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只要是为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开国功臣，都一一被授予了军衔。
但有一个人，论军功他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功臣”，却因伤病选择休养而离开部队，错过了授衔仪式。
1955年，国家实行薪金制，全国上下的机关要员都重新被评了级，唯独这个人的评级无法确定。工作人员只好将给他评级之事上报给国务院。
毛主席得知后，立马找来周总理对此事进行商议。最后一致认为：此人对新中国的革命事业奉献巨大，应当评为“行政三级”，享受副总理的待遇。
要知道，“行政三级”那可是相当于军队里的“元帅”之位。那么，这位开国功臣究竟是谁？他都做了什么事？对革命事业又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从青年学生到革命骨干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1902年10月出生于湖北黄安的一户落魄地主家庭。虽然家道中落，但比起贫穷的农民，郑位三小时候的生活条件还算不错。
在父亲郑维翰的支持下，郑位三7岁就进入私塾读书。
他的老师郑锡云是当地思想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经常抨击旧社会的黑暗，介绍并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而这些启蒙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郑位三。
7岁读私塾，16岁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的机械科。因为放榜时排名第三，故而改名为“郑位三”。在校读书期间，郑位三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也很优异，思想更为活跃，积极投入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活动当中。
五四运动期间，他携同其他同学上街游行演讲，派发传单。五四运动结束后，在“利群书社”的成员郑南宣介绍下，郑位三开始接触并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书刊。
还认识了共产党人肖楚女，进一步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
他意识到中国当下的处境，除了改革别无他路。而共产党的理念与他尤为契合，于是在1925年，经戴克敏、戴季伦的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中国共产党黄安县委正式成立，由于在革命中表现出色，郑位三被委任为县委委员。并在后来的各项会议中，以当仁不让的支持率成为黄安县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在职期间，郑位三在全县开展文化教育革命。他将黄安县第一小学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中心，用来指导黄安县内各个学校的进步教师，并邀请一部分共产党员来担任视察指导员，及时指导各学校间的斗争。
同时郑位三还领导全县农民一起反抗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破除禁锢百姓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掀起农村大革命的浪潮。
在郑位三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参与其中，并积极与压迫恶势力作斗争，人民意识也在逐渐觉醒。
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叛变，大革命宣告失败。
同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将枪口对准共产党，开始对许多优秀党员进行疯狂地“清剿”。郑位三作为黄安县的领头人物，自然也被列入通缉名单当中。
在这场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先后放弃了革命。只有郑位三坚定不移，将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重建黄安县委，等候党的下一步指示。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确立了土地改革的革命方针，并组织了黄安的“九月暴动”，沉重打击了土豪地主，恶霸劣绅的”反革命“活动。
1927年11月13日，中共鄂东特委发动了著名的“黄麻起义”，黄安、麻城3万多的农民自卫军在我党的领导下攻打黄安县城，这也是我党在鄂豫皖地区打响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
令人惋惜的是，郑位三为这次起义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却因为卧病，没能亲身参与其中。但忧心战友们的他时刻不忘关注起义后的任何动向，并给予专业性的建议。
1930年6月，鄂豫皖特区成立，郑位三被调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省委常委，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他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鄂豫皖苏区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孤军纵横鄂豫皖
1932年6月，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国民党的30万大军向鄂豫皖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在敌军的疯狂攻势下，老百姓遭到了残忍的杀戮。一时间大家伙能逃的都逃走了，许多地方变得荒无人烟，就连红军也不得不暂时撤离，鄂豫皖苏区如同正要盛放的花朵般渐渐凋零。
面对这种局面，郑位三没有选择退缩，反而承担起领导该地革命的重担。
通过研究所剩部队优势以及敌军的发展路线，郑位三建立了便衣队，携带短枪匕首等装备去袭击敌人。
当敌人反应过来，再混入群众队伍。如此昼伏夜出，既能打得敌人猝不及防，又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还充分配合了主力红军的各个行动，可谓是一石三鸟。
有战斗就注定有牺牲，在与敌人的斗争中，郑位三一家都难以幸免。
郑位三的父亲郑维翰由于在深山中活动，不幸染上毒疮，无药可医最后病死山中；母亲因为饥饿过度，误食了有毒的野菜中毒而亡；他的妻子曹梦云在“跑反”中，饥寒交迫，最终冻死在山洞里。女儿郑奇英那时才七岁，就跟着叔叔打游击，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
而郑位三本人则染了一身疥疮，伤口反复感染化脓，又痛又痒。
郑位三只好强忍着身体上以及心里的极大痛苦，领导队伍在深山老林里过着天为被、地为席的露宿生活。有时候挖不着野菜，采不到野果子，他们只好剥树皮、挖葛藤根来勉强填填肚子。
1934年9月，红军开始长征。在长征期间，郑位三还担任起部队的政治工作。他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去要求自己，经常集思广益，把其他同志召集起来，对工作进行公开、共同研究。
虽然职位很高，但他丝毫没有长官架子。很少骑马，经常拄着一根木棍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休息时就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唠唠家常，偶尔还会给他们讲几段风趣幽默的小故事。
基层的战士对他风评极好，都爱和他亲近交谈。即使年龄只有33岁，却被大家亲切地尊称为“位老”，足以见得他在军中的威信。
1935年7月，红军主力开始北上，郑位三却被留在陕南地区，继续指导当地的游击战。
当时敌军拥有二十多个团的兵力，企图彻底消灭陕南地区的红军势力。
郑位三召开联席会议，冷静分析当前形势，判断敌情以及接下来的动向，最终采取“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法，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直至成功突围。
在郑位三的领导下，游击战坚持了将近两年，而这期间我军由原来的600多人，渐渐发展到了2000多人的队伍，大大增加了我军的军事实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郑位三举办了游击队训练班和党员训练班，为抗日游击提供稀缺的骨干力量。
此外他还与方毅、张劲夫等同志一起发动群众的力量，加深红军与群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
一直到1939年夏天，游击大队已经增长到四队，人数约1800人，武器装备也有一千四百多支枪。为后续开展抗日敌后战场创造了条件。
1943年，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向中央请求干部增员。
毛主席考虑到郑位三出色的工作能力，以及对鄂豫皖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随即派他前往鄂豫边区负责第五师的一切领导工作。
郑位三接到任务后并没有立即赴任，而是先派人到地方了解情况，得到李先念等第五师领导人欢迎的态度后，郑位三这才动身前去。
中央给郑位三的指示是让他取代李先念等领导人，全权指挥第五师的领导工作。但郑位三却并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而是深入群众工作，并给予李先念等领导人工作上的肯定。
来到鄂豫边后，郑位三在深入群众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在反攻前应当“以巩固为主”的方针，他深刻明白根据地的巩固对于政权以及军队的重要性，因此非常严格地要求边区的建设工作，并进行整风运动。
不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做到了尊重民众的意愿，启发了民众的思想，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不久，国民党的狼子野心很快显露无疑。考虑到郑位三因过度劳累导致身体不好，组织决定让他前往延安休养，不参与突围之战。
但郑位三却坚持与部队一同行动，将自身的安危抛之脑后。
他与李先念就部队如何突围进行了周密的策划，之后共同率领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在国民党发起总攻之前跳出包围圈。
在一阵酣战以及冲破敌军众多防线后，部队顺利到达陕南。而其他队伍也顺利突围，解放战争由此拉开帷幕。
1947年，由于身体原因，郑位三从前线退下来，开始了自己的休养岁月。
优良的处事作风
郑位三身体不好并不是突然造成的，而是由于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以及紧张压力的工作环境。早在1942年，郑位三就因为身体衰弱多病而被组织安排到龙岗休养。
龙岗这地方环境较为稳定，并且还创有抗大八分校，郑位三养病期间还能给其他人给予工作上的指导。
也正是在这期间，经过组织的介绍与安排，郑位三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蒲云。
蒲云是新四军总部卫生队的卫生员，长相秀气，人又勤奋细心。虽然才25岁，却也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干部”了。
郑位三当时40岁，比蒲云大了整整15岁。但两人相处并没有年龄上的鸿沟，相反更多的是战友间的惺惺相惜。
郑位三对蒲云很有好感，也如实向她坦白了自己曾有过一段婚史。没想到蒲云丝毫不介意，还非常理解地安慰他：
“革命历程中，有这种苦难经历的人数不胜数。我很高兴你能坦诚地对我说这些，和你结婚我很愿意。今后就由我来照顾你的生活吧！”
郑位三感动不已，但向来坚守原则的他还是对自己的新婚妻子提出了“约法三章”：
第一，公家发的东西，如果有你的一份，你就要；没有你的，你不能伸手去要，不许搞特殊；
第二，如果有领导、同事或者下级来找我，你不能在场，更不能干预我的工作；
第三，你不能以我的名义向公家多要东西，毁我名誉。
郑位三还说：
“虽然我们结婚了，是一家人了。作为丈夫我理应关心你，爱护你。但作为党的干部，这三点你必须遵守！”
蒲云也是党组织的一员，自然理解他提出的要求，欣然答应。而往后的几十年，这对夫妻一如既往地坚守着这“约法三章”。
建国后，由于多病的身体，组织同意郑位三退出军政界好好休养，不再担任职务。虽然如此，郑位三也没有停止学习。
哪怕卧病在床也仍然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共产党重要著作。
还曾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以及全国政协连续三届的常务委员，足以见得他在党员们心中的地位。
1955年，经组织安排，郑位三搬到北京定居。搬家的时候，有个亲戚想把他的一个旧衣柜搬回家用，结果遭到了郑位三的严词拒绝：
“这柜子是公家配给我使用的，并不是我的东西。我现在不用了，理应归还给公家，怎么能纳为私有，当成人情送人呢？”
郑位三优良的处事作风，在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他为共产党，为新中国做出的杰出贡献也被毛主席等领导人看在眼里。
因此在实行薪金制，给各干部重新评级时，尽管当时郑位三早就不担任任何职务，毛主席还是特批给他“行政三级”，享受副总理级别的待遇，肯定了他在抗战中的付出。
而郑位三并没有安于享乐，甚至都不肯为他自己花一分钱。每月400元的工资，全部被他用来接济老家黄安的烈士家属。
因为身体原因，郑位三没能回到故乡生活，但他对故乡的感情却只增不减。
每次提及故乡，郑位三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是建设；第二是烈士家属的生活。对于同乡战士的牺牲，以及如何安置他们的亲属，一直就是他挂念的事情：
“黄安给新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14万人啊！他们是为了建设祖国而牺牲，是伟大的牺牲。
正因如此，党和政府才更应该帮助烈士亲属，不然我们这些幸存者，又有何颜面去面对父老乡亲呢！”
1975年7月27日，郑位三在北京病逝。邓小平为他主持了追悼会，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李先念为他念悼词：
“郑位三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革命老将。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十年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一直到1994年，经中央批准，郑位三的骨灰在其妻子蒲云以及子女的护送下，从北京转回老家黄安（后改名红安）。
这位离乡多年的游子，终于得以魂归故里。
参考资料：
《郑位三与鄂豫边区》
《大别山红色家风故事展播之五——郑位三》
《郑位三坚持陕南游击战争》
《郑位三——鄂豫皖苏区的元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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