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博士，自1980年代起，他的学术生涯始于南京大学，后延伸至人民大学，乃至海外某些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作为国内最早一批深入研究国际关系与外交史的学者，他尤为关注中美之间的互动及其在全球政治中的波动。
特别是在中美关系经历严重危机，如美国轰炸中国在南联盟的大使馆之后，时殷弘始终保持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他坚信，尽管此类事件暂时冲淡了双方关系，美国国内支持与中国保持接触和合作的声音仍占上风。他因此主张中国应保持冷静和克制，倡导国家采取“卧薪尝胆”的长期战略忍耐。
此外，时殷弘对待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尤其是在处理与日本的复杂关系上。进入新世纪，尽管日本右翼势力崛起，多次挑战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敏感红线，时殷弘依然倡导中国应积极寻求和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强调这对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外交策略至关重要。
在他眼中，中国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既有的定力与智慧，学会“韬光养晦”，即在不必要的时刻隐藏锋芒，同时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应有的坚韧与忍耐。这种外交策略的深层智慧，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显著成就的关键所在。
随着2010年代的到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增，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逐步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旧日的蜜月渐行渐远。在这一转折之际，时殷弘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这一职位让他更直接地参与到国家的决策和策略调整中。
面对中美关系的新变化，时殷弘以其深厚的外交历史背景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开始审视和构想两国未来的大国博弈。尽管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位居前列，时殷弘清醒地认识到，在与美国的全面实力比拼中，中国仍有差距。这一现实让他坚信，中国仍需在国际舞台上维持低调和谨慎的“韬光养晦”战略。
特别是在奥巴马时代，民主党倡导的中美接触与合作政策给予了时殷弘一线希望。他深信，美国政坛中的对华鸽派势力虽面临挑战，但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基于这样的分析，时殷弘认为中美关系的未来仍有积极的可能性。
因此，他提出，中国应该积极寻求与美国鸽派力量的沟通，强化双方在认可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基础上，探索大国间的“权力分配”。在这种权力的重新配置中，中国在保障自己核心利益的同时，可以在其他非核心领域展示灵活性。例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包括其在某些地区的主导权。
相对的，中国也应争取美国承认其在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确保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时殷弘将这种策略视为“新韬光养晦”，认为这将使中国在新的国际格局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从而继续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中美关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甚至面临彻底断绝联系的危机。时殷弘当初并未预见到这种局势。即使在随后拜登接任总统，中美的紧张关系并未得到实质性的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时殷弘在上世纪末的一番关于中国发展的讲话，曾有其事实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某些观点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甚至有人批评他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贼”。尤其是他关于中国核武器政策和台湾问题的看法，更是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他提出中国应该放弃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的研发，并建议中国可以考虑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将台湾交给美国，以换取两国之间的和平。
这些言论引发了公众的极大愤怒，他的形象从一个和平倡导者转变为被视为触及国家主权底线的“叛徒”。
到了2022年1月，时殷弘和其他几位同事一同离开了国务院参事的职位。对于外界的批评和争议，时殷弘选择保持沉默，他既没有进行任何澄清，也未做出解释。对于这些引起广泛争议的言论，公众显然难以接受和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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