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9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四天后，大清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正收拾着珠宝玉器，准备乘坐日本关东军飞机逃亡日本。
就在溥仪还做着前往日本的美梦时，苏联红军突然出现在机场逮捕了他，并在不久后将他转移到赤塔。
溥仪本以为自己会被立刻枪毙，却没想到得到了苏联的热情款待。
那段时间，溥仪身边不仅有俄罗斯美女随时服侍，甚至他还得到了苏联女军官和一些高级军官妻子的热情款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面这张照片是溥仪被捕时的真实影像。
不难看出，被捕的溥仪显然是得到了优待。照片上的他依然保持着西装革履的整齐，仍不失有仅剩的一丝帝王尊严。他没有像同期被俘的日本军官一样身着破旧，脸色仓皇。
在前往苏联的飞机上，负责押运工作的苏军军官告诉溥仪，送他去苏联主要是出于中国境内政局不稳定的考虑，为了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这种表示无疑是在说明，溥仪是安全的，他不会被直接战后清算，至少是活下来了。
溥仪闻言，精神为之一振，继而大喜过望，在飞机途中享受着劫后余生的喜悦。
然而，令他更想不到的还在后面。
抵达苏联后，溥仪在西伯利亚东部的赤塔安顿了下来。
出于某些政治目的，苏联方面暂时没有将溥仪移送进监狱或者拘留所，而是给他安排了单独的疗养院，由一所大型别墅改建而成。
疗养院的条件在当时是相当优渥的，室内家具设施一应俱全，其中一部分甚至来自于紫禁城的某些遗物，这是考虑到溥仪的生活习惯而特别安排的。
疗养院的伙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喝的是高级矿泉水（这在当时的国内还从未引进过），一日三餐有肉有酒，并且配备了咖啡和香烟，并且不限制数量供应。
苏联方面考虑到溥仪的生活习惯，还专门安排了会做中国菜式的厨师，并且规定每周伙食不重样。
为表尊重，苏联较少的限制了溥仪的人身自由，他可以随时去到附近的山上游玩参观，只要记得带上苏联提供的随从即可。
这可是当时远在重庆的少帅张学良也没有的待遇，溥仪自己在伪满洲国当傀儡皇帝时，受到日本特务的长期监视，也没有享受过如此的自由。
溥仪自己在回忆录里曾写道，为了排解寂寞，曾经命令随从在所住的庭院里开辟了一块菜地，他自己不负责种植，只偶尔在散步时浇水。
不过蔬菜无法适应西伯利亚的极端气候，一直无法发芽，旋即作罢，改为收听时事新闻。
这一切，在当时二战后物资匮乏的苏联是极其不易的。
不难看出，在赤塔的溥仪以战犯的身份享受贵宾的礼遇，其生活水平甚至超过了负责监管溥仪的苏联将军，几乎等同于苏联国家领导人。简直和他当皇帝的那段岁月无异。
这是被俘的那些德军高级将领所无法想象的，也和当时同期被俘的战犯们截然不同。
至少，死于西伯利亚战犯劳改营的日本陆军中将，上村干男，无法理解这一切。
在西伯利亚的日军
溥仪及其随从初到苏联时，由于水土不服加上多年以来的身体虚弱，下飞机不久就卧病在床了。
负责监管溥仪的苏军中校沃罗阔夫对此高度重视，不仅连夜上报莫斯科调配药物，还安排了几位年轻漂亮的俄罗斯女医生随床贴身照顾一行人。
而之后的发生的事，连溥仪自己也始料未及。
溥仪本人由于早年间生活优渥，被人服侍倒不觉得如何。但他的随从们自从大清灭亡后，生活一直十分窘迫，突然间受到俄罗斯美女的亲切照顾，一时间倒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溥仪随从李国维曾经回忆道：
“我那时候躺在床上，已经长久没有接触过女人。忽然有一天，来了几个很漂亮的女医生和护士。
那皮肤雪一样的白，眼珠是湖蓝色的。我们互相听不懂对方说什么，只是感到面红耳赤。
我当时害的风寒，洗不了澡，她们就把毛巾浸湿了，一天一次给我们擦身子，微润的手指擦过我的肌肤，脸上还带着笑，我当时很是手足无措，但是很享受。”
等溥仪一行人病愈后，沃罗阔夫为了照顾溥仪的饮食起居，特意安排了五六位年轻貌美的俄罗斯姑娘照顾一行人的生活。
她们的主要工作是为溥仪叠被子，洗衣服，打扫卫生，有需要的话还要为溥仪按摩。
李国维事后回忆道：
“那些俄罗斯姑娘的热情，使我感到我仿佛不是罪孽深重的伪满洲国战犯，而是苏联尊贵的客人了。
她们常把鲜艳的花朵别在我们的胸前，然后用晦涩的中文表达爱意，搞得我们都有些手足无措。”
除此之外，一些女军官和军官夫人也是溥仪在赤塔的常客。
一次，溥仪及其随从外出登山，恰好遇见两位苏联女军官在附近骑马巡视。
这两位女军官大概二三十岁，正是人生最青春靓丽的年纪，身材纤细，下马后的身高比溥仪高出半个头。一身毛呢军服笔挺整齐，眉宇间透露出一股英气，容光焕发。
作为文职军人的女军官们对这一行中国人很是感兴趣，在翻译的协助下表现得很热情，面带微笑的交流了许久。
溥仪感受着俄罗斯美女的热情，但却因自己仍对未知的命运而担忧，没有什么心情欣赏苏联女军官的美貌。
其他人倒是久违的一饱眼福了。
有人事后回忆道：
“那两位苏联女军官和我们交谈了一会儿，然后骑着高大的白马离去了，我听着马蹄落地的踏踏声，抬头望去，看见她们的背影。
其中一位转过头来，脸庞红润，留下一个迷人的笑，就再也看不见了。”
军官都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军官夫人的热情了。
有资料显示，溥仪受到了当地校级军官夫人们极为热切地欢迎。她们经常组着团式的，借着溥仪喝下午茶的时间来和他聊天，询问中国的一些轶事。
其中，一位名叫波勃图切斯基的上校的夫人，由于丈夫被派任东欧地区而被迫长期分居，她在独居之余，对溥仪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
她不仅几乎每天为溥仪制作点心，还经常为溥仪带去一些苏联文学书籍，例如普希金的诗歌。
同时，她还经常抽出时间在监狱里和溥仪聊天，搞一些类似茶话会的活动，以此来缓解溥仪异国他乡的孤独和焦虑。
遗憾的是，溥仪出于自身前途命运的不断忧虑，虽然接受了诸多苏联高级军官夫人的好意，但没有太多心思放在男女问题上。
遥想六十年前，慈禧太后喊出的那句“量中华之物力，街与国之欢心”，没想到六十年后，竟然翻转式的落到了溥仪头上。
而在苏联，这位做了一辈子傀儡的末代皇帝，少有的受到了来自其他国家给予的尊严。
历史就是这样，有利益间的博弈与平衡，有鲜血与战火涂抹的赞歌，也有一些人性的光辉。
在溥仪和女军官级军官夫人聊天的时候，同期的日本战犯相当一部分被发配去了西伯利亚进行劳动改造，在极端酷寒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下饱受非人待遇。
其中的大多数最终死在了西伯利亚，骨灰像垃圾一样被倾倒在万年冻土上，和风沙混在一起，看不出区别。
当然，苏联所给予溥仪的优待绝不是免费的。溥仪能得到优待，和当时美苏在远东地区的政治博弈是分不开的。
因为这一切的背后，藏着一个苏联人自己的政治阴谋。
二战结束之后，出于同美国进行冷战的政治需要，斯大林对于战后远东地区，尤其是我国东北地区利益分配的归属，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
东北地区具有大连港这样常年不冰封的优质港口，对苏联的海军建设和国防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抢夺他国领土权益，不仅违背国际政治道义，还容易引起苏联内部各社会主义加盟国之间的动荡，到头来得不偿失。
苏联政府很精明，硬手段行不通，还有其他办法。
溥仪虽然被俘，但他仍在国内具备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满族人心目中巨大的精神象征。
甚至直到建国后，溥仪在经过1959特赦之后，仍有大量的满清遗老赴京拜见溥仪，不仅仍旧行封建社会三拜九叩的礼制，还有人试图把自己十几岁的孙女嫁给已经年过半百的他。
溥仪作为大清最后一位皇帝，也是伪满洲国政权的精神象征，他自然而然成为了苏联对东北地区争夺的重要砝码。
而溥仪受到如此优待，对苏联提出的要求自然也是有求必应。
一次，苏联高层同溥仪接触，希望溥仪在当时苏联经济战后低迷的不利情况下，主动捐献一些从紫禁城带出的名贵珍宝，以支持苏联政府战后运转。
这种请求并不客气。
然而，溥仪听后，竟然毫不犹豫地从自己的珍藏中拿出大半。
他很明白，这种看似请求的语气是不容回绝的，否则以他战俘的身份，这些珠宝马上就会变为苏联的公共财产。
到了1946年中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日本战犯的战后审判受阻。苏联政府要求溥仪出庭作证，溥仪当即答应，在法庭上证明了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境内一系列暴行以及对他本人的压迫。
这固然是处于讨好苏联的政治考虑，其中也许夹杂着他个人的愤懑，以及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迟来觉醒的良知吧！
就这样，溥仪在苏联生活了四年多的时间，直到1950年8月1日，溥仪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临行前，服侍他的苏联女仆排成一排送别他，那些女军官和军官夫人们也掩着泪向他道别。
溥仪依依不舍地向她们挥手，只不过，此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些漂亮的女军官和军官夫人们。
回国后，溥仪的改造明显是成功的。
1960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席间，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协同溥仪作陪。当周总理向蒙哥马利介绍溥仪时，表示他是清朝最后一任皇帝。
溥仪听后，立马站起身来，回答道：现在是新中国的普通公民。
他自己也很清楚的认识到，曾经封建王朝的荣光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溥仪结束了他复杂的一生，这位大清最后的皇帝，带着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一同踏入了坟墓，从此再无声息。
溥仪的一生是众说纷纭的，他所留下的一切都已经写在历史的书页中了，任由后人评说。
只有一本《我的前半生》，经过老舍改编后，作为独立成册的书籍，流传了下来。
以便人们可以透过他的一生再次窥见那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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