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最后一年，他最关心的事情之一是川剧协会的经费能否到位。

川剧协会是他和镇上的二三十个老人发起成立的，年龄最大的九十多，最小的也有六十多。他们在丁字口的茶馆里开会时，我看到了七八根拐杖，看到了十几颗须发皆全的头。他们抽着烟，喝着茶，大声说话，仿佛声音小了，就不真诚。

北京把那些不以演艺为生的京剧爱好者称为票友；四川话里却没有票友这种说法。爱好川剧的人，称为玩友。玩友们聚在一起，敲起鼓点，生旦净末丑却不用化妆，书面说法叫做川剧坐唱，但富顺不叫川剧坐唱，叫打围鼓，或是吼玩友。友字后面有儿话音，就叫玩友儿，吼玩友儿。

父亲其实既不会唱川剧，也不会打锣敲鼓。严格地讲，他算不上玩友。当然，比我强的是，他小时候看过不少川剧，知道许多戏文。他之所以成为镇川剧协会的重要人物之一，主要原因是他与那几个要么会唱，要么会敲的真正玩友关系很铁。所以，一度，八十多岁的刘老爷子，坚持要让父亲做会长。当然，父亲坚持不同意。

父亲虽然没同意做会长，却允诺去找镇上给协会批一笔经费。按理，这种民间组织，政府是不会给钱的。父亲既然答应了，他就得把这件事办好。否则，他不好意思面对天天一起晚茶一起吹牛的老朋友。尤其是热情的刘老爷子。

父亲早年在区政府工作，可惜，后来撤区并乡，区政府没了，他被安排到镇上，无所事事地过了两三年，便退休了。他去找镇上有关领导，领导很年轻，当然是后来才来的，也认识他，客气地散烟倒茶，但说起钱，却一一婉拒——比如说镇上没钱，比如说川剧协会是民间组织。

父亲没要来这笔玩友们渴望的经费，很失落，试着给我打电话。他说，你不是和有关部门都很熟吗？能不能找一下领导，请他们支持一下？我们镇正在申4A景区，川剧协会也算是文化遗产嘛。

后来，我回老家开会，和文化部门的朋友提起此事。文化部门的领导说，川剧协会虽然是民间组织，但也符合扶持条件。所以，经费是可以给一点的。不多，一万元。当然，得走程序。

父亲和川剧协会的老人们听说政府要支持一万元，都很激动。我去茶馆时，他们竟然齐刷刷地站起来，吓了我一大跳。

川剧的成型，据说是在明朝。县志说，明朝时期，就有戏班子在四川以及邻居的贵州、云南一带演出了。富顺文教兴盛，又因盐而富，且人口众多，是个地道的戏窝子。

县志还说，早在20世纪50年代，富顺就有两家民办川剧团。1956年，两家川剧团合并，组建成国营的富顺县川剧团。川剧团的宿舍，我尚记得，是西湖影剧院旁边的一排吊脚楼。这家1985年解散的县级川剧团，出过不少人物——可惜，都与川剧无关：一个是著名诗人张新泉，我高中时给他写信，后来一直师事之；一个是书法家郭广岚；一个是小说家廖时香。后面两人，也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

县川剧团在川剧舞台上的名角儿，县志里列了十来个，可惜，我一个也不知道，更不认识。——这也说明，川剧这种艺术形式，它的确过于古老，与现代人之间隔了着实不近的距离。

我记得，第一次看川剧时还没上小学，估摸五六岁吧。那时，就是那个张新泉、郭广岚、廖时香等后来的师友安身立命的县川剧团来乡镇巡回演出——如果导用一个更通俗的川南词语，叫跑滩。

一个滩字，证明了这种行为多半是通过河流进行的。也好理解，四十多年前，交通不便，沱江河上的木船和称为汽划子的小汽船，还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廖时香的小说《乐胆》，就以川剧团生活为题材，里面有不少坐船跑滩的描述。这是题外话。

我老家安溪镇——那时候还叫安溪公社，隶属赵化区，而无论安溪还是赵化，都位于沱江右岸，都是标准的水陆码头。那一年秋天，县川剧团跑滩来到安溪。在我们村插队的知青小周和母亲是朋友，便邀请祖母带了我去安溪看戏。

演出的地方是一座校园——三四年后，我成了这座校园的学生，那就是安溪小学。我和祖母坐在从教室里搬出来的长条凳上，看着锣鼓声中走出来的花花绿绿的演员。我不明白那个大胡子为什么手里一直捏着一根鞭子，还不时扬起来，却没有抽打旁边的人。祖母告诉我，那是马鞭，他在骑马。马在哪里呢？难道在幕后还没出来吗？可是，几个折子戏演完了，我也没看到马。

所以，就像鲁迅小时候看社戏，社戏内容不对胃口，“只觉得戏子的脸都渐渐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渐不明显，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没有什么高低”一样，几米开外舞台上的川剧演员们的脸，也渐渐模糊起来。——等到我从祖母怀里醒来，演出已经结束了，刚才胡子一尺多长的那个花脸，卸了装走下来，竟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

后来，再也没有像童年那样很正式地看过川剧了——非正式的倒也还看过，但其实已经不是艺术，而是一种近似于杂耍的助兴：前些年，成都的一些火锅店，流行请人表演川戏的变脸或是吐火，看起来倒是颇为热闹，也引得那些外省来的游客一个个开心地掏出手机拍照，但于我而言，它的确不是艺术。

古人说，礼失求诸野。这话颇有几分道理。以川剧为例，正好说明。——县志上说，“1985年县川剧团撤销后，川剧爱好者于1987年3月成立富顺县业余川剧协会，下设城关、邓关、赵化、怀德4个分会，共有会员233人”。

奇怪的是，父亲和刘老爷子他们张罗成立的就是赵化镇川剧协会，可按县志记载，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他们为什么还要再次成立呢？我没问过。估计，之前那个协会已经名存实亡——三十几年前，那些在锣鼓声中欢唱的玩友，三十几年后，即便还活着，最年轻的怕也九十多了，唱不动了，走不动了。

于我而言，最早看到吼玩友，是在十三四岁时。那时，我在安溪上初中。有一天，晚饭后上街买作业本，在穿过那条青石板老街时，突然听到一阵激烈的锣鼓声。举头一望，锣鼓声从老街尽头的一座院子里传出来。那里，几只两百瓦的白炽灯被挑到一株槐树上，把院子及院子外的街道照得一片雪亮。

我快步走过去。我看到，宽大的院子里，坐了十几个老人，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扯二胡，有的拉板胡，四五个坐得更近一些的老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在唱——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其中一个老人唱的是“张翼德嘛他浑身是胆”。

这个老人是我爷爷的亲兄弟，我叫他幺公。民国时期，他当过兵——那时我还小，一直没问过他，到底是国民党的兵还是共产党的兵，不过，从他回乡后被安排到国营陶厂当工人看，应该是共产党的兵。

这些吼玩友的玩友旁边，帆布搭了一个棚，棚里，赫然摆放着一具黑漆漆的棺材，棺材前立着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灵牌和祭品。一些披麻戴孝的人进进出出。原来，是一个老人去世了。去世的老人和我幺公以及那些正在吼玩友的老人一样，都是川剧爱好者。

伟人说过，村上的人死了，开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对玩友们来说则是，协会的人死了，吼一次玩友，寄托我们的哀思。

后来，我看到，一个嘶哑着嗓子唱戏的老人，慢慢起身走到灵前，拈起香，点燃，捧着冒出青烟的香，对着灵前死者的肖像，行了一个大礼。尔后，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的脸上爬满泪水。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在唱，一直在嘶哑着嗓子唱。画像上的死者，面带微笑地注视着他，仿佛正在微微点头：老伙计，唱得好，唱得好啊。

父亲为川剧协会的费用奔走时，他肺上的疾病已是晚期——事实上，一发现就已是晚期。医生告诉过我，大概也就几个月的时间了。他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差，体力变得越来越弱，但他依旧每天吃完早饭便上街，径直去距家不到一里的丁字口茶馆。

那里，是川剧协会老人们的活动基地，茶馆老板也是玩友。敲锣的。一面铜锣，敲打得泛出淡黄的微光，平日，那面锣就挂在茶馆的墙上，像是十五的满月那么显眼。老人们——当然还有我的父亲——就坐在铜锣下面，喝茶，说话，偶尔有人哼几句戏文。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哼那句我少年时听过的“张翼德嘛他浑身是胆”……

我告诉父亲，有关部门答应给钱，只不过，还需要走程序。父亲便老老实实地等。等了一个多月，我以为钱已经到了。结果，他打来电话，说，没到呢。你方便的话问问。又问了两次，直到四五个月后，那一万块钱经费终于下来了。

父亲说，玩友们很开心，无论如何要请他吃顿饭——平时，他们都是AA，这一次，却不准父亲出钱，由他们分担。其时，父亲已经吃不下多少东西了，但他还是去了，在席上坐了一会儿，吃了几片蒸得很烂的肉。

又过了大半个月，川剧协会正式成立，很隆重。在我家背后小山上那家农家乐里，办了十来桌宴席，出席的除了相关单位人员，几乎都是老人。原来，川剧协会会员居然有将近一百人之多。

当然，其中绝大多数都像我父亲一样，既不会敲锣打鼓，也不能粉墨登场，至多悠闲时，嘴里会随口哼出几句“张翼德嘛他浑身是胆”。父亲不想去，但刘老爷子等人力劝，他还是去了。大摆宴席时，他悄悄走了。他要回家按时吃药。虽然那药，并没有什么效果。

父亲为川剧协会成立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报道，报道送到了富顺报。两周后，等到报道见报时，他又一次住院了。那天，我专程让刘安龙找了几份有父亲写的报道的报纸送到病房。父亲倚在床头，把报道认真地看了一遍，略带微笑地说，总算把这事做成了。

二十来天后，父亲在赵化去世。刘老爷子和一群我不认识的老爷子前来吊唁。他们说，我们把家伙带来，为你爸唱几句吧。

院子里有一株高过五楼的黄桷兰，是四季开花的品种，秋天了，还在开，还在散发出满院幽香。几个老爷子在父亲的灵前，敲锣，打鼓，唱戏。灯下，刘老爷子突然用衣袖擦了擦眼角。

那一瞬，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在安溪的那个夜晚，那一夜，我也看到了一群和他们相差无几的老爷子，或者说玩友，看到了唱张翼德嘛浑身是胆的幺公，还有那个一边唱戏一边上香一边掉泪的老人……

以后，偶尔从丁字口茶馆门外经过，我总会下意识地放缓脚步。我又一次看到了那面如同满月的铜锣，它高高地地悬挂在墙上。铜锣下面，一些我不认识的老人在喝茶，在说话，在小声地哼唱戏文。只是，那里面已经没有了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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