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拜访过毛主席之女李敏的人们,都对她的清贫生活记忆犹新,三室一厅的普通居室,客厅墙上总是挂着两幅巨幅画像,一幅是毛主席,一幅是贺子珍,足以见得李敏对于双亲的深深思念。

1991年10月,堂嫂韩瑾行前来探病之际,听闻韶山党政和父老正在紧张筹备修建烈士陵园,生活本就十分拮据的她一度想要倾囊相助。

“嫂子,我有钱!中共中央办公厅从父亲的稿费中分给我8000元,妈妈去世后上海市委从抚恤金中分给我3000元。我觉得爸爸那笔稿费是永久性纪念物,应该永远保存在家中,妈妈的3000元是组织对一个出生入死、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的慰藉,应该任何时候都不能动用!”

当时的李敏每个月仅有380元的工资维持生活,深居简出的她多年来一直用身体力行传承着父母的艰苦朴素,绝不肯轻易给组织添麻烦。

她如此做,与曾经父母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父亲毛主席对她的影响自不必多言,而度过悲情一生的母亲贺子珍,李敏在她逝世后收拾遗物时才得知,几十年来,贺子珍整整少领了11220元,尽管那些年处境不堪,她还是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努力节省着,这笔钱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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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李敏所言,贺子珍的一生可谓出生入死,也是一位当之无愧为的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几十年的卓越老党员,走近她的峥嵘岁月才知其可敬、可畏之处。

身为峥嵘岁月的“革命一枝花”,贺子珍的风云往事真的数不胜数,在她的革命轨迹中,身先士卒总是常态,而这也让她常常负伤累累。

就在长征途径贵州盘县时,为了在敌机轰炸之际掩护伤员,她被炸得奄奄一息,甚至为了不拖累革命同仁而哀求大家用枪替自己了断,即便如此,经受非人痛苦后,她竟然奇迹般地逐渐好了起来,甚至独自拄拐走完了长征的最后路程。

多次经历枪林弹雨,贺子珍的身体总是新伤叠着旧伤,源于此,坚持在1937年去往苏联这件事,除了与毛主席存在矛盾以外,贺子珍想要好好疗伤也是真的,可想而知,这位铁血娘子当时遭受的病痛会有多么难以承受。

不幸的是,来到苏联的生活也没能给她带来多少平静,离开延安之际就已怀有身孕的她在莫斯科生下儿子廖瓦,小孩子却在出生10个月后因病夭折,此外,她本人因为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学习中,自己的身体也没能得到良好的休整。

就在1947年带着女儿回国之际,贺子珍变得比之前更加苍老与病痛缠身,可她依旧向组织强烈要求尽快投身工作,默默忍受着满心、满身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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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鉴于她的实际情况,组织为她办理了革命残疾军人证,凭借这一证件可以每年领取330元的残疾金补贴,从1951年办证到1984年病逝,整整34年间,贺子珍从未领取过一次,也就有了前文提到的那一幕。

多年来,贺子珍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革命残疾军人证,就连女儿李敏也是在收拾遗物时才得知此事的,虽说11220元在如今不算什么,放在从前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要说贺子珍在建国前的付出与贡献,绝对配得上国家给她的这项优待,而她本人在回国后的境遇也总是不尽人意,她为何还是毅然选择拒绝呢?

说到这里,就要说说贺子珍一生中最后几十年的平淡生活,虽有些孤苦也有难得的人间温情。

1949年初到上海,正逢陈毅主持华东局工作,她被安排到虹口区任职组织部长,可从1954年开始,积劳成疾的她不得不停下工作、安心休养,为此,毛主席还和陈毅有过一次沟通。

“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

“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陈毅之所以如此决绝,除了贺子珍曾身为毛主席妻子的身份,更多的是出于对这位铁娘子、革命同仁的敬佩,事实证明,此后30几年里,贺子珍的工资、吃穿用度的确都是由上海市委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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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当年因为江青的忌惮以及从中作梗,贺子珍不但不能自由出入北京,也不能面见毛主席,要说已经淡出政坛的她早已无足轻重,可心底狭隘的江青依旧对她再三防备。

唯一庆幸的是,十年动荡来袭,先前十分照顾她的上海市委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之际,她却能幸免于难,在身边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下,安安静静地度过了那多灾多难的10年。

1977年初,贺子珍终究因为中风导致半身瘫痪,自此长期住在华东医院接受治疗,此时的政治环境已经大变,此后的她不但能够在北京、上海之间随意往来,还在1979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只不过,此时的她也已是缠绵病榻的一位老革命,直到1984年4月与世长辞。

回国后多年里,毛主席与贺子珍通过李敏还保持着一种无声的、特殊的联系,对于李敏而言,父母虽天各一方,他们给她的爱与熏陶依旧是高级的、质朴的,其中就有艰苦朴素、低调生活这一条。

就在母亲逝世后,李敏收拾遗物发现母亲少领的那笔补贴,内心必定是十分理解与自豪的,都说贺子珍的一生充满悲情,殊不知,那悲情背后更多的是心怀天下的大义与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