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儿俩的命运,你说像不像?
论祖籍,都是河南老乡;
都打败过北方蛮族,救国于危难;
危难过后,又都遭奸臣陷害而死,但背后的主谋,又都是当朝皇帝;
死后,也都葬在杭州西湖边。
岳王庙在西湖西北角,正对西湖十景:曲院风荷的地方;
于谦墓则在西湖西南角,从岳坟出来,上杨公堤,也就隔了一条街,共享单车十分钟路程。
但要论功业,论对国家社稷的贡献,说于谦能甩岳飞一条街,那可能还估少了,起码三条半起。
岳王爷虽然后来名气大,但真实历史上,只是南宋半壁江山的中兴四将之一,尤其在两宋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靖康年间,只是一个基层小军官,没有发挥什么历史作用;
于少保可就牛的多了,那可是存亡继绝,给大明朝强行续命,续了小二百年。
这个事件的缘起,还要说到中华帝国的一条王朝周期律,一般的大一统朝代,开国大约三四代以后,七八十年左右,都会迎来一场国运大考,闯过去了,从此雄汉盛唐万邦来朝;闯不过去,就此一蹶不振,只好苟着身子内卷去了。
比如公元前121年,正是汉朝开国81年的时候,霍去病领衔河西之战,一举拿下河西走廊,断匈奴右臂,彻底扭转了汉匈战争的局势,两年后,又在漠北之战,犁庭扫穴封狼居胥,从那以后,刘彻才成为“汉武大帝”,大汉也成了中华帝国的一个标杆朝代。
大唐也差不多。
唐高宗李治活着的时候,在老爹手里打下来的西域,已经被吐蕃侵吞了去,皇帝自己也没办法。
但在公元692年,李唐开国74年之际,却由一个寡妇武则天,发动“安西之战”,大破吐蕃,收复安西四镇,重新掌控了西域;开国84年的时候,武则天又接管西突厥故地,设立了北庭都护府,把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大好河山,都纳入唐土,把丝绸之路都变成了“和谐社会”。
这才奠定了大唐的历史地位。
反面案例也不是没有,比如北宋。
第二代领导核心赵光义两次北伐失败,在高梁河差点把命搭上;
第三代领导核心宋真宗,在澶州被动防守,签约花钱买和平,还坐视越南独立,从此脱离中华帝国的版图;
第四代领导核心宋仁宗任上,刚好也是开国81年的前后,接连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惨败,被西夏人砍瓜切菜,从那之后,宋朝宣布闯关失败,守着比秦朝还要小的疆土,填词弄墨去了。
所以当公元1499年,也就是大明开国81年的时候,也先的蒙古大军气势汹汹杀来,历史的考题已经开卷,你要是明英宗朱祁镇,该怎么办?
难不成要弃考,迁都回南京?
从辈分上讲,朱祁镇算是第五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时间点也卡的刚刚好——华夏民族在崖山惨案之后,能不能伟大复兴、远迈汉唐,也到了该闯关的当口了——年仅22岁的皇帝,放在今天就是个本科毕业生,正是初出牛犊的时候,御驾亲征塞北,去担这个历史责任,这个事,不能说完全就是错的。
当然后来的发展咱也知道,各种因素阴差阳错,这支兵团成了去送人头的,土木堡之战全军覆没,连皇帝都成了俘虏。
这一下,形势就比北宋还危急了。
因为明朝是“天子守门户”,北京就在长城边上,蒙古大军下一步就要来掏北京城,怎么办?
按当时大部分文官的意思,赶紧议和,迁都回南京得了。本来这天子守国门,就是明英宗的太爷爷永乐帝一心要搞的,民意基础并不牢靠。
到明英宗的爷爷明仁宗接班,立马把北京从首都降格成了“行在”,和当年南宋的临安城是一个称呼,就是皇帝临时出个差,暂住在这儿,早晚还得回南京去。
可惜仁宗在位10个月,还没来得及找搬家公司,自己就薨了,继任的明宣宗就把此事暂时搁置。
到明英宗上任,感觉太宗皇帝的政策也不好随便改,就在亲征之前几年,刚刚把北京的“行在”俩字又去掉了,恢复成“京师”的待遇。
所以当时形势一紧张,立马印证了仁宗皇帝的英明,大家借机走人,退回南京,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么搞的话,大明朝不但闯关失败,而且大一统的王朝生涯,基本也就算终结了,最好的结局,还能做东晋、南宋,再来一版南北朝,南明小朝廷提前195年开启;最差的后果,就是一泻千里,让蒙古人再追到海上,重演一遍崖山惨案。
关键时刻,是于谦站了出来,力挽狂澜扭转了局势。
领导核心被捉,但是国家并没有亡,可也不能一日无主,于是于谦拥立了明英宗的异母弟弟朱祁钰即位,也就是后来的景泰皇帝明代宗,组织力量打赢了北京保卫战,把也先逼回了塞外,大一统状态的明朝,寿命也因此延续,直到1644年,才挂在了煤山上。
仅此一项,乾坤再造,于谦的功业也是岳飞没法比的。
可为啥名气和待遇,却让岳飞给甩开了一条街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皇帝那儿。
土木堡之变后一年,明英宗被也先放了回来,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是景泰皇帝坐朝了,英宗被尊为“太上皇”,去南宫“养老”去了。当年如果岳飞能“迎回二圣”,估计也是这个待遇。
不成想七年之后,景泰帝朱祁钰病重,朝堂上一帮投机分子发动政变,一夜之间,把“太上皇”又请回了太和殿,复位了,史称“南宫之变”。
这帮投机者里面,当然不包括于谦。
古时候,最高权力更替这种事,当然是看实力,但也必须讲个“名分”,才能保证“奉天承运”的合法性,你已经是太上皇了,当今皇帝又没有禅位给你,你凭什么复辟呢?
景泰帝朱祁钰
——除非说,上一任的景泰帝,他本身就是篡逆的,本来就没有合法性,明英宗不过是拨乱反正,拿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的话,名分就算是立住了。
那么于谦就必须死。
虽然他有功于大明,但景泰帝就是他拥立上位的啊,不杀他,英宗复位就没有合法性,就名不正言不顺,这个事没得商量!
所以尽管明英宗自己也犹豫,也承认说:
于谦实有功。
但你有得选吗?
没有。
于谦死,太上皇复辟就是政治正确;
于谦不死,他明英宗就是篡逆。
所有人都知道,于谦功劳盖世,也都知道于谦是被冤杀的,但后世的明朝皇帝,都是明英宗直系子孙,一两代人过后,迫于舆论压力,给于谦平反,恢复待遇,还是可以的,但哪个敢用力捧他?
我把他捧得越高,那我老祖宗的错误,岂不就越大?连带后世的皇位,也都来路不正了?
但岳飞就不一样。
岳王爷其实是让宋高宗搞死的,秦桧只是背锅侠。
高宗赵构不能生育,他的接班人,是从宋太祖赵匡胤一脉,选出来的一个养子,也就是后来的宋孝宗。
这一对养父子,其实关系非常微妙,接班的时候不是父死子继,而是赵构早早就禅让,当太上皇去了,这一当就是25年,直到81岁才去世。所以宋高宗是中国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太上皇”,没有之一。
北宋一百多年,赵匡胤的后人早就流落市井,泯然众人了,宋孝宗赵昚(音慎)被赵构选中接班,可以说是意料之外的泼天富贵,算是受了赵构的大恩。
不过赵昚中年上位,雄心勃勃想要北伐中原,恢复祖业,跟“投降派”宋高宗维持现状的政见,算是针锋相对,后来在那漫长的25年里,也没少受“太上皇”的掣肘。
养父子不是亲生父子,处关系更要小心翼翼。
所以在生活上,赵昚对赵构那是孝敬有加,做足了姿态,以至于,死后的庙号都叫“孝宗”。但在政治上,宋孝宗还是想方设法要造老爹的反,干一番事业的,那么这个姿态怎么做?
当年为了宋金议和,被冤杀掉的岳飞,就是一块绝佳的招牌,给岳飞捧得高高的,就是不动声色的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打自己养父的脸。
所以1162年宋孝宗刚一上台,老爹的年号都还没改呢,立马就给岳飞平了反,隆重安葬在西湖栖霞岭,也就是今天岳王庙的位置,后来钦定谥号为“武穆”,这就是“岳武穆”的由来。
从那以后,岳飞和秦桧就成了历代南宋皇帝手里的两张牌,根据政策导向,需要哪张就打哪张——
宋孝宗想要恢复中原,就给岳飞平反;
宋宁宗在1206年发动“开禧北伐”,当年就取消了秦桧的爵位,给了个“缪丑”的恶谥号,而在此前两年,就封岳飞为鄂王,追赠太师,这就是“岳王爷”的由来;
不料北伐失败,没办法,只好再向金朝求和,1208年就恢复了秦桧的王爵,谥号也改回了好听的“忠献”;
宋理宗上台,第一年就给岳飞加谥号“忠武”,还给他孙子岳珂升了官,后来“端平入洛”,联合蒙古人灭了金朝,反手就给了秦桧一个恶到不能再恶的谥号“缪狠”,从此,秦相国永世不得翻身了。
总之就是,谁想要北伐打金朝,就把岳飞抬出来加封、加号,同时狠踩秦桧;打不过想要求和了,就再把秦桧立起来供上。
反正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一般情况下皇帝是反不得的,宋江也只能“替天行道”,宋高宗就算有错,任谁也说不得,所以有心之人,就把心机和不满,故意引到秦桧头上;而老百姓的情绪,当然也要有个发泄口,让“U形锁”有个砸的方向,于是秦桧夫妻俩就在岳王坟前,跪了快一千年。
当然岳飞声誉这么隆重,还有个原因,是有个好孙子岳珂。
因为前面说到的原因,岳珂的仕途并不平顺,也走了一个大落大起的“U”字形,晚年干到正三品的财政部代理部长(权户部尚书),就有能力抢救史料,替他爷爷写“回忆录”,整理了《鄂国金佗稡编》28卷、《鄂国金佗续编》30卷。
等到南宋灭亡,元朝给辽金宋三朝修史,蒙古小哥哪有多高的文化积淀?况且时间紧任务重,干脆“拿来主义”,《宋史·岳飞传》就主要取材于岳珂编的这些书。
你想, 这孙子给爷爷写传记,那还能有黑料吗?
必定是为尊者讳,以一当十,给爷爷写成金光万丈啊,所以花团锦簇的《岳飞传》就流传下来了。
所以时至今日,客观地说,虽然于谦的功业远高于岳飞,但是于少保一没赶上一个好皇帝,二没生出一个好孙子,以至于,后世岳武穆的名声和待遇,远超于少保,西湖北岸的岳王庙,人气也就远高于南岸乌龟潭畔的于谦墓了。
再多说一句的是,“土木堡之变”,因为是大太监王振力劝明英宗亲征造成的,也是军功勋贵二代具体指挥的,所以宦官集团和开国军功勋贵集团,气焰一下就被打下去了,以于谦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地位迅速上升。
因为皇帝离不开宦官,所以宦官集团早晚还有出头之日,开国军功勋贵集团则不然,人也死了、势也垮了,从此一蹶不振。明朝闯关失败,武功尽失,从此就是宦官和文官集团明争暗斗,内卷苟活了。
华夏民族还要再等几百年,才能再次迎来闯关时刻,但只有闯过去、打赢了,才能再称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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