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杀害儿子被人痛斥，为啥北魏冯太后杀死献文帝拓跋弘没被人指责？有两个原因：

第一，冯太后并不是拓跋弘的亲妈；

第二，冯太后杀死拓跋弘，并不仅仅是为了报情人被杀之仇，而是有着政治目的；而且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冯太后是对的。

在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下，冯太后是一个BUG。

这一制度的意思是：当皇子一旦被立为储君，其亲生母亲必须被赐死。这一看似残忍的政策由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推行，其初衷是为了扼杀母后、舅族对政务的过度干涉们，可以理解为杜绝外戚专权。

当然，这一制度并不是拓跋珪的发明，而是源自汉武帝刘彻。当初在立年幼的刘弗陵为储君后，汉武帝吸取当初吕后掌权的教训，鉴于“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于是痛下杀手，处死了刘弗陵的生母、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

因此，在这一制度下，北魏的皇太后肯定不是皇帝的亲生母亲。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母后干政现象，毕竟如果某位皇太后足够强势、有手段，就算皇帝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能被她拿捏得服服帖帖，比如本文主角冯太后。

冯太后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皇室后裔，汉人。公元432年北燕宫廷内乱，广平公冯朗向北魏投降，被任命为秦、雍二州刺史，封爵西城郡公。公元441年，冯朗的妻子王氏生下一女，这就是日后的冯太后（这里我们先称她为“冯氏”）。

后来冯朗犯事被太武帝拓跋焘诛杀，年幼的冯氏被没入宫中。好在宫里的左昭仪正是她的姑姑，在亲人的抚养、照顾下，冯氏虽身在后宫，也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公元452，拓跋濬即位，是为文成帝，不久后冯氏被选为贵人。到了公元456年，她被正式册立为皇后。

就在冯氏成为冯皇后的同一年，两岁的拓跋弘也被立为皇太子，按照规矩，其生母李贵人被赐死，冯皇后便担起了养育年幼太子的责任。在她的教育下，本就聪明的拓跋弘越发“仁孝纯真、礼敬师友”，成长为一名“聪睿夙成、兼资雄断”的储君。

这段时间的冯皇后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记载，直到拓跋濬离世后，她才逐渐体现出一代女主的风采。

公元465年拓跋濬病逝、年仅25岁，不到12岁的拓跋弘即位（即献文帝），冯皇后升格为冯太后。

由于皇帝年少，当时的侍中、车骑大将军乙浑借机掌控了朝廷大权。此人心怀不轨，为了排除异己、独断专行，他先后假传圣旨，找借口诛杀了杨保年、贾爱仁、张天度等一众重臣。后来，他又连续杀害了侍中、司徒、平原王陆丽，以及宗室顺阳公拓跋郁，逐渐扫清了政敌。随后，他逼迫献文帝封自己为太尉、录尚书事，掌握了军权。

不久后，他更进一步成为了丞相、太原王，凌驾于其他诸王之上，大权独揽，颇有一番当初曹操的架势。

但乙浑并没有曹操那样的智慧，仗着大权在握，肆意凌辱朝臣、诛杀异己，朝廷内外敢怒不敢言。对此，冯太后忍气吞声，一边虚与委蛇，一边暗中进行着准备。

公元466年，冯太后“密定大策”，经过一番严密策划后突然出手，联合侍中拓跋丕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杀乙浑。随后她临朝称制，使日渐动荡的政局回归平稳。

下一年，皇子拓跋宏出生，冯太后亲自抚养，其后把政务还给了献文帝。

虽然名为太后，但此时的她年纪大概只有26岁。年纪轻轻，独守空闺，加上拓跋政权出身游牧民族，北魏宫廷仍保留着一些豪放风气，冯太后在私生活方面不太检点，宿卫监李奕就是她的男宠。年轻的献文帝对此也颇有耳闻，脸上很挂不住。

公元470年，相州刺史李（xi）被人告发贪污受贿，他的好友、时任南部尚书李敷竭力替其掩饰；巧的是，李奕正是李敷的亲弟弟。

献文帝得知此事，立即派人把李押到平城。经调查审理，李贪赃枉法证据确凿，按律当斩。

但献文帝另有目的，他派人前去暗示李：“只要你愿意当污点证人、出面揭发李敷兄弟俩的坏事，就能逃过一死”。

惜命的李见利忘义，稍加思索就背叛了自己的好友。几天后，献文帝亲自审问时，他告发了李敷兄弟的三十条罪状，诸如如纳贿贪污、买卖官爵、私纳宫女等等，其中有很多纯属捕风捉影。

就这样，李敷、李奕兄弟被问斩。而出卖朋友的李则逃过一劫，不久后甚至飞黄腾达，被任命为太仓尚书、兼管南部事务，几乎接替了好朋友李敷的职务。

这等于是赤裸裸的扇了冯太后一耳光，眼见献文帝年仅16岁能敢让自己难堪，她不禁心生警惕，从此不再深居后宫，而是处处插手朝政，利用自己的名望、势力向献文帝施加压力，俩人矛盾日渐凸显。

历任北魏皇帝都有过人之处，献文帝拓跋弘也不例外，《魏书》称他“聪睿夙成，兼资能断......能更清漠野，大启南服”，年纪轻轻就有一代英主风范。但他有个不太适合帝王的爱好：喜好黄老之术、浮屠之学，也就是崇尚道、佛教。他经常跟一些文人、僧人大谈玄理，给朝野造成了淡泊名利、厌倦国政的形象。

而冯太后正是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她以家国事重为由，逼迫“早有厌世之心”的献文帝退位让贤，担任没有实权的太上皇。

献文帝虽然天资聪慧，但在老到的冯太后面前，无论是名望、势力都远远不如，在日益剧增的压力下，他不得已答应退位，但提了个条件：要让自己的叔父拓跋子推接任帝位。

献文帝这是耍了个心眼，毕竟他知道，自己年仅5岁的儿子拓跋宏是由太后一手抚养的，祖孙之情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父子之情，如果传位给儿子，也就等于把权力让给了冯太后。而京兆王拓跋子推，一来跟自己亲近；二来年纪大，跟冯太后是同辈；三来历任侍中、征南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等要职，名望高、功劳大、阅历丰富。三大优势叠加，加上自己的帮助，加以时日，必定能对冯太后的势力形成有效钳制。

但冯太后也不是省油的灯，她立即召回了身在漠南的太尉源贺。

源贺是北魏老臣，之前历经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濬等三位君主，期间屡立战功，拜将封爵；公元452年，太武帝拓跋焘被弑杀后，源贺积极参与诛杀宗爱、迎立拓跋濬的行动，因功被封为西平郡王。

而此时的源贺，正以太尉的身份在漠南统帅北魏大军对抗柔然的侵扰。得到朝廷的征召后，他立即飞驰回到平城。当献文帝让群臣讨论禅位给拓跋子推这一方案时，一众大臣纷纷出声反对，源贺更是“正色固执不可”。（至于原因，不难理解）

军队元老坚决不同意，献文帝只好作罢。公元471年8月，他颁布诏书，传位于皇太子拓跋宏，自己则以“太上皇帝”的名号搬往简陋的崇光宫。

但此后他仍在主导国事。比如在公元472年2月，他御驾亲征、率领诸将击退柔然的进攻；11月，他更是带队远征，一直杀到漠南，逼退柔然数千里，颇有祖上的风范。

此外，他还以太上皇帝的名义颁布诏令，对经济、政治、制度等事务进行管理，比如督促工商务农，保护农业生产；整顿吏治、提拔贤才、严惩贪官；要求各级官员按律判案、用刑严谨等等。

这显然跟当初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一样：身为太上皇，却对权力念念不忘，因此他的结果也不会太好。

眼见献文帝这种做派，冯太后不禁心生忧虑：如果任其这么积极的参与朝政，日后翅膀硬了，必定会首先对自己不利。

于是，在公元476年7月，献文帝拓跋弘突然驾崩年仅23岁。对于这一离奇事件，《魏书》称：“时言太后为之也。”

本着“谁获利最大、谁最有嫌疑”的原则，冯太后确实是最大嫌疑人。献文帝驾崩后，冯太后再次临朝听政，十几年间，她着手推进了一系列促使北魏政权封建化的改革；同时，她还加强了对年幼拓跋宏的教育，把自己的治国思想完整传授给这位孙子。

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拓跋宏正式亲政后，着手推进历史上少见的全面汉化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孝文帝改革”，经过冯太后、孝文帝的努力，北魏彻底由一个带有游牧色彩的政权进化为中原封建帝国。

正是由于这一层原因，冯太后虽然养男宠、杀皇帝，但几乎见不到后世对她的指责。毕竟相对于私德而言，她对南北朝历史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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