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的中英文报纸、期刊以及早期的精神病学书籍中已经开始出现抗抑郁药的广告和抑郁症的介绍，至20世纪30年代时数量达到近代时期的顶峰。西方抑郁症的概念藉由这些媒介悄然植入并在一定程度上塑形了大众对抑郁症的认知。
一、抑郁症概念的始现
抑郁症的概念在清朝末年已流传入中国。早期传入的大多是Melancholia的概念，常被译为忧郁症。最早的一篇报道出现在1893年5月26日的《北华捷报&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上，题目为《巴拿马一忧郁症患者》，是一则关于伦敦一位名为查尔斯的人因为严重的抑郁症而被送医的短新闻。
早在民国初年报纸上已经出现抗抑郁药的广告。东亚公司书药局所售的治疗抑郁症的“中将汤”广告最早出现在1911年的天津《大公报》，此后《中将汤能治忧郁病》的广告连续刊登在1913年的《时报》以及1914年的《申报》上。从广告内容和其营销的力度可以发现这种抗抑郁药当时在中国已有专门的药厂生产、销售，从其规模可见必然有市场，足以说明其所治疗的疾病——抑郁症，此时已经出现在中国。
20世纪20年代专门治疗抑郁情绪的西药开始出现在中国市场。其药理原理的解释从肝郁气滞的中医观点到神经精神失常、大脑机能耗损的变化，呈现出从中医内部发掘到中医西医理论融合的趋势。韦廉士医生药局的西药红色清道丸主要治疗愤怒、忧郁，其广告刊载在1925年的《工商新闻》《时报》《新闻报》《民国报》上。该广告开宗明义地指出红色清道丸这种药是治疗不良情绪的，即暗示情绪是一种疾病，抑郁情绪是一种可以通过药物获得治疗的疾病。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情绪往往不被认为是疾病。把西药的药物机理通过肝经失调、肝阳上升等中医理论加以说明，这种将西药嫁接在中医理论上的做法体现了民国初期西方的抑郁症理论在中医中渗透的一种姿态，或是为了让国人更易接受而采取的一种讨巧的市场营销手段也未可知。
到民国晚期时对抑郁的认识逐渐呈现出中医和现代医学融合的样貌，忧郁伤肝的中医角度和神经系统之紊乱、大脑生理功能、精神变态等现代医学理论体系被联系起来共同解释抑郁症。1940年刊载在《新闻报》的一则《艾罗补脑汁唯一老牌神经系大补剂》广告中的艾罗补脑汁就是专门以治疗恼怒、抑郁为主治功能的药物。文中指出抑郁属于神经精神系统的疾病，其病因为思虑过度，易感人群为刚愎自用偏执的男性和多愁善感的女性。
二、国外抑郁症概念的早期输入
早期在中国介绍抑郁症的绝大部分是英文报纸。报道数量最多的依次是《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北华捷报》。《上海泰晤士报》在20世纪30年代密集出现介绍抑郁症的专业性文章。中国近代英文报纸介绍抑郁症的主题主要可归纳为因患抑郁症而送医或自杀的新闻、相关的影视和书籍讯息、专业知识等三类。其中后两类的体量较大，主要刊载在报纸的文化和生活栏目。
近代的精神病学书籍非常有限，主要译自日本、欧洲，本土学者的著作也多受日本与欧美精神病学理论的影响。吴秀三的《精神病学集要》（1916年），三宅矿一和松本高三郎的《精神病诊断及治疗学》（1921），三宅矿一的《精神病学提要》（1934年、1940年）、《精神病学馀沥》（1935年），杉田直树的《小精神病学》（1933），植松七九郎的《精神病学讲义》（1942年）等日本精神病学著作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三宅矿一的著作中提到抑郁症与嗜睡性脑炎相关，认为脑炎可能导致抑郁，而且他认为抑郁症可能存在家族遗传，定型性抑郁与早发性痴呆之间存在着线性回归关系，如1931年《同仁医学》中刊发的抑郁症患者的诊疗过程中检查项目已包含脑脊液的检查。笔者从南京脑科医院近代抑郁症的病案记载档案中亦发现脑脊液检查是常规检查项目。
中国第一本精神病学专著经笔者考据为《精神病简述》，此书由中国博医会出版，1912年发行第一版，1929年发行第二版，为高似兰（P.B.Cousland）、朱剑（M.J.Chu）共同翻译自英国医学博士杨咖（E.G.Younger）所著的《精神病错乱之每日经验》（Insanity in Everyday Practice）。高似兰在《精神病简述》序言中明确写道：“中华无精神错乱（癫狂）医书，余久欲择译一简本以为介绍……”在中国精神病学比其他医学学科发展都晚，《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自然科学·医药卫生》中精神病学的专著包括《精神病简述》在内仅有5部，其余四部为：马化影所著的《大精神医学讲义录》（1919年）、赵翰恩所著的《精神病学》（1929年）、中国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学家桂质良所著的《现代精神病学》（1932年）、姚鸿翥编著的北平大学医学院本科四年级的内部讲义《精神病学》。
在《精神病简述》中抑郁症被做为六种（其它五种类别为躁狂、偏执狂、精神错乱性麻痹、痴呆、克丁病）精神错乱的类别之一加以介绍。抑郁症被认为是精神病之中最普通者，也是最可治疗者。一般计算，大概70%可以被治愈。无论何种抑郁症都是由渐而发的，且都先表现出变性的前驱症状。可见这与当今抑郁症的病理理解差别较大。
三、早期大众理解中的抑郁症
抑郁症在中国传入初期的建构路径突出表现在其所呈现出的文化意象上，其特点是：大众疾苦的心理投射，社会境遇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的疾病彰显，这些特点给抑郁症的科学化建构带来纠结和迷茫的同时为中国的本土化精神医学建构开启了新的认知范式。
近代人们往往把忧郁状态与女性特质联系起来，抑郁症常常被看成是一种女性化疾病。1930年五洲大药房连续刊登在《新闻报》以及《时报》的“女界宝”广告中指出女性气怒、抑郁的情绪状态是其患妇科病的原因，说明当时人们对情绪状态与躯体疾病之间的关系已有体认。
抑郁症在中国近代常常被当作忧国忧民的知识青年群体的象征，是高知青年这一特定人群的标签符号。《要不得的忧郁病：青年病治疗方案之一》一文中可见“青年的忧郁症”成为当时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些学者批评青年的抑郁症属于无病呻吟，容易使朋辈受暗示而患病。青年的抑郁症被与强国保种联系起来，强调青年要对自己的抑郁负起责任。克服抑郁症的方法被认为是要有健全的身心基础，对事物的明辨之心及休闲生活等。姜平等学者则以同情的态度看待青年抑郁症，在《谈青年的忧郁症》一文中认为其原因是当时复杂诡谲的国内环境，作者给出的对抗抑郁的方法是在救国图强的严肃的人生观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不妨说说笑笑，跳跳叫叫，而不是整日伏案看书。
此时文艺作品中对抑郁症的描述，往往与精神过劳、两性情欲纠葛、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纵欲、孱弱、相思之苦、劳心、孤寂、沉溺酒色等相伴。郁达夫《沉沦》中描写的人物是兼有肺病与抑郁症（Hypochondria）的文人，在追求情欲满足与欲求不满的矛盾中滋生大量的自责、哀怨、颓丧、忧郁、虚无与对两性交媾的想象。《小说（上海1934）》中《副型忧郁症》中的悲情人物凤子同样是有着情爱纠葛故事的知识青年，也是患着肺结核的抑郁症患者形象。抑郁症也被当做可以描摹体现现代化都市生活的流行性符号，1934年《民报》上的刊文《现代化都市生活素描之一——流行性忧郁症》、1935年《春色》杂志中的小说《女人、咖啡、忧郁症》、1936年的《诗林双月刊》中的诗歌《忧郁症》。在这些诗歌、小说、散文中，忧郁症除了表达幽怨、厌倦、拘囿、垂泪、伤悲、懒乏、慵懒、寂寞、愁闷等情绪外，还常常伴随着爱情、咖啡、爵士乐、啤酒、葡萄酒这些在当时代表摩登的都市化的生活的元素，忧郁症成了有钱有闲的上流社会的某种带有优越感的独有的悲情。透过这些文学艺术作品的塑造，当时抑郁症在大众印象中的患者画像，与其说是一种疾病毋宁说更像一种常见于文艺青年和上流社会的病态扭曲的灰色生活状态。
[作者：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白吉可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张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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