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环球网报道，由于加沙地区人道主义危机愈演愈烈，国际刑事法院要对内塔尼亚胡下达“逮捕令”了。
虽然内塔尼亚胡嘴犟地表示，此决定对以色列的行动不会有任何影响，但身体却很实诚，赶紧给拜登打了电话，希望对方出面制止。
那么问题来了，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对非缔约国的以色列有多大约束力？内塔尼亚胡既然不在乎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又为何要美国出面？同样作为非缔约国，拜登政府会哪种方式制止国际刑事法院？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以色列是国际刑事法院的非缔约国，这个即将下达的“逮捕令”是真的有法律约束力，或者只是“废纸一张”？
以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前总统巴希尔发布的“逮捕令”为例，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了三种状况：
其一，当事国苏丹明确表示反对。对于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两份逮捕令及合作请求，苏丹代表一概拒绝接受，并表示不承认法院的管辖权、不接受法院发出的一切文件，因为苏丹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不受规约的约束。
其二，规约缔约国采取不合作态度。法院先后向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家发出通知，要求这些国家在巴希尔出访期间逮捕巴希尔，但无一得到执行。
综合各国转交给法院的意见书，缔约国纷纷拒绝逮捕巴希尔主要有两个“限制”：时间限制和法律限制。
就时间限制而言，缔约国表示巴希尔在其国内访问的时 间短暂，实质上不能对一个外国国家元首采取措施，且这一措施会产生重大的外交和安全影响。
就法律限制而言，缔约国认为依习惯法巴希尔享有豁免权，若对巴希尔采取逮捕措施，势必会侵犯其权利，法院的决定会使本国陷入两难境地。
其三，非规约缔约国采取漠视态度，如印度尼西亚等，并不在意巴希尔身上背负的“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照常邀请他参加相关访问。
此外，在其他案件中，国际刑事法院签署的逮捕令也很难执行，有些已经签发十多年至今杳无音讯，没有被告人出庭受审，从而导致大部分案件都停留在预审阶段。
也就是说，只要非缔约国不同意、不愿意，即便是签署了“逮捕令”，也只能沦为一张“废纸”。
从内塔尼亚胡的态度也能看出来，他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任何决定都不认可，甚至委屈地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可见即将签发的“逮捕令”对他来说几乎没有约束力。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既然内塔尼亚胡不在乎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又为何忙不迭地求拜登帮忙阻止？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内塔尼亚胡不想看到以色列的国际地位更加恶化。
不管承认与否，内塔尼亚胡已经在国际社会上有点抬不起头了，鉴于以军在加沙地区犯下的严重罪行，以及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死不悔改，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谴责声一浪高过一浪。
如果国际刑事法院再下达“逮捕令”，即便拒绝了，也势必让以色列面临更严厉的斥责，到那时，整个以色列都会因为内塔尼亚胡等人而遭受国际舆论的重压。
这对于以色列民众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届时，内塔尼亚胡的处境会更加艰难，即便是取得了巴以冲突的胜利且实现了某些目的，但在国际社会上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这样的胜利又有何意义？
此外，内塔尼亚胡担心自己会被其他缔结国逮捕，虽说根据上面所说的，很多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结国反对逮捕苏丹前总统，但不排除内塔尼亚胡触犯众怒后，到某个国家一落地就被逮捕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一点还是值得他警惕的。
最后来看第三个问题，美国能通过哪些方式来阻止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
众所周知，美国喜欢一言不合就“制裁”别人，只要不如它的意，甭管有理没理，都逃不开美国的制裁，对于国际刑事法院来说亦是如此。
例如，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家人实施经济制裁和入境限制。
该行政令称，因国际刑事法院及其职员的非法调查威胁到了美国及其盟友，决定针对法院调查人员实施多项冻结财产和入境限制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位时，只要国际刑事法院一起诉以色列官员，那么必定会被美国制裁。虽然拜登上台后取消了这一政令，但很可能因为内塔尼亚胡而恢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
此外，国际刑事法院和安理会是有合作的，安理会可以借助法院来维持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法院可以借助安理会扩大其管辖范围，最终实现其宗旨，可谓双赢。
基于这一点，安理会如果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决议，那么被提交的国家则要接受管辖，但美国在安理会上拥有一票否决权，以色列很可能给美国施压，要求其动用否决权。
总而言之，或许内塔尼亚胡可以忽视国际刑事法院签发的“逮捕令”，也或许美国能从中作梗，但日益恶化的国际地位正在不断提醒着他们，人在做，天在看，对暴行噤声，必遭历史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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