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13日夜间，一封来自山东军区的加急电报，送到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电报上就记载了一件事：山东军区一位叫做黄祖炎的干部，不幸被人暗杀牺牲了。
当毛主席看完这封电报后，沉默良久，眼眶都红了，他亲自给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下达指示，要他们亲自查办本案。
之后，毛主席分别于3月18日，3月20日和4月19日，连续三次针对此事下达重要批示，要求全党全军重视这一起事件。
那么，这位叫做黄祖炎的干部到底是什么身份？毛主席为何对他如此重视呢？
两任毛主席秘书
黄祖炎是江西南康人，少年时因为家境贫寒的缘故，只读了两年私塾就被迫弃学，小小年纪就去当陶工补贴家用。
1926年，随着大革命逐渐走向高潮，革命的力量越发壮大，大量工人自发地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黄祖炎也是这些工人中的一员。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国民党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运动至此戛然而止，国内开始笼罩在白色恐怖统治之下，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因此选择了逃离、背叛革命。
在革命运动陷入低潮之时，黄祖炎却主动选择继续革命，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黄祖炎被任命为中央苏区信（信丰）、康（南康）、雄（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领导革命队伍与敌人做斗争。
黄祖炎在军事指挥方面很有一套，他指挥的部队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对黄祖炎恨之入骨的国民党当局对他发出了通缉令，并多次派人追捕他，结果黄祖炎每次都在群众的掩护下化险为夷。
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当局把主意打到了黄祖炎家人的身上，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抓进监狱里迫害至死，母亲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选择到处流浪，最终冻、饿死在了街头。
即便如此，黄祖炎也没有放弃他的革命信念，反而动员自己的三个弟弟黄祖炳、黄祖煊、黄祖煌参加了革命。
后来，黄祖炳、黄祖煊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围剿”中壮烈牺牲了。
1933年8月，刚满25岁的黄祖炎被调至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担任文书科长，同时担任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秘书。
虽然毛主席当时是“中执委主席”，但当时的临时中央奉行“左”倾路线，毛主席因此受到了排挤，连他的亲属都受到了“株连”。
因此在当时很少有人主动找毛主席聊天，而毛主席为了不牵累别人，除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外，也很少和其他人交流，可以说十分的孤独。
开始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后，黄祖炎被毛主席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对毛主席十分的尊重。对他的工作也十分支持，而毛主席也对这个忠诚老实、办事认真的小伙子十分喜爱，两人之间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主席还亲切的叫黄祖炎“老黄”。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随着红军损失越来越大，毛主席为了寻求破局之法，于1934年9月前往江西于都县进行调查，没过多久就生了疾病，发了40度的高烧。
一夜之间，他的眼窝就深陷了下去，面部因为发烧变得通红，卫生员虽然给他打了奎宁针，吃了奎宁片，可惜一点用处都没有，没有一点退烧的迹象。
为了将毛主席救回来，黄祖炎孤身一人跑到几十里外的红军医院，找到院长傅连暲，将他请到了于都县。
傅连暲对毛主席进行诊断后确认，毛主席是因为蚊虫叮咬加劳累过度、长期焦虑，得了恶性疟疾，并给毛主席开了一些药。
在治病期间，黄祖炎和另外两名毛主席的警卫员日夜守候在病榻前，帮毛主席摇扇子驱虫，给他喂饭、喂药，毛主席的身体慢慢的开始康复，并成功的恢复了健康。
毛主席一直没有忘记黄祖炎等人对自己的的恩情，时常将此事挂在嘴边。
红军开始长征后，黄祖炎被调至中央地方部工作，离开了毛主席。直到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被任命为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兼总务处处长，又一次成为了毛主席的秘书。
此时的毛主席已经正式奠定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因此黄祖炎见到毛主席后十分的客气，尊称他为“毛主席”，结果毛主席听黄祖炎如此称呼，却故意表露出了不高兴的脸色，说道：“不用那么客气，还是老样子就好。”
当时毛主席的工作十分的繁忙，但他总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去黄祖炎的窑洞里面做客，和他聊家常，即便是后来黄祖炎不再担任他的秘书了，毛主席仍然没事就会去黄祖炎家里坐坐。
1938年5月，毛主席决定派黄祖炎去赣南协助陈毅组建新四军，之后黄祖炎开始指挥部队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黄祖炎于1950年3月正式被任命为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兼任山东人民政府委员。
礼堂内的枪声
1951年3月13日，山东军区决定借用济南市政府礼堂来召开一次文化工作座谈会，届时将有20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参加。
当时距新中国成立满打满算不到一年半，因此新修建不久的市政府礼堂面积并不大，在会堂的前方有一个一米多高的主席台，主席台下则是一排排的木椅子。
13日下午6点30分，会议正式开始，黄祖炎在台上发完言后，径直走下主席台，然后在第一排正中间的座椅上坐了下来。
第一排座位是留给军区首长的，当时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及其他军区领导人因为有其他事务要忙，所以未能出席，因此第一排其他座位都是空的。
会议结束后，会场内的气氛不再像之前那般严肃，大家都放松了许多，开始安静地欣赏曲艺界表演的节目。
此时大家的目光都被精彩的节目所吸引，谁也没有注意到，坐在第4排中间位置上的一名与会人员并没在看节目，他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独自坐在第1排的黄祖炎，右手紧紧的插在衣兜里面，此人的右手正紧紧的握着一把左轮手枪。
当时毕竟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因此我党的干部还保持着战争时期的一些习惯，安保措施并不严格，干部们穿军装带手枪进会场是常有之事，第4排中间的这个人就是充分的利用了这个漏洞，准备实施他的罪恶计划。
13日晚9点10分左右，主席台上的山东快书节目即将进入高潮，与会代表们的注意力全都被节目所吸引。
手里握着枪的那人觉得这是个好机会，站起身猫着腰向前跨了两排，然后在第2排干部反应过来之前迅速从兜里掏出手枪对着黄祖炎的头部就是一枪，黄祖炎中弹后身体先是一震，然后缓缓的向右侧倒去。
在枪声响起的第一时间，会场内的干部们就条件反射般地卧倒在地，直工部副部长由履新第一个反应了过来，吼道：“有坏人袭击黄主任，快抓住他！”
然后他迅速朝着向部、处长们开枪的袭击者扑了过去，军区宣教部长张加洛也反应了过来，从地上爬起来喊道：“黄主任附近的同志，快抓住那个特务！”
张加洛话音刚落，另一位不知名的干部就急切地喊道：“快去看看黄主任，救人要紧！”
那名袭击者开完枪后就没想着能活着回去，他原想再杀一位部长或者处长，但因为太过紧张的缘故第二枪打偏了，这时由履新距离他已经很近了，袭击者当机立断，迅速拿手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当场死亡。
确认了袭击者死亡后，会场的干部们迅速跑到第一排围在黄祖炎身边，然后手忙脚乱地将他搬离了会场送到了山东省立医院抢救，可惜已经晚了，年仅43岁的黄祖炎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黄祖炎牺牲后，部队简要地清理了一下他的遗物，发现除了部队发的军装以及4箱子书之外，黄祖炎唯一的私人用品就是一支派克钢笔。
毛主席三下批示
黄祖炎遇刺后不久，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就迅速组织了大量人员对本案进行了调查，并写成报告逐级上报至党中央。
当原本已经准备休息了的毛主席，从秘书手里接过这封加急电报时内心一沉，薄薄的一张电报纸上只有短短的17个字，对毛主席而言却比铁块还要沉重，握着电报的手直发抖，只见上面写着：“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遇刺牺牲。”
看着电报上简简单单的17个字，毛主席的眼眶当即就红了，沉默了良久，回想起了当年他和黄祖炎共同奋斗时的点点滴滴。
当年在延安时，部队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十分的艰难，黄祖炎的体质很不好，他又是一个“拼命三郎”，即便生了病也要坚持工作，为了熬夜工作他还染上了抽烟的习惯。
毛主席眼看着身材越来越消瘦的黄祖炎一边抽烟，一边工作一边咳嗽，很是心疼，多次叮嘱他不要那么拼，要注意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结果黄祖炎每次都表示一定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每次转头都继续当他的“拼命三郎”。
毛主席知道黄祖炎是“改不了了”，转而让他少抽点烟或者不抽烟，这句话黄祖炎倒听进去，自那之后他一根烟都没抽过，彻底把烟戒掉了。
越回忆，越痛苦，越伤心，当毛主席从回忆中回过神时，迅速给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下达指示，要他们迅速对黄祖炎遇刺事件展开全面、详细、深入的调查，给自己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
毛主席亲自关注此事，调查人员不敢懈怠，山东军区仅用几天时间就查明了罪犯的身份、家庭背景和行刺动机。
刺杀黄祖炎的恶徒是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王聚民，34岁，山东文登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
1940年参加八路军之前是一名小学教员，他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地主恶霸，经常欺压良善。
王聚民以不知以何种方式混入八路军后，革命思想并不彻底，当革命和他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会主动选择站在革命的反面。
比如1944年文登政府在文登县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王聚民就跟战友表示过不满，在运动中表现的也十分消极。
土改开始后，王聚民表现的更是十分恶劣，当土改波及到他家时，王聚民上蹿下跳的谩骂革命群众，污蔑我党的土改政策，结果不知为何他没受到任何处分，反而于1950年11月被调至惠民军分区担任宣教科副科长。
当上副科长后，王聚民更加不可一世，妄图利用职权要求组织证明他父亲并非地主恶霸，遭到党组织拒绝后怀恨在心，对我党及我党领导的土改政策更加的敌视。
1951年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开始后，惠民军分区于3月6日收到了一封来自文登县人民群众的联名信，控诉王聚民父亲的恶劣行径，揭发他曾经因为人家还不上粮食就命人将两个农民活活打死。
王聚民也不是好人，1938年时，曾向敌人秘密报告我党两名地下党员的下落。
3月10日，这封信被工作人员误拆，消息很快传到了王聚民的耳朵里，他开始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可能“命不久矣”，决定拼个鱼死网破，因此他才会在三天后的文化工作座谈会上暴起伤人。
值得注意的是，王聚民和黄祖炎没有任何仇怨，他之所以刺杀黄祖炎仅仅是因为黄祖炎是在场的唯一一位军区领导，如果当时坐在第一排的是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话，那他的刺杀对象很可能就是许世友了。
许世友看着调查人员提供的报告，脸色铁青，当即下令对惠民军分区的领导和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并指示有关部门制定防范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的具体措施，他还专门下达了一条指示：今后所有机关干部除执行剿匪等任务外，一律不准带枪。
之后，山东军区向党中央提交了黄祖炎遇刺事件的调查报告，毛主席将这份调查报告看了很多遍后，于3月18日亲自起草了一份《中央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指出：
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为过去所少见的，应该引起全党警惕。全党必须注意严防反革命的报复，并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从现在开始要注意考察可疑分子，聚集材料，并作出适宜的处置。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
这份通告由刘少奇、周恩来阅发，以电报的形式发往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并转发至各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省军区、各兵团、各军，目的只有一个：务必引起全党全军对此事的高度重视。
3月20日，毛主席再次在山东分局上报的关于下发地委的文件中写下批示，要求山东分局必须重视18号下达的批示，并坚决执行，切勿等闲视之。
4月12日，罗荣桓、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针对黄祖炎遇刺案的联名报告提交到了毛主席处，在这份联名报告里面，不但详细的列举了本案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问题和他刺杀黄祖炎的详细原因，还总结了应当吸取的教训。
7天之后的4月19日，毛主席针对这份报告下达批示：
“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件调查报告一件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必注意及时处理。”
这是毛主席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针对黄祖炎遇刺案下达的第3个批示，可见黄祖炎在他心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青山有幸埋忠骨
1952年10月26日，毛主席在杨尚坤、罗瑞卿以及滕代远的陪同下前往山东视察工作，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前往山东。对毛主席的到来山东军区十分重视，许世友亲自承担起了毛主席的警卫工作。
当毛主席一行人在许世友的陪同下到达山东省政府交际处（现为济南宾馆）后，先听取了山东分局为他制定的日程安排，毛主席没有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转头对许世友问道：“祖炎同志的墓在什么地方？”
许世友赶紧回答道：“在南郊的四里山。”
毛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道：“我要去祖炎的墓地看一下，自1938年延安一别，过了14年了，从北京出发时我就打算要去祖炎的墓前看一看。”
许世友听后点头说道：“我陪您一起去。”
10月27日上午，毛主席和许世友乘车抵达四里山下，然后两人和其他陪同人员顺着山路登上了四里山，来到位于半山腰的烈士陵园。
当毛主席一行人抵达黄祖炎坟墓前后，看着冰冷的石碑，一行人深深地鞠了一躬。之后毛主席上前用手抚摸着墓碑上的“黄祖炎”三个字说道：“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毛主席看着墓碑上黄祖炎的遗像，又想到了当年黄祖炎和他一同工作时的日子，一行清泪流了下来。
稳定了一下情绪后，毛主席对站在身后的同志们说道：“祖炎同志是我党的好同志，为革命他家里牺牲了4位亲人，他的牺牲也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说到这里毛主席再次凝望了一眼墓碑，然后环视了一遍陵墓内其他烈士的坟墓，感慨万千地说道：
“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
这座埋葬着众多革命烈士的四里山，就此改名为英雄山，以纪念在山上长眠的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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