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40分，一位身着灰呢子大衣，举止大度，气派从容的干部，来到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传达室。
他满脸冷峻地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封有红色铅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
并写着“速送（限当天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毛笔正楷字的函件。
传达室的同志见是国务院的急件，哪敢耽误，赶紧签收并快步送到了行长办公室。
行长办公室的于秘书忙打开函件观看，但见里面装着周恩来办公室呈交总理的一份报告，内容是：
中国人民银行旧址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指示，因西藏活佛第一次进京，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还要摄制纪录影片，各方面均需招待费。”
“主席还嘱拨一些款修缮寺庙，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经预算为贰拾万元人民币。可否。请批示。I960.3.18”。
下面有周办主任的亲笔签名，用的是国务院办公厅的专用公函纸，盖上了周办的鲜红大印。
在这份报告的天头处，则有几行周恩来的手书批示：“招待好西藏活佛，是事关民族统一、团结的大事，至关重要。”
“请人民银行在今天下午七点钟之前从速备齐贰拾万元人民币，送交民族饭店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不得有误。”落款是“周恩来”。
于秘书深感此事重大，而行长又外出未归，眼看就要到下班时间了，便火速将紧急函件送给了在总行值班的计划研究局王兰副局长。
所谓“紧急函件”
王兰仔细一看，在报告上还有总理的小字批注：“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①要市场流通旧币；②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
这熟悉的字体，熟悉的公函纸，熟悉的大印，熟悉的信封，均已多次见到过。只是这一次在时间上要求得更加急迫。
不过，西藏活佛进京一事，昨天的《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均在头版显著位置上予以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多次广播过，已是尽人皆知的大事，也就不奇怪了。
因为西藏活佛已经驾临京城，所需要的招待费还没有备好，想想能不急吗？
王兰哪敢延误，当即直接通知会计发行局局长办公室，派人去金库清点20万元人民币现金。
下午6点20分，王兰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询问银行按总理批件办理款项的情况；
王兰更加深信不疑，连忙让一位副科长和两名科员将20万元巨款装入两只麻袋，乘小车赶紧送到民族饭店。
一位在民族饭店东走廊等候的干部迎了上来，他穿一身毛料衣服，自称是“赵全一”，同时还掏出一个黑色笔记本，撕下一张纸写了个收据交给送款人。
当对方让他盖章时，他便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图章的取款函给了他们。
这封信函上写着：“兹介绍西藏工委民族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往你行领取拨款贰拾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1960年3月18日。”
三位银行职员将两只麻袋抬下车来，搬进前厅放下，并询问还要将两只麻袋运到哪里去，他们可以帮着干，但赵全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于是，三位银行职员当即驱车返回银行，将收条和公函交给了王副局长。
王兰看了看手表，时钟正指向6点50分，按照总理的批示还提前了10分钟，不禁轻松地吐了一口气，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3月21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为了请示这笔巨款怎样下账，拿起话筒拨通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
接电话的是周总理的秘书，听到行长的报告之后，秘书非常意外，在电话里明确告诉行长：总理没有作过这样的批示，周办也没有赵全一这么个人。
行长拿着话筒简直如雷轰顶，一霎那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产生了错觉，又忙问道：“什么，您说总理没有作过这样的批示，没有赵全一这个人？”
当听到话筒里秘书再次肯定的答复之后，行长的脸色变得苍白，额上立时冒出一颗颗黄豆般大小的汗珠。
原来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惊天大骗局！
时任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
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有人胆大包天，伪造周办的报告和总理的亲笔批示？
还有那国务院办公厅的公函纸张，标准信封，以及那鲜红的大印，又怎么可能伪造得出来？
他赶紧将收到的函件取出来，仔细査看，实在看不出半点破绽，一切都显得真实无误。
3月22日，总理办公室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打来电话，要求将“总理批示”等所谓紧急函件及介绍信、收条等物送去查对。
3月24日，总行行长与王兰带齐所有物件来到了总理办公室。经过査对，确认“总理办公室报告"、“总理批示”、“取款介绍信"等所有物件全系伪造。
就连那个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赵全一和来总行送紧急函件的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也压根儿不存在。
20万元巨款——彼时彼刻的20万元巨款就这样被那个骗子从国库里面骗走了。一桩建国以来天字第一号诈骗案就这样发生了。
王兰副局长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公安部报案。而此时，夜幕已经笼罩了整个北京城。
3月25日，周办主任与秘书将这一特大诈骗案报告了总理。
周恩来真的生气了。他们在建国以后还没见过总理生过这么大的气。
竟然有人胆敢伪造堂堂国务院办公厅的信封和公函纸，伪造周办的报告和介绍信、伪造共和国总理的批示和签名，堂而皇之从国库里骗走了20万元巨款！
这还了得？若不査处绳之以法，共和国的体面何在，国务院又如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
“马上给我接通杨奇清副部长的电话，让他来破这个案子。”周恩来如是吩咐道。
杨奇清，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是我党培养出来的知名侦破能手，参加过平江起义，曾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晋冀鲁豫军区社会部部长等职。
建国后，杨奇清长期担任公安部副部长，一度是公安部唯一一名副部长，主导侦破了东北技术纵队刺杀毛泽东案、美国中情局间谍炮轰天安门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
因此，当这次特大诈骗案事发后，周恩来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杨奇清。
周办主任赶紧拨通了杨奇清办公室的电话。接电话的秘书告诉周办主任：杨部长不在部里，正在主持玉泉山公安部领导干部读书班。
周恩来听到这一情况后没吭声，良久，才似乎有点无奈地吩咐道：“那就先叫谢富治部长来，让他组织力量尽快侦破这个案子吧！”
周办主任又连忙拿起话筒给谢富治打电话。
谢富治正在办公室里听昨夜接待王兰报案的干部汇报案情，不意又接到周办的电话，当即乘车进入中南海，来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问道：“案情你都知道了吧？”
谢富治连连点头说，都知道了，请总理指示。周恩来也就开门见山地要求他火速组织精干力量，尽快破案。
谢富治马上表态：“请总理放心，我一定尽快破案；
“也不一定由你亲自去破案嘛！”周恩来含蓄地说，“你可以挑选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公安，放手让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去负责侦破这个案子嘛！”
谢富治的眼光中掠过一丝不悦之色，似乎听出了周恩来的弦外之音，但还是马上回答了一个字：“是。"
谢富治打定了主意：要亲自抓这个案子，指挥侦破。
于是，他一回到公安部办公室，就一一点将，从二局、三局和北京市公安局抽调人员组成一个专案侦査领导小组。
谢富治向专案组成员说明了案情之后，再三强调了“三性"，那就是案件的严重性、破案的重要性、时间的紧迫性。
然后，将有关材料让众人传阅。根据诈骗巨款数目之大，作案时间之短，犯罪技巧之高，转移藏匿之快等情况，初步断定必然有一个犯罪团伙共同作案。
于是，采取广泛控制和重点控制相结合、全面铺开、分头并进的办法。
为了防止罪犯逃窜，用电话向全国各省、市、区公安厅、局通报案情，要求对车站、码头、机场、招待所、旅馆以及罪犯可能活动的场所加强控制。
又召集国务院、军委和中直机关所属单位的保卫处、科长会议，布置査找诈骗犯的工作。
还由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召开了中央各部、党委专职书记、办公室工作会议，介绍案情，要求各级党委积极支持协助查找罪犯。
谢富治对专案组发出了第一步行动的指示：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银行职员，进一步详细了解情况，让他们一一写出材料，从中寻找破案线索。
专案组成员遵令而行，没费什么劲，就从每个指定的对象那儿取回了一份份旁证材料以及由对象签了名的询问笔录。
“会不会是内外勾结作案呢？”在案情分析会上，谢富治提出了这么个问题。
自然没人敢说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结论只能是在深入调查之后才能作出。
谢富治认为自己的假设很有创造性和启发性，下令通过多种渠道，从各个方面调查取证。
专案组成员又遵令而行，对银行的有关人员展开了全面调査。但是所有调査的结果都证明了不存在“内外勾结作案”这个问题。
谢富治随即又发出了第二步行动指令：在全市寻找诈骗罪犯“赵全一”其人。
因为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已认定到总行送紧急函件的罪犯与在民族饭店收款的罪犯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北京市局和市属各分局清查了整个北京城的人口，没有发现那个“赵全一”踪影。
谢富治急了，又发出了第三步行动指令：分出一部分人继续对银行有关人员进行监控和继续在北京城寻找“赵全一”。
其余的人则集中优势兵力在民族饭店打歼灭仗，务必求得一举获胜。
谢富治之所以这样有信心，理由似乎很充分：因为“赵全一”是让银行职员将巨款送到民族饭店，并在那里接收巨款后消失的。
况且他拿到的巨款并非一张支票或者一本存折，而是满满的两只大麻袋，没法藏着掖着不让人看见。
他也不可能一个人扛着、背着两只大麻袋走回他的藏身之处，肯定要人协助，至少也会有不止一个的目击者。
因此，谢富治断定民族饭店就是“赵全一”的犯罪据点，起码那里也有他的诈骗同伙在接应他，掩护他。
“将民族饭店的每一个人都给我彻底的查，从中间挖出‘赵全一’的同伙，再通过同伙找到'赵全一”。谢富治下了不容置疑的死命令。
专案组自然只能够继续遵令而行，分成几个小组，同时对民族饭店的所有工作人员依序进行询问。将其中的重点怀疑对象则隔离起来，轮番审讯，日夜不停，急求突破。
结果却依然让专案组非常失望，没有一个人招供是“赵全一”的同伙，而且赌咒发誓根本没见过也不知道有一个什么“赵全一；
惟一的收获是有两个工作人员回忆起了那一天的情景，说出他们看到一个长得什么模样，穿着什么衣服的人将两只麻袋从前厅里拖了出去，不知上了一辆什么车走了。
但两个回忆者起初并不敢说，他们被专案组如临大敌般的阵势给吓坏了，害怕说出来反而被人怀疑，惹火上身；
直到后来被逼不过，感到不说就会被当做“赵全一”的同伙对待，为了洗刷自己，解脱同事才说了出来。
不过，他们解释当时虽然看到了“赵全一”，却并没有留心，因为那个“赵全一”实在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因为他是普通人的相貌和身材、普通人的穿着和打扮、普通人的语言和举止，压根儿不会让人对他产生兴趣，更加绝对想不到他正在制造天字第一号诈骗案。
至于他的去向，将两只麻袋拖出大厅就不知道了。
3月27日晚上，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给公安部，询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得知谢富治突然称病，已住进北京医院高干病房了，而整个侦破工作只有面的铺开没有点的深入。
也就是说，案发已经8天了，谢富治主导下的专案组尚未取得一丝一毫的进展，就连谢富治本人也“住院”了。
周恩来听了秘书的报告后，只说了一句话：“马上通知杨奇清回来。”
杨奇清于接到通知的当天：3月27日夜晚赶回北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
一见面，周恩来总理将那桩特大诈骗案的案情简明扼要地告诉了他，同也就将破案的任务交给了他。
杨奇清问：“国务院直属机关工委指定我负责公安部玉泉山读书班，读书班课程还有4天才结束，总理您看安排接下来怎么安排？”
周总理罕见地发了火：“还学什么？你赶快回来破案，这件事严重败坏了党中央、国务院地形象，我只给你十天时间，十天破不了案，统统撤职，让能破案的人来干！”
3月28日上午，公安部党组决定成立专案领导小组，由杨奇清担任组长。
杨奇清随即召集公安部一、二、三、六、八、九局和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同志开了紧急会议，重新研究部署，明确侦破工作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
专门机关必须踏踏实实地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査研究工作。对重点单位方面的清査工作，则确定有关业务局分工负责，限期做出显著成效。
杨奇清夫妇
在全面部署完成之后，杨奇清又接着召开专案组会议，让每个人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既详细汇报对案情的调査情况和侦破过程，也谈自己的看法和判断。
专案组的成员在他们所敬佩的杨奇清面前，无不感到亲切，而且对杨奇清亲自抓破案充满了信心，再也没有在谢富治跟前的那种拘谨和束缚，一个个将心里的话全都倒了出来……
杨奇清集思广益，高屋建瓴地作出了三个决定：
第一，撤销对银行有关人员的监控。他断定不可能是内外勾结作案。
因为银行的职员无权从金库中取出巨款交与诈骗罪犯，而有权这样做的高层领导人如果要将国库里的钱放进自己的腰包，办法多的是。
他们完全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而犯不着冒这样的风险乃至闹得满城风雨。
此种伪造周办报告和总理批示、签名的诈骗方法固然是匪夷所思，但高层领导人如果是这么干并且又主动打电话向周总理的秘书报告，那就未免太愚蠢了。
第二，停止从户籍中寻找“赵全一”的行动。因为“赵全一”很有可能是假名，即使花大力气从北京城寻找到了“赵全一”，也不一定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罪犯。
第三，马上释放民族饭店所有被软秦、被拘押的人。他断定罪犯选择在这里交接巨款，并不是因为这里是他的藏身之地或者有什么同伙。
恰恰相反，罪犯必定会想到在他实施诈骗之后，公安部门会大力追査。他要做的是反侦查，不留痕迹，才能保护自己，逍遥法外。
而他接收巨款的地点必定是公安部门侦查的焦点，所以他决不会在自己的藏身之处或者有同伙的地点来接收巨款。
因为如果是前者，则无异于自我暴露，等着公安来抓他；如果是后者，他的同伙必定会被查出来，那么他同样也跑不掉。
试想：一个能够伪造得出周办函件和总理批示、签名而从国库里骗走20万元的罪犯，必然具有高智商，又怎么会干这种近乎弱智的蠢事呢？
“不过，罪犯又为什么要选择在民族饭店接收巨款呢？”有人这样问道。
“问得好，这正是罪犯的狡猾之处；杨奇清说道：
“首先，那里是公共场所，人来人往，鱼龙混杂，一般情况下，谁也不注意谁，便于罪犯的活动。”
“其次，那里有接待西藏活佛的任务，而罪犯谎称那笔巨款是为了接待西藏活佛所需，似乎顺理成章，使人更加信以为真。”
“第三，按照常人的思维模式，总认为犯罪是见不得阳光的，只能在黑暗中进行；而这个罪犯就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接收巨款。”
“当然，巨款是放在两只麻袋之中，又不会引人注意嘛！”
杨奇清和部分公安部专案组成员合影
杨奇清的分析推断，合情合理，使专案组成员无不心服口服。
“那么，我们该怎么干呢？”
从每个专案组成员的眼中都射出询问的眼光，而每一道目光都包含着这同一句话。
杨奇清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道：“门锁上了，用头去碰门是碰不开的，要用钥匙去开呀！”
说者有意，听者有心，每个人都沉思起来。
杨奇清坚持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亲自动手。而不是停留在只做布置，具体侦破工作却由下面的局长们和干部们去干。
他带着专案组的同志到民族饭店和人民银行总行去勘察现场，找这两个单位的门卫、收发、司机、服务员、秘书、送款人及有关人员等二十多人详细座谈、回忆发案期间的情况。
他不知疲倦地听着，座谈到29日凌晨3点才结束。
3月29日上午，杨奇清又与王昭副部长分别主持召开了各省、市、区公安厅、局长电话会议和各部委专职书记会议，将案情通报全国，要求通力合作，协助破案。
这样才真正把发动群众查找罪犯和加强专案组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同时，杨奇清要求技术人员发挥现代科技力量，对纸、笔、墨、笔迹作鉴定分析。他对石广平同志说：“这次破案你们三局的刑侦技术要起作用，不然要它干什么？”
当天，他又亲自找有关人员详细询问情况，其中就有人民银行总行的办公厅主任。
杨奇清在谈话时始终保持着循循善诱，和颜悦色，致使在座的石广平同志颇感意外，他说：“银行出了这么大的漏子，我还以为部长会狠狠批评他呢！”
杨奇清却回答说：“他已经够紧张了，如果我再狠狠批评，他会更紧张，什么情况也说不出来，不利于开展破案工作嘛！”
随后，杨奇清又吩咐民族饭店的经理在该饭店开了几间房间，他与专案组成员全部在这里住了下来，并任命公安部二局六处处长高仑为专案组主任。
3月30日上午，杨奇清与王昭继续分别主持电话会议，进一步作出部署，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各级公安保卫部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一个侦破天字第一号大诈骗案的天罗地网完完全全撒开了。
当天下午，杨奇清又与专案组一起再次在民族饭店发案现场勘察，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回忆发案时的情况，终于弄清了发案经过和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
为了澄清一位开电梯的老工人和一位服务员在回忆中的差别之处，座谈后，他召集有关人员在现场进行模拟，重现发案当时的情景。
在此之前，有个重要的时间问题还一直没有弄清楚：一说犯罪分子是晚上10点钟将巨款从民族饭店用麻袋运走的；
原公安部副部长王昭
一说是晚上7点钟前作案分子收到巨款后，即将装巨款的麻袋放在一邮政代办处的柜台前，邮递员晚上8点钟去取邮件时，麻袋就不见了。
通过现场模拟，重现当时的情景，唤醒了目击者的记忆，澄清了一些模糊印象，并使侦破组成员更清楚地了解当天发案的主要过程。
这次“现场模拟试验”进一步证实了杨奇清的有关推断准确无误，也就奠定了侦破此案的基础。还使专案组的成员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感觉：仿佛已经看到了罪犯的影子。
这时，一个专案组成员来向杨奇清报告，说谢富治又下了一条命令：将民族饭店那两个看见过“赵全一”的工作人员抓起来。
理由是：他们就是罪犯或者罪犯的同伙，之所以说“赵全一”拖着两个麻袋出了大厅而去，正是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并强调只要抓了这两个人，突击审讯，就可以破案。
杨奇清不吭声，抽出一支烟来点燃，大口吐出烟雾，显然是在借以抑制情绪。他实在感到谢富治的这道命令荒谬至极，不可理喻。但是，当着下属的面，他又不便明白地说出来。
“杨部长！那两个人抓不抓？”那个专案组成员问道。
“你说呢？”杨奇清却反问道：“他们是无罪的，干吗要抓？”
明白了一一那个专案组成员明白了杨奇清的决定。
当谢富治得知杨奇清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非常生气地说：“我就没见过这样办案的。这样调査来、调査去，还能破案吗？”
3月31日。杨奇清又主持召开了专案领导小组会议，专门检査了技术鉴定工作，强调指出，“要将犯罪的物证作为査证的重点“。
至此，从杨奇清短短几天侦破此案的工作可以看出：将深入发动群众与专门工作紧密配合，既有面，也有点，有广度，更有深度。
重视人的査找更重视物的查证，这样就做到了既铺得开也收得拢。显示出很高的侦破艺术境界。
杨奇清夫妇在北京
随即，专案组提供了罪犯伪造总理办公室公函用的纸型，这是一种办公用的十五行横格纸。
国务院各部、委和中直机关立即发动群众清查档案、査找这种纸型。
财政部首先从档案中查到外贸部使用的公文纸和犯罪分子用的纸型一样，联系其他单位査档的情况，专案组得以肯定罪犯所用的纸出自外贸部。
杨奇清当机立断，于4月2日派徐宁、高仑、李朝等三位同志去外贸部，以该部作为重点突破口。
在外贸部的配合下，又经过全体同志苦战一昼夜，翻人事档案，进行人员排队，查18日下午行踪，查对笔迹。
在公安和外贸部门的通力奋战下，终于发现犯罪物证上的笔迹与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王倬的笔迹相似。
经过公安部三局贾大光同志鉴定，确认王倬的笔迹与罪犯的笔迹完全一致。
王倬
杨奇清随即指示专案组与外贸部保卫处对王倬进行全面调查，弄清楚了王倬的有关情况：
王倬，又名王连升，笔名金维。男，36岁，辽宁省辽阳县人。曾于1941年参加三青团，1943年加入青帮，1948年在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
北平解放前夕，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当过一个多月的收发兼会计。
北平解放后，1949年4月，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军，1950年2月，由陕西汉中开小差逃回北京；后到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学习。
1951年3月，自荐混入中国进出口公司，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当科员。
其父王景槐，系齐齐哈尔医士学校教员，曾担任过国民党的少将专员。
紧接着，专案组又发现了王倬的几个重大疑点：
一、1950年，王倬在陕南军区第一卫生所与病号王昌国伪造路条开小差时，曾给王昌国化名“赵全一”，与这次骗款人所用的姓名相同。
二、发案的那天，王倬请假陪母亲到积水潭医院看病，但事实上他并没有陪母亲去医院看病。
三、二月间，王倬曾向文印室借用过刻蜡纸的钢板，为街道食堂刻饭票，而事实上根本没有刻饭票这回事。
四、王倬下班后去北京站售票厅察看去广州方面的火车时刻表，在售票窗口徘徊良久。
五、王倬晚上独自到了后海河沿，举止反常，神情异样。
看来，王倬就是要抓的“赵全一”，而且有逃跑迹象和自杀的可能。
这时，又获悉了王倬的一个新情况，王倬将几件旧衣服和几件医疗器械、一只旧血压表送进了王府井的一家当铺，要换几个钱拿去给他母亲治病买药。
60年代王府井
这个情况不禁使得几个专案组的成员感到迷惑：因为这无疑说明了王倬的家境贫寒，只是靠着他与妻子每个月的那点工资维持生活，根本不像是已经骗了20万元巨款的暴发户。
然而，还是在这时，监视人员又发现：地处北京市李广桥南街3号的王倬家，深夜飘岀烧毁纸张的轻烟与气味，怀疑他是在焚毁纸币，消灭罪证。
于是，杨奇清于4月4日下令：逮捕王倬；并组织专门力量，对其进行审讯。杨奇清还派石广平同志去旁听审讯，将审讯情况及时向他报告。
专案组遵照杨奇清的部署，兵分几路同时采取了行动
第一路，对王倬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在上了锁的文件柜中找到了钢板和蜡纸、铁笔等物——
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犯罪作案工具。而且经过检验，在钢板上还发现了残留的伪造函件的痕迹。
作案用的信封
同时，从王倬的黑色笔记本上发现一处缺页，其纸张正好用于他收到巨款后写的收条。
第二路，从王倬家中的夹墙里搜出了十九万一千二百余元巨款。
王倬面对着他无法否认、无法辩白的一件件证据，一时瞠目结舌，惊讶万分。
因为他从没想到过他会被发现，被抓住。他认为自己是天才，对诈骗国库的巨款充满了自信。
他为这次诈骗行动秘密准备了两年，而且全系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连他的妻子也不知情。
他在一切准备就绪，一出马就顺利骗到20万元巨款之后，也没让任何人介入，而是自己用一辆自行车将两个装满了钱的麻袋运回家。
他没有动用这笔巨款的一分钱，而是全部藏到了夹墙内，依然靠着工资生活，表面上与往常一样，没显出任何特别之处。
甚至在察觉到风声紧的时候，还故意去典当衣物以反侦査。只是在感到危险悄悄临近时，他才打算烧毁巨款以毁灭罪证。
但是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他还是落入了法网。他不得不承认了他所干的一切，亲笔写下交代材料——
他在工作中看到下边对部长的批示从来不怀疑，不管如何困难都想法去完成，特别是对总理的批示和总理拟定的外贸计划，都无条件地执行，即认为有可乘之机。
有一年春节，在公安部礼堂看杂技时（注：系公安部与其他部合办），看到墙上挂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题词，当时就想，如果学会他们的签字，就可以弄到一大笔钱。
自此，王倬便经常练习周恩来总理的签字，并同时注意国家领导人批示文件的习惯，用纸格式和是否用印等。
1960年3月1日，他先后从王府井文兴文具店和龙头百货商店购买了伪造信件用的橡皮、印台、蜡纸、印油、毛笔、铁笔、信纸、小木尺等工具。
王倬家
并以给街道食堂刻印饭票为名，从出口局办公室借了一块钢板，拿回家中。
12日，又从局办公室找到两个已经用过的带有国务院款的旧信封，从他自己办公室的文件柜内拿了三张十五行横格纸；
随即于17日夜在家中伪造骗款文件之后，即将所用的工具销毁。
钢板因是借来的没敢毁掉，于22日晨上班时带回机关，放在自己的文件柜内。
当参加预审的同志将王犯的材料送给杨奇清审阅，并汇报王犯已烧毁人民币八千七百余元时，杨奇清当即问道：“你有什么证据？”
预审的同志被提醒，赶紧去王倬家收集被烧毁钞票的灰烬，送交技术部门做鉴定。
翌日，杨奇清又亲自到王倬家去察看，询问刘凯同志：“拍照片、拍电影取证了吗？”刘凯回答：“没有。”
杨奇清就批评说：“每年花好多钱买那些器材，为什么该用的时候不用？这可是证据呀！”直到后来刘凯同志去补拍了照片和电影，他这才表示了满意。
回到办公室后，杨奇清让秘书接通中南海西花厅的专线电话，他要向总理报告。
这时，他看了一眼日历，从3月27日夜晚，他接受总理亲自下达的限期十天破案的命令，到4月4日夜此案告破为止，总共才八天时间。
而在这破案的八天八夜中，杨奇清一直跟办案人员吃住在一起，没有回过家。
当秘书吴立志见他没日没夜的干，眼睛都熬红了，劝他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时，杨奇清却愤愤地说：“这个诈骗犯太欺负人了，我拼老命也要破案。”
所有专案组的成员无不闻其言而为之振奋。杨部长尚且如此拼命干，他们之中又有谁不拼命干呢？
后来，经过多次审讯和深入调査，通过各种事实认定，此案确系王倬单独作案。
王倬的练习的笔迹
只有王母张可民在王倬已经骗到巨款后才得知真情，曾帮助窝赃并帮助焚烧纸币以毁灭罪证，张可民也被依法逮捕关押。
但是，杨奇清又考虑到王倬家中还有四个孩子，且张可民已六十多岁，身体不好，便向法院提出建议：
将张可民从轻判处。法院根据杨奇清的建议和王母的犯罪情节，将其判了三年.
就在破获此案期间，北京市各界群众共提供各种线索1857件，公安部门从中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69起，反动传单案一起。
全国共破获盗窃、贪污等案件1842起，査获各种犯罪分子2610名。
5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关于破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被骗巨款案的报告》的批语说：
“这份报告揭露了我们在保卫、保密工作方面的不少弱点和漏洞，揭露了某些机关官僚主义的恶习和政治上极端麻痹的情况。”
“是一份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政治麻痹的好教材。各地区、各部门的党委和党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釆取有效措施，加强机关保卫保密工作。”
7月28日，王倬在北京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年之后，王母张可民被提前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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