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的开国领袖中，毛主席无疑是最伟大的一位，仅一方面来说，毛主席经邦济世之外，居然还会写诗，而且在诗词艺术上取得举世称赞的成就，这一件事就足以让很多外国元首可望而不可及。
郭沫若称毛主席：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可谓是名副其实。
而彭德怀作为我军中最为优秀的将领之一，他与毛主席之间，其实也并非是只有军事上的讨论，在诗词艺术上，毛主席还曾专门为彭德怀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是1935年彭德怀在打了一次胜仗后，毛主席称赞他的，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在22年后，毛主席却是又批示：此诗不宜发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35年9月，根据中央俄界会议决定，北上左、右路军部队整编为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主席任政委。
同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来到陕北边境吴起镇，就在彭德怀与毛主席商议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时，忽然有人传来消息，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和东北军的骑兵部队又前来冒犯。
毛主席当即扭头对彭德怀说：“我们要打退追来的敌人，不能把他们带到陕北根据地。”
彭德怀点头表示同意，随即，他离开指挥部，前往前线进行具体的战役侦察和指挥。
既然是要消灭追击来的敌人，其实就相当于砍掉红军的“尾巴”。
彭德怀与叶剑英等人视察过前线阵地后，向毛主席发来电报汇报，其中有这么一句：山高路险沟深。
彭总之所以说沟，不是没有原因的，长征战士成仿吾曾在自己的《长征回忆录》中写红军过六盘山后在白杨城出发的情景：“一出城就要过沟，队伍集结在东门外，等待下沟……队伍继续下沟，一直下到三四十丈的沟底，才又上行二三里路，离开了沟......过完了这道沟，又上了山，接着又过了三道深沟。”
可见彭总写沟深原因，正是如此，而毛主席却并不这样看。
1935年10月20日夜，根据命令，陕甘支队各部抵达预定地点，准备伏击敌人。
次日，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彭德怀一声令下，战士们突然出动，当即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骑兵团纷纷落马溃逃，其他的敌人也被红军打散。
一时间，敌人结束了对红军的围剿，而这一战，也成为了中央红军自长征到陕北根据地的最后一次战斗。
战后，毛主席在作战科长伍修权陪同下来到前线，心情很高兴，遂即兴创作六言诗赠给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在这句诗中，毛主席以当初彭德怀给自己的电报一句：山高路远沟深，改为了“坑深”，后来彭德怀得知此诗，心里过意不去，就将最后一句改为了“唯我英勇红军”，并回赠给了毛主席。
由于这首诗在当时是小范围的传播，因此，这首诗并没有流传出去。
直到1947年彭德怀率部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先后取得“蟠龙大捷”，“沙家店大捷”，扭转西北战场形势，使得解放军占据主动后。
《战友报》将这首诗给标了出来，发在了报纸上，不过，也许是其他原因，编辑自作聪明地在诗的后面加了一则 “编者注”，称这首诗是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强攻腊子口得胜，毛主席写下的，这给之后的错误，埋下了伏笔。
1954年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解放军报》看到了之前《战友报》登的这首诗，因而又重新给登了出来，并且之后的编者注也没改。
就在这期间，彭德怀的军事参谋王亚志看到后，很疑惑，他知道这首诗明明是在吴起镇打的战役，不是腊子口。
因此，王亚志找到了彭德怀，讲出了这首诗的时间错误，彭德怀得知后，他很谦虚，并没有公开指出，直到后来他在自己的自传中提到了这首诗：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主席给予夸奖。
因此，这首诗也就接着错了下去，直到1957年毛主席看到这首诗。
1957年，《东海》文艺月刊亦准备刊登这首诗，发表前，他们特地给毛主席写信，询问。
毛主席清晰的记得，是林彪指挥的腊子口战役，而且自己当时在前线，不可能会发电，所以，他不好确认这首诗就是自己当初的作品，因此，他回复《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同志们：记不起了，似乎不像，那几句不宜发表。
因此，这首诗便再次的搁浅下来，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
由于毛主席没有确认，再加上彭德怀当时的处境，所以当后来毛主席的诗词出版时，也没有加上这首诗，
1978年彭德怀冤案被平反后，一切都变了。
曾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在红三军团长期工作的黄克诚，都在自己的一些公开场合谈话时，谈到了毛主席给彭德怀写诗，彭德怀修改的事情。
后来其他的一些老同志们也纷纷证明，这首诗不是腊子口战役毛主席写给彭德怀的，而是在吴起镇击败敌人追兵后，毛主席写给彭德怀的。
对于诸多当事人的回忆，党组织有关部门非常重视，所以，在毛主席去世十年后的1986年，他的前秘书胡乔木在主持出版《毛主席诗词选》时，将这首诗给加了进去。
如今，这首诗已经基本成为了“妇孺皆知”的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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