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类似大庆研究这么艰苦的项目，或许不会再有了。”
近日，迄今已有38年历史的大庆研究又一次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回答了运动干预与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事件发生和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
这个回答或令人意外：
在糖尿病前期患者中，饮食干预，或饮食+运动干预和24年后他们的“全因死亡”“心血管事件（CVD）死亡”“CVD事件风险”降低显著相关，前者分别降低了23%、33%和28%，后者则降低36%、46%和32%。但单纯进行运动干预，则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大庆研究是上世纪我国在黑龙江省大庆市进行的一项糖尿病研究，在它之前，全球都不知道如今已被纳入各国指南的生活方式干预能不能预防糖尿病。
直到1986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内分泌和心血管病中心主任李光伟教授的老师——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老主任潘孝仁教授，带领着团队跑到东北的大庆，在世界上首次证明了生活方式干预可以有效预防糖尿病，并被誉为世界糖尿病一级预防研究的里程碑，领跑国际同类研究。
“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团队”合影
遗憾的是，潘孝仁教授没能看到大庆研究成果第一篇英文论文发布就因患癌症去世了。在他逝世后，研究的接力棒传到了李光伟手中。几十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大庆研究会公布最新研究结果，是全球糖尿病相关会议绕不过去的话题。
如今，研究调查的人群平均年龄近80岁，一半以上已经去世。他们年轻时，中国糖尿病患病率还不足1%，而现在的患者数已过亿。最新的结果将如何影响临床实践？大庆研究首次给出了预防糖尿病的方法，为何没能阻止我国成为全球的“糖尿病大国”？还有哪些难题，等待着年轻医生去解答？
“医学界”对话了李光伟教授。
李光伟教授
医学界：此次大庆研究的结果与以往有何不同？全球范围内有过类似结论吗？
李光伟：这是全球首次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大庆研究中，生活方式干预组分为饮食、运动，和饮食+运动3个组。此前研究都是将这3个组合合并报告，因为我们要计算心血管疾病事件发生和死亡的风险，但每个组的参与者主要终点样本量太少，不足以支持分开统计。
长期以来，国际上有不少学者，尤其是从事运动干预的学者经常会问我们，那单纯运动干预，或单纯饮食干预，对预防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如今大庆研究已接近40年，参与者的终点事件越来越多，这才让我们有能力去做小组间风险差异的统计，发布了此次结果。
医学界：单纯运动干预组的全因死亡、心血管疾病事件和死亡风险与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应该如何解读这一结果，它将如何指导糖尿病的防控工作？
李光伟：此次研究的结果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因为如果是预防糖尿病，在大庆研究早期的结论中，单纯运动干预的效果并不比饮食干预差。
导致此次结果的原因有很多。结果的解释也不能太绝对。虽然单纯运动干预对减少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事件发生、死亡的风险没有统计学意义，但如果将心血管疾病事件发生和死亡合并为联合终点，运动干预还是有效果的。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样本量还是不够大，如果参与者更多，或许结论会有所改变。其次，运动是要长期坚持的，大庆研究的参与者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有些人有其他基础疾病，他们可以坚持健康的饮食，却很难定期保持锻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结局。
糖尿病的治疗是从预防开始。对于年轻人，我们还会强调运动和饮食的重要性。但对于已经罹患糖尿病的中老年患者，慢病管理医生应该格外重视他们的饮食，尤其是在已不具备定期锻炼条件的情况下，控制饮食依然能够大幅降低他们的糖尿病并发症风险。
医学界：随访患者平均年龄已近80岁，是否意味着大庆研究已接近尾声？
李光伟：正如你所说的，这些人岁数已经很大了，超过一半已经去世，大庆研究可能就此告一段落。
1986年最早开启这项研究时，我们坐着绿皮火车前往大庆，住着便宜的招待所。刚开始调查时，很多受访者都非常抵触，我们第一次到工厂里给工人师傅们抽血化验，遭到很多人拒绝，称“我没病，我不抽血”。当时大庆有28万成年人，我们调查了11万人次。
前6年的干预结束后，我们要开展长期随访。90年代初，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我们的医护人员只能反复前往当地，去医院挨个查病历。我的学生到受访者家里访问，对方因为受过骗不给开门，觉得我们是卖假药的骗子，因而挨骂的情况时有发生。后来，我们需要拿着身份证和介绍信说自己是“良民”，他们才会接见。
整个项目并没有太多经费，最开始只有5万元人民币，全靠大家一腔热血义务劳动。现在要做这样一个项目，可能上千万都不够，美国类似的一个项目花了1.8亿美元。所以我比较悲观地认为，类似大庆研究这么长期、艰苦的项目，或许不会再有了。
医学界：在糖尿病防控领域，哪些问题还未能得到回答？还需要开启哪些研究？
李光伟：坦白地说，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预防还有许多实际问题未解决。比如，合适的干预对象是谁？谁去执行干预？干预经费谁来支付？全世界也都在讨论之中。
糖尿病前期分为空腹血糖高、餐后两小时血糖高和糖化血红蛋白高。其中哪些人群需要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哪些人需要药物干预来预防糖尿病？而对于药物预防，大家也在探讨哪些情况下政府应该将其纳入医保，而一些相对低危的人群则自费用药？这些都在近年经常讨论的问题之列。
我们之前发表过一篇文章，揭示了糖尿病与癌症风险升高有关。但如果预防了糖尿病，能不能降低癌症发生？目前全球缺乏有力证据。这也是我们今后要关注的。
下一步，我们还需要将大庆研究成果转移到社区层面。去年，我们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合作，从体检人群中挑选了大量糖尿病前期患者，探讨新的技术，比如人工智能、数字医疗等，能不能有效地辅助糖尿病预防。
医学界：大庆研究硕果累累，在全球首次回答了“糖尿病能否被预防”这一难题。研究给出了预防的“武器”，却依然没能阻止我国成为“糖尿病大国”，防控工作到底难在哪？
李光伟：无论是预防糖尿病，还是降低糖尿病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风险，理论上目前都有明确的方法，但要将它转化为实践，不是仅靠医生能够完成的。糖尿病预防是一项大工程，从社会宣教到医疗干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海外已经有研究表明，让卫生工作人员对居民进行糖尿病预防管理所产生的费用比直接吃药还要高。我国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可以进行慢病管理，但从筛选到干预，每个患者的管理都要数年时间，现有的医护数量远远不够。我国的医保是低水平广覆盖，干预经费也是个难题。
社区层面的大规模糖尿病预防并非只是我国面临的问题，只是我们人口太多，目前有上亿糖尿病前期人群，因此形势更加严峻。
医学界：近年来创新药发展飞速，也出现了一些长效慢病药，是否能补齐慢病防控的短板？
李光伟：任何新药或者技术都无法替代预防。药物大多只是延缓，或者暂时控制慢病的发展，如果完全不对饮食等生活方式加以控制，依然可能出现各种类型的并发症。
同时创新药的价格高昂，很多患者无法承担这笔费用。在糖尿病管理上，仅靠治疗是没有前途的，没有预防就无法解决疾病，诊疗关口前移不仅仅是一句口号，需要有关部门真正投入资源，完善中间各个环节，最终落实到老百姓身上。
医学界：慢病科研耗时长、难出“重磅”成果。在相关体系上，你认为目前存在哪些不足，如何改进，对年轻医生又有何建议？
李光伟：目前的科研管理模式无法激励医生进行长期的慢病研究。我年轻时，没有人要求必须做科研，也不用担心晋升问题，纯粹是出于对学术的热爱，非常兴奋能有机会开展一项新研究，并且不预期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现在情况不同，医生如果要开展一项研究，就必须有结果、发文章，将来和评级、晋升、待遇等职业发展全部绑定在一起，成为年轻医生极大的思想包袱。在慢病方向，一个好的研究往往要十几年才能得出结论，而且预期难料，属于“吃力不讨好”。
慢病管理和研究不能急于求成，对应的激励政策、晋升体系、评价系统都应该有所改善，比如对于参与慢病研究的人员，不应当设定一个具体的年限要求医生必须出成果。
年轻医生应该先好好学会看病，既是研究者又是高明的医生才有望做出重大成果。如果诊疗能力都还不成熟，做科研没有多少意义的。要求医生人人都搞科研是不智之举，不仅浪费资源而且会误人子弟。高明的医生应该解决实际问题，这个问题并非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临床实践。
本文来源｜医学界 责任编辑｜冯梓莹
“此文仅用于向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提供科学信息，不代表平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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