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28日，齐齐哈尔西满烈士陵园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只见一个耋髦之年的日本老人，缓步来到张永兴、张克兴两位烈士墓前磕头谢罪。
众人这才知道，这位日本老人曾是侵华日军之一，在战争结束后，接受我方改造回国。
然而回到日本之后，他却在一本书中诬陷张氏兄弟是“叛徒”！
这件事引来了国家高度关注，也让张永兴之女张阿丽忿忿不平。
最后经过详细调查，事情的真相大白天下，使得这名曾经的侵华日军来此下跪谢罪！
那么，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的？
土屋芳雄
时间还要从1987年说起。
一 烈士陵园有“叛徒”？
1946年，齐齐哈尔迎来了解放，人民政府为了纪念抗日、解放战争时牺牲的烈士，特别建造了西满烈士陵园。
两年后，张永兴、张克兴兄弟的遗骨被地下党员找到，党组织将其遗骨迁移到西满烈士陵园内，让后人得以瞻仰。
此时，张永兴的女儿已11岁，不过父亲牺牲时她才不过10个月大，对父亲毫无印象，只知道1937年1月5日凌晨，张永兴兄弟和其他六名革命同志被日寇枪杀于市郊北大营附近。
张永兴牺牲后，张阿丽和母亲、兄弟姐妹相依为命，但没有了家庭支柱，再加上生活十分贫困。
3年后，祖母、母亲、姐姐在一年内相继离世，张阿丽姐弟四人成了孤儿，被迫流浪街头。
后来，姐弟四人在好心人的引领下，来到了孤儿院中，但当时正值战乱年代，孤儿院生活也异常艰苦，张阿丽姐弟在这里度过悲惨交加的5年。
日军和张永兴妻儿合影
齐齐哈尔解放后，党组织并没有忘记张氏兄弟为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将张阿丽姐弟四人收养照料，送上学校学习，让每个姐弟都能成人成才。
然而，张阿丽并没有忘记早逝的父母，她也不知道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当年遭遇了什么，半个多世纪一来，她苦苦搜寻着各种卷宗、档案、报刊，希望能了解父亲是被谁所害。
经过一番查证后，张永兴的革命事迹也开始丰满起来，他是1896年出生于山东蓬莱，年幼时随父母逃荒来到辽宁宽甸县生活。
随着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张永兴也如愿来到学校里读书，1916年考上天津南开中学，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吸纳各种先进思想，并积极参加学生进步活动，其眼界也在不断增加。
然而，1918年时因家庭变故，张永兴只能无奈辍学，来到宽甸县一学校中当小学教员，而后又在朋友介绍下来到安东商校内任教。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永兴开始追求真理，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加入“共进社”，1922年加入国民党。
北伐战争期间，看着北伐军一路北上，节节高歌，张永兴也为国民革命奔走呼号，并在工人群体中开展三民主义启蒙教育。
大革命失败后，老蒋加大对共产党的“清剿”，这让一心求得革命的张永兴十分失望，他发现国民党内部腐朽不堪，根本无法承载起带领中国走上伟大复兴道路的使命。
张永兴当时担任《大公报》编辑，他积极向社会传播进步思想，对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讲述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史，从而让很多青年人备受感发，走上革命之路。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打压中国丝业，还取消了丝茧两业税收，从而让日本丝茧以极低的价格大举进入国内市场。
当时国内丝织厂规模本就不大，资本家对工人剥削压榨严重，再加上日本政府的打压，结果丝织厂逐步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生活困难。
为了挽救中国丝业，抵抗日本低价倾销，张永兴组织领导安东缫丝工人大罢工，而后造纸工人、学生、制鞋工人等社会群体纷纷响应，其人数多达三万人。
这次大罢工造就了一大批工人骨干人员，为日后我党在安东的地下工作展开积蓄了力量，输送新鲜血液。
正当张阿丽逐步完善父亲的革命足迹之时，一个重磅消息来袭。
1987年，一本名为《一个宪兵的记录》在日本国内畅销，其作者是侵华老兵土屋芳雄。书籍出版后，在社会各界引来反响。
不少人对这本书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可土屋芳雄自豪地表示，这本书真实记录了日军侵华期间，齐齐哈尔宪兵在东北犯下的滔天罪恶，可以将其当成“有说服力的史料”。
同年12月，这本书在我国出版，其中文名为《我的忏悔》。因这本书讲述日军侵略东北期间所犯下的诸多罪行，在国内再次引来了极大反响，不少学者更是倾心研究。
然而，有学者发现，这本书中完整记载了“张惠民“张永兴”通苏间谍案”的经过，弥补了国内历史的空白。
张阿丽听闻后，也特意买了一本书阅读，可她读着读着就发现不对劲了。
书中，土屋芳雄将张永兴、张克兴兄弟俩描述成了背叛组织的投敌分子。
先是张克兴被抓捕后，宪兵对其酷刑折磨，奄奄一息的他交代了哥哥的下落。
日军根据线索将张永兴抓捕，又将其妻儿抓来，张永兴不忍妻儿遭连累，决定投靠日本人，并供出了地下情报组织。
如果土屋芳雄所言为真，那张永兴兄弟俩可就是“汉奸”无疑，但早在1948年两人遗骨就被放在烈士陵园，那岂不是对其他烈士的“侮辱”？
张永兴烈士
二 国家下令调查
一时间，张家后人遭受了巨大非议，精神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张阿丽找遍了各大图书馆，也没有找到父亲是如何被捕牺牲的经过，因档案缺失，她无法直接反驳土屋芳雄，但也不愿让父亲、伯父英名受辱。
为了弄清真相，张阿丽给本书翻译者，时任公安部警官大学党委书记金源写信，希望其能帮忙核实。
金源在一次前往日本开会之时，特意拜访土屋芳雄，提出张氏兄弟变节投敌一事是否记载错误？
然而，土屋芳雄听了后满不在乎地说，他是整件事情的亲证者，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思维还很活跃，并不会记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
那么，土屋芳雄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为何敢如此信誓旦旦地说这些话？
原来，自九一八事变后，土屋芳雄跟随日军侵华部队来到齐齐哈尔，担任宪兵队少尉股长。
这一期间，他为了给新兵“练胆”，将日军抓捕的中国军民当成人肉靶子，将所有人抓到大坑内，再下令让新兵开枪扫射，不然就是绑在木桩上，用刀狠狠刺上去。
而土屋芳雄为了给新兵做示范，则表现得更为残忍，其虐待中国军民手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1934年到1936年，土屋芳雄参与侦破多起我党地下情报组织，前后抓捕的地下党员多达213人。
几乎每个人都遭受了土屋芳雄的酷刑折磨。如中共党员王复生，被抓后遭遇了上大挂、灌凉水、压杠子、“滚钉笼”等18种酷刑折磨，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身上的皮肉炸开，指甲也被撬开。
当王复生妻子前去收尸时，看到丈夫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差点晕倒过去，其腿骨、肋骨、胸骨等全部断裂。
据统计，整个侵华战争14年间，土屋芳雄酷刑折磨的中国军民为1917人，折磨致死的中国人为328人。
可这样一个穷凶极恶之人，战后因只是一个少尉副官，并没有被判决死刑，只是在监狱中坐了11年牢。
1956年土屋芳雄释放出狱回国，经过我党的先进思想教育和洗礼下，土屋芳雄认识自己的侵华罪行。多年来，他写了多部忏悔录，反思日军侵华的罪行。
在众人看来，土屋芳雄已改过自新，他的话自然不会有错，因而当他指出“张氏兄弟叛变”后，引来了诸多争议。
很快，国家相关部门对此案件也高度重视，张氏兄弟作为革命烈士已是盖棺定论，不容许任何人抹黑。
但土屋芳雄负责“张惠民通苏案”的抓捕、审讯、处决全过程，他的话就是“历史”。而烈士陵园内也不允许有叛徒在其中，更不容许有一丝争议。
日本战犯回国
为了弄清事实，中央要求彻查此案件，弄清“张惠民通苏案”的来龙去脉。
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张永兴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成员，根据规定，所有共产国际组织内的中共党员，无需再和中共党组织有任何联系。
因此，从张永兴参加情报工作到牺牲的经历，我党档案内并没有半点记录，这也是为何其女张阿丽迟迟找不到父亲档案的原因。
为此，齐齐哈尔党史研究室、民政局各成立一调查小组，对过去日伪留存的史料进行搜查，期盼能够有所收获。
果不其然，在档案室内发现了一份判决书，上面是海城县人民法院审理叛徒蔡秀林的卷宗，从判决书可见，新中国后叛徒蔡秀林被捕，经过审讯后，他承认自己出卖了张永兴等人。
日军罪行档案
这份判决书中，蔡秀林对张永兴兄弟宁死不屈、舍生取义的精神所动容。也就是说，张氏兄弟不仅没有叛变，反而始终和敌人斗争到底。
不过，这份档案中并没有张氏兄弟被审讯的过程记录。调查小组继续查证，不久后又在吉林省档案馆内发现一份珍贵文件。
封面上写着“关宪高第1154号（敌伪）档案”，关东军投降之时走得匆忙，没能及时销毁，因而保留了下来。
这份档案中有17页是关于张永兴兄弟的审讯过程，从字里行间中均可看出张永兴兄弟面对日军审讯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从这两份珍贵档案中来看，张永兴、张克兴兄弟根本没有投敌叛变之意，反而其民族大义气节让日本人为之震撼。
三 老兵下跪谢罪
正当“张永兴通苏案”可以重新定论之时，一个78岁的老人刘进中来到东北，他向调查小组提出了一个重要信息。
刘进中1925年参加革命，离休前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是隐蔽战线上的功臣。
而他和张永兴是南开中学的同窗，东北沦陷后，他发展张永兴成为情报人员，并将其关系转为共产国际。
当他听说张永兴同志被污蔑为“汉奸”后，对此愤愤不平。据他回忆，负责张永兴情报的有闻汉章和张放（刘进中）。
1937年前后，齐齐哈尔对日情报工作组被日军破坏，不过狱中张永兴并没有将刘进中供出，因而他回到中共组织内，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刘进中表示，如果张永兴投敌叛变，为何当年没有供出自己？土屋芳雄此结论一定是错误的。
刘进中
就此，人证物证俱在，事实证明张永兴兄弟没有任何叛变的想法和心思，他们是值得敬佩的抗日英烈。
因为前烈士陵园不知张永兴兄弟履历，墓碑上一片空白。1988年，经国家安全部特发一笔拨款，又重新为张氏兄弟重新立碑。
1988年7月，齐齐哈尔政府相关领导人、副部级退休干部刘进中等领导和烈士亲属100多人，亲自来到烈士陵园现场，为张氏兄弟举办隆重的追悼会和烈士墓碑揭幕式。
尽管这场追悼会迟到了50年之久，但也是对烈士在天之灵的告慰，还是对烈士家属的安慰。
当土屋芳雄得知此事后，内心惭愧不已，他得知因自己所著作的《我的忏悔》不符合史料，而导致张家后人遭遇那么多非议，决定亲自前往中国谢罪。
1990年6月，已是耄耋之年的土屋芳雄，在两名日本记者的陪同下，自费来到中国谢罪。
侵华老兵下跪谢罪（非土屋芳雄）
从记者拍摄的纪录片《一个战犯的谢罪》可看出，土屋芳雄先是来到沈阳，也就是张阿丽的姐姐张秋月家磕头谢罪，之后又在张家人的陪同下来到烈士陵园，来到张永兴兄弟陵墓前跪拜不起。
土屋芳雄在墓前自言自语，称他至今仍害怕下雪的日子，害怕白雪中浸着的鲜红血液，中国英烈的鲜血让他的灵魂不得安宁。
临走前，土屋芳雄又和张阿丽见面，并将《我的忏悔----宪兵少尉土屋芳雄的个人史》一书赠予她。
他还说：“对不起，是我记错了，张氏兄弟不是叛徒，他们被捕后没有屈服，也没有透露任何情报，希望你能原谅我！”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土屋芳雄回国后，又将张永兴生前照片和诸多珍贵资料寄来。
原来，侵华日军为了炫耀战功，每次屠杀中国军民前，都会拍照留念，并将其保留下来。
这些照片中，包括张氏兄弟被杀时的合影，也有张阿丽兄弟姐妹、母亲被迫和日军宪兵的合影，还包括土屋芳雄向张家谢罪照片以及众多侵华日军资料。
通过种种资料，张阿丽终于弄清了父亲生前的人生经历，也弄懂了他为何被捕以及狱中表现。
四 组建情报小组
九一八事变后，张永兴一面声讨日军的种种罪行，一面积极参与抗日活动。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化妆为难民，一路来到北平，并加入“东北抗日救国会”，他提议应建立抗日武装，得到负责人同意。
紧接着，张永兴在组织安排下，来到辽西协助高鹏振将军组建“东北国民救国军”，他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张贴标语，鼓励民众参军。
因他能力出色，高鹏振对其颇为欣赏，故而让他对队伍进行整编训练。
在张永兴的科学训练下，队伍战斗力大大提升，并在热河、辽西一带重创日伪军。
1932年年初，张永兴被安排到北平救国会军事部就职，接到命令后，他先是前往南京汇报工作，但没想在这里遇到了老同学刘进中。
此时刘进中负责共产国际情报工作，他和张永兴交谈了三天三夜，得知张一心想要寻求抗日救国之路，建议他加入共产党。
张永兴听了后很是兴奋，他早就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意识到跟着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
不过因有要事在身，张永兴次日急着赶回北平，但他约定和刘进中在北平见面。
回到北平后，张永兴认识了北平西郊区委青年书记王兴让，在他的教育下，张永兴彻底脱离国民党，并于1932年12月加入共产党，开启了为党和人民奋斗的革命道路。
与此同时，刘进中回到上海后，将老同学张永兴一事和上级苏联情报专家佐尔格汇报，佐尔格对张很感兴趣，认为此人抗日决心坚定，应该大力拉拢，并让其前往东北从事情报收集工作。
其实，自日本侵占东三省后，苏联高层就十分警觉，毕竟日本的野心很大，不知其下一步战略动向，苏联远东安危受影响很大。
为此，苏共和中共合作建立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以搜集资料。
1933年初，刘进中来到北平约见张永兴，得知张已成功入党，建议他将组织关系转为共产国际。
就这样，张永兴跟随刘前往上海接受任务。为了提高他的情报侦查能力，组织上将他和闻汉章派往苏联情报科进修学习。
张永兴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快就成为一名出色的情报人员。
上世纪的齐齐哈尔
他还影响了身边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如其弟弟张克兴就在他的熏陶下，来到苏联进修学习。
1934年4月，张永兴回到齐齐哈尔，奉命组建情报站。为了长期潜伏，他将全家人接到齐齐哈尔，在北大街安了家，之后又搬到仁惠胡同1号。
这个小院由两间房组成，墙院高大，院内没有其他租户，可方便架设无线电台，且因胡同道路狭窄，周边往来行人较少，有利于掩护。
为了获得日军在齐齐哈尔的军事部署、人员调动等情况，张永兴积极发展情报人员，扩大情报组织。
他所招募的情报人员多为知识分子和地方官员，毕竟这些人有公开身份得以掩护，情报搜集容易，也不易引来敌人怀疑。很快，情报组织成员就扩大到20多人。
为了更好的收集日伪资料，张永兴指挥情报人员在日伪兵营、仓库、武器库、车站、机场附近开设水果店、旅馆、养鸡场、烟草店等，以生意为掩护，从而搜集所在区域的日伪活动情况。
日本宪兵
还有一些情报人员，主动来到日军兵营内，参与修路、烧水、送货、清扫垃圾、清理仓库的工作，如此就可经常出入日本军营等特殊场所，窃取各种文件。
在短短2年时间内，正是在张永兴的运筹帷幄之下，一大批情报从齐齐哈尔上空发至远东情报部门。
张永兴的情报收集工作不仅仅局限于齐齐哈尔，他们还经常以各种名义来到附近军事重镇收集情报，其搜集情报计划之周密、方法之精巧，让日军侵略者惊讶不已。
这些军事情报都会被汇集到张永兴手中，再由他将情报进行归类整理发出，对于一些重要情报，他还会亲自或派人送到上级情报机关。
日本宪兵装备
五 因叛徒泄露，张永兴入狱
为了避免被敌特发现，张永兴每隔上一段时间就会更换波长、频率、密码，以至于齐齐哈尔上空长达2年时间内总是出现可疑电波，但日本宪兵特高课始终无法判断电台位置。
不过宪兵特高课并没有放弃，反而继续追查，经过日夜研究之下，掌握了电波规律。
一次，张永兴兄弟刚发完电报，宪兵队队长就追查到此，这让张永兴内心惊怕不已，但他脸上十分冷静，表示自己是个商人，在齐齐哈尔谋生多年。
不过，宪兵队长并没有听信他的话，随后进屋巡视一番。此时张永兴这才发现，因时间紧急，电台上的铁丝没有收藏好，铁丝长达两米，敌人很难不发现。
此时，张永兴机灵一动，他淡定拿起铁丝，并将他们拉扯成线，并对宪兵队长说自己准备晾晒衣服，敌人并没有多想，随即带人离开。
这次经历，让张永兴嗅到了一丝危险气息，他决定亲自呈递重要情报，暂时不使用电台。
1936年8月，张永兴携带大量军事情报信息，并带着两个女儿，从黑河三道沟交通点秘密前往苏联。
不过就在他离开一个月，一个情报站就被敌人侦破。
原来次月，日本关东军北黑线孙吴警务所接到报告，称宪兵队巡逻时抓到一个名为高立良的情报人员。
警务所所长高度警惕，亲自对其审查，高立良选择叛变，供出三道沟有一个情报站，负责人是蔡秀林和关荃群两人，他们长期负责搜索日军情报。
日本宪兵队快速行动起来，将蔡秀林等人抓捕起来，严刑逼供之下，蔡秀林选择投敌叛变，供出了情报组领导张永兴等人，供出秘密电台位置、主要活动地点。
东条英机
日军宪兵对立马将消息告知宪兵司令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听闻后很是高兴，他猜测张永兴就是让日本特高课头疼的神秘情报小组领导，并下令对张永兴进行通缉。
就此，张永兴住处和主要活动站点受到了日军宪兵的严密监视，并将其他情报小组成员一一抓捕。
然而，远在苏联的张永兴并不知情，同年11月4日，他这才从苏联秘密回国，并潜入至齐齐哈尔。
异常警觉的张永兴嗅到了危险气息，来到仁惠胡同时发现有人跟踪，随即转移到另一工作点隐藏起来。
十多天后，张永兴认为自己已经安全，急着将家中500多份情报发出去，他顾不得个人安危，悄悄潜回家中。
但谁知，刚进入房门，特务就闯入屋子里，他不得已从后门逃走，回到秘密隐藏地点。
就在此时，一同约定回来的张克兴也来到胡同附近，被敌人当场抓捕。
紧接着，日本宪兵宣布全市戒严，随即对齐齐哈尔进行地毯式大搜索，18日张永兴等五人在中央路的工作站被查破，张永兴被捕。
敌人得知后十分兴奋，还专门开了一场庆功会庆祝。紧接着，日本宪兵又在东条英机的指示下，尽量拉拢张永兴。
为了诱降张氏兄弟，日军给出高官厚禄诱惑，但他们无动于衷，坚决不受蛊惑。
见张永兴迟迟不肯投敌，日本宪兵勃然大怒，随即用上了酷刑逼供。土屋芳雄将他的衣服扒光，并将其绑在长凳子上，再用水壶往肚子里灌凉水，灌满水后再不断挤压。
如此折磨让张永兴反复昏死多次，但每次苏醒后，他都义正言辞的表示绝不会投敌。
土屋芳雄见状，又用上了老虎凳、上大挂等，但不管什么酷刑，张永兴始终不屈服。
张永兴和张克兴
气急败坏的土屋芳雄，又将张永兴妻儿带到宪兵队，对妻儿进行折磨，企图用苦肉计让张永兴投降，然而张永兴始终坚定革命信念，他向妻子交代后事，已做好赴死的准备。
黔驴技穷的土屋芳雄，只好无奈上报东条英机劝降失败。鉴于张永兴所在监狱发生105人集体越狱事件，东条英机生怕张永兴被党组织营救，进而要求处决。
1937年初，齐齐哈尔正下着暴雪，张永兴兄弟等六名革命者被押赴到南郊杀害，烈士鲜血染红了皑皑白雪。
而一直到1995年8月15日，抗日胜利50周年纪念日这天，杀害张永兴等革命烈士的刽子手才来到张家，向张家儿女下跪谢罪。
土屋芳雄因年龄太大没能来到现场，但他也寄来了自己的悔罪资料。
2008年，以张永兴情报小组为主题的《代号波波夫》专题片上映，世人这才得知张氏兄弟为革命奋斗的光荣历程。
其实，像张永兴这样默默奉献的红色特工还有很多，他们在抗日年代英勇奉献，但因岁月埋没了功绩，向这些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英烈们致敬！
张永兴烈士之墓
编辑：知了
责编：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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