片《燕山侠隐》中扮演角色。那么这身行头对于一边行医一边作为中国最早的电影投资人钱壮飞来说也恰如其分。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身高——这张全身立像目测身高当在一米七八到一米八二之间，弹性在那双靴子的靴跟。这就是说，钱壮飞在脸型上与顾顺章略有些相像，但在身高上应该明显比顾高出半头。另外，在大多数时候，钱壮飞戴一副眼镜，这是他与顾顺章很好区别的地方。
再说顾顺章。他进入上海总工会工作和被向警予介绍入党的时候只有20岁。1926年，他与陈赓等人一起到苏联学习情报工作，受训半年中，他凭着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包括化妆、魔术表演、机械修理以及犯罪心理学。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徒手杀人等等。国民党中统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他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1927年，顾顺章回国，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被推举为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为起义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顾顺章被选为中央委员，几个月以后的“八七会议”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初的六届四中全会上27岁的他成为政治局委员。
以顾顺章所受的训练和所从事的工作，他机警谨慎，尽量不留下影像和照片是很可以理解的。中统特务万亚刚回忆顾顺章其人，说他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顾顺章精通化妆术，他叛变以后不得不深居简出，偶尔外出，除了带上保镖，还特意化装，通常是戴一副眼镜、在嘴里塞上一副牙套，一下子就容貌大变——注意对比图6顾顺章模糊的肖像：一副眼镜，说明他平时不戴眼镜；塞一副牙套，说明他的两腮略有些下塌，这两下化妆正改变了他的面貌。这个描绘也与他的脸部轮廓吻合。
王若飞的夫人杨之华与顾顺章曾同在中央机关工作，彼此很熟，杨之华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腐化，吸鸦片、玩妓女，打老婆"。在杨之华对顾顺章的这些形象描述中，从影像分析的意义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人矮、精干”，这就把顾与钱形象的明显不同区分开了。
研究小结以下：
年龄：顾顺章1927年23岁，钱壮飞32岁。一个年少有为，一个成熟老练。
教育背景：顾顺章上苏联情报学校，钱壮飞正规医学专科。
性情：顾顺章精明谨慎，钱壮飞俊逸多才。
气质秉性：顾顺章工人出身多江湖习性，钱壮飞是标准知识分子但秀外朴中。
照相：顾顺章有意规避留影，钱壮飞喜欢照相乃至拍电影。
脸部特征：两人均为长脸型，鼻梁长。除了年龄差距，顾的腮帮略凹。钱壮飞戴眼镜。
身高：顾顺章约一米七，钱壮飞约一米八。
综上所述，他们的气质禀赋有很大区别，尽管顾擅长化妆，但他基本上是不主动留下影像的。因此，图不是顾顺章，而是钱壮飞。
08
顾顺章案导火线：武汉的两个小人物和一场大搜捕
如果没有武汉地下党那个不大靠谱的刺杀计划，或许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如果那个计划没有暴露，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大搜捕，蔡孟坚和尤崇新这两个人也不会撞到一起。
结果，那个计划暴露了，蝴蝶翅膀在汉口街头的一次扇动，引发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场大风暴。
武汉地下党刺杀计划的对象，是蒋介石。
1930年中原大战后，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为了讨蒋欢心，张罗着要在武汉举办“祝捷大会”，力邀蒋介石参加，蒋答应了。
武汉地下党得到消息，决定借机刺杀蒋介石。还成立了特别行动组，成员之一就是武汉市委负责人尤崇新。
说这个计划不靠谱，首先在于它不符合中共的主张。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欠下累累血债，想杀他的大有人在。华克之当时也在筹划刺蒋，本有意寻求共产党支持。他的共产党朋友陈处泰请示上级后，党组织意见很明确，无产阶级政党不鼓励刺杀行为。华克之仍然执意行刺，党组织再次表明，我党无论如何都不能支持刺杀行动，但也不会充作蒋介石的保镖。显然，武汉地下党的计划背离党的主张。
这个计划的不靠谱，还在于方案的粗糙。
武汉地下党的刺杀方案是，派120人混入会场，用手榴弹把蒋炸死。他们从湘鄂西苏区留守处弄了200颗德制手榴弹，装进鱼篓，以给汉口渔业公司送鱼为名，在1930年10月7日从洪湖运到武汉。
他们又通过关系，以汉口渔业公司名义弄了200张祝捷大会通行证，50张给了渔业公司，150张留给行动组。
上百人参与的刺杀行动，从上百公里外运来手榴弹，以一个小小渔业公司的名义弄了200张通行证，这么多人，这么多环节，这么不合常情的漏洞，不查则已，一查就可能露馅。
如此粗糙的计划想要达到目标，只能寄希望于对手都是草包饭桶，才好瞒天过海。可惜，对手不是，起码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蔡孟坚不是。
蔡孟坚这年不过二十六，年龄不大，能耐却不小。中原大战时，他受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派遣，冒险跑到河南许昌，潜入冯玉祥部队，居然把冯部的密码本弄到手，为蒋军胜利立了一功。蔡孟坚不无得意地回忆：“蒋公在一棵大树下召见我，除加奖勉励外，并指示说：‘第一个敌人打倒了，现在要对付第二个敌人——共产党，你即去南京见陈立夫秘书长，我会通知他派你担任铲共肃反工作’。”
蔡孟坚随后被调查科派到武汉担任两湖调查员，兼任侦缉处副处长，专事铲共。蔡孟坚干得很上心，为了对付共产党，他还化装潜入湘鄂西苏区，实地侦察过一番。
这次筹办祝捷大会，蔡孟坚负责安全警卫。凡事就怕较真，蔡孟坚就很较真。10月8日，也就是手榴弹秘密运到武汉的第二天，蔡孟坚跑到汉口总商会，核查大会通行证的领取名册。他的核查，不是应付差事，而是边查边琢磨，看到汉口渔业公司一栏时，他停下了。一个小小的渔业公司，居然领了200张通行证，他觉得有问题，记下了领取人的姓名。这个留下姓名的领取人，就是武汉地下党特别行动组的成员。
接着，又一个漏洞出现了。当天晚上，一名有“通匪”嫌疑的人又被蔡孟坚的部下抓获，审讯下来，此人交代自己是个船夫，7日从洪湖来汉口给渔业公司送鱼。
又是渔业公司！领了200张通行证，又从洪湖送鱼过来。蔡孟坚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他去过湘鄂西苏区，知道洪湖就在苏区地域之内。
第二天一早，蔡孟坚带人跑到汉口渔业公司盘问。
露馅了。渔业公司老板说只拿到了50张通行证，而且7日那天本公司也没有从洪湖运过什么鱼。
蔡孟坚来劲了，立即搜捕通行证领取人，最早被捕的特别行动组成员中有人叛变，雪球越滚越大，搜捕一直持续了近三个月，不仅特别行动组成员全军覆没，整个武汉的地下党组织都遭受了重创。
被捕的人当中，就有尤崇新。据说他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是叛变投敌后，为表明“改过自新”之意，才改名“崇新”。
尤崇新1925年入的党，在上海当区委书记时见过顾顺章，后来调到武汉工作。
尤崇新第一次被捕后，表现蛮不错。一起被捕的七人演了一出假自首戏，蒙过敌人，于1931年初被放出来后，盘算要杀掉反共干将蔡孟坚。他们骗蔡孟坚说，我们几个人打算办一份反共报纸，计划在2月21日晚上开个筹备会，请蔡处长务必出席指导。
他们的打算是，把蔡孟坚骗来杀掉后，当晚就乘船前往上海。
不料，出了岔子。蔡孟坚好赌，21日开会那天晚上，他打麻将输了钱，急于捞本，就打发了一个叫宋惠和的叛徒代自己去应付一下。
尤崇新七人已经磨好菜刀，等君入瓮，不料等来的却是宋惠和。他们当晚就要坐船离开，既然没机会杀蔡孟坚，那就杀了这个叛徒，也不枉磨刀一回！
七人都是生手，杀鸡都未必会，何况杀人，结果手忙脚乱闹得鸡飞狗跳，一通折腾后，也没弄明白叛徒断没断气，扔了菜刀就跑到码头上了船。房东听见惨叫，上楼一看傻了眼，抄起电话就报警。
蔡孟坚闻讯赶来，通知警备司令部扣住当晚所有开往上海的轮船，尤崇新再次被捕。
这回，尤崇新怂了，在死牢里精神崩溃，求见蔡孟坚，跪地讨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沦为叛徒。
蔡孟坚给尤崇新布置了任务：每天带几个特务“去街头到处游弋……指认匪共”。
至此，一根可能引发大变的导火索在武汉暗暗埋下了。
不过，如果没有火星，导火索也就是废物一根。
那颗后来点燃它的火星，此刻还在千里之外的上海，两者似乎绝无相遇的可能。
尤崇新在武汉街头游弋了两个月，直到4月24日前，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收获，起码史料中未见什么记载。想想也是，武汉三镇，人海茫茫，毫无线索地四处瞎逛，想遇到个熟人都难，更别提寻找指认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守株待兔。
没想到，兔子真的撞到了枪口上。
尤崇新在武汉街头瞎转悠到两个月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一条大鱼，已经在半个多月前，游到了武汉。
4月3日，顾顺章带着两个助手，提前一天到达武汉，执行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的任务。第二天，顾顺章与当日到达的张国焘等人会合。4月7日，顾顺章把张国焘交给苏区派来的交通员，看着他们乘车离开汉口，他的护送任务至此完成。
如果完成护送任务后，顾顺章立即返回上海，那么，他与尤崇新就不会相遇，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但是，顾顺章没有立即返回，而是在武汉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半个多月，也没有走的意思。随同他执行护送任务的董健吾劝顾顺章一起返沪复命，顾顺章表示还不想走，只让董健吾买了4月23日的船票，先回上海。
如果顾顺章23日和董健吾一起离汉返沪，那么，第二天汉口街头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但是，顾顺章没有。
顾顺章送走张国焘后在武汉停留的半个多月里，究竟在干些什么？至今一手史料罕见，流传说法很多，似乎既有工作，也有违反纪律的登台表演魔术。
就这样，他一直呆到了要命的4月24日。
这一天下午，顾顺章和中央军委武汉交通站站长张崧生从电影院出来，估计两人是借着看电影进行接头联络。两人出了电影院，边走边说话，走到了三阳路口北的阜昌街。
也是这一天下午，尤崇新在继续着两个月来的街头游弋，他和身后的几个特务，在二码头一带漫无目标地瞎逛，也逛到了三阳路口北的阜昌街。
火星与导火索的距离在一步一步地缩小。
冥冥之中的巧合与偶然，真是神奇又可怕。一个是本在上海的中央特科负责人，一个是原来的武汉市委负责人，地点相隔千里，工作本无交集，但是，恰恰在尤崇新叛变之后，顾顺章来到了武汉。
即使同在一地，武汉这么一个九省通衢、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两个陌路人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那么巧地迎面相撞，其概率，犹如彩票中大奖，实在是微乎其微。
如果那天顾顺章没有去与张崧生接头，如果两人接头的时间地点稍有变化，如果尤崇新那天的街头游弋是在另一条马路，如果即使两人遇见，也是在尤崇新叛变之前，那么，导火索都不会点燃，一切都会不同。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看似许多偶然因素的相撞，说不定正是历史必然的力量。
1931年4月24日下午，在汉口三阳路口北的阜昌街，顾顺章和尤崇新迎面相撞，导火索闪出一道刺眼的白光。
顾顺章被捕了。顾顺章在此时此地的被捕，看似有许多偶然因素，但是，他的叛变，却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顾顺章叛变后，特科从他家里发现了一封他写给蒋介石的投靠信，开宗明义说“兄弟走错了路”，表明他早生叛意。
陈赓在特科与顾顺章长期共事，他目睹顾顺章的种种不轨后，心怀忧戚，对特科战友柯麟说：如果我们二人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
不幸而言中。
汉口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在上海等地掀起了惊天骇浪。
由于钱壮飞即时报警，党中央免除了灭顶之灾。但是，顾顺章叛变造成的损失仍然是惨重的。恽代英、蔡和森被出卖牺牲，向忠发被捕叛变。据当时法国驻上海情报中心估计，由于顾顺章叛变，中国共产党在三个月中牺牲了数千名党员。按照另一种统计，牺牲的共产党员有八百多名。
损失远远不止这些。
如果不是顾顺章叛变，钱壮飞等龙潭三杰就不会暴露，就会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长期潜伏，向高层发展，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想象一下，在后来几年国民党特务对上海等白区地下党的大破坏中，如果钱壮飞等人仍然潜伏在敌内，提前获得情报，有多少损失可以减轻，有多少破坏可以避免。甚至，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局面，都可能会有所改观。
但是，尤崇新的点炮，顾顺章的叛变，把这一切都毁了。
09
说一说所谓的「灭门」。
后来的历史记载中，常把那几个人仅仅说成是顾顺章的亲属。其实，他们不仅是顾顺章的亲属，更是掌握着许多要命机密的地下工作者。
那个年代，一人革命全家革命的情况相当普遍。顾顺章是上海人，当地亲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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