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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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冬天，我从合肥去肥东县英雄蔡永祥家乡，是随八中步行拉练去的。也就十四五岁，正当发育，是喜欢吃肉的年龄。

短短几天，下肚的不是夹生饭就是清汤寡水。排队打饭，大家就丁咛光郎地敲着饭盆唱着“浪打浪”。肚里没油水，好难受。

像是大太阳的中午回到家的，像“饿狼”一样。妈妈就端上自烧的红烧肉，深褐色，肥而不腻，微咸带甜，咬一口，油往嘴上一飙，香在嘴里，滴到身上。妈妈顺着我的嘴动，也张合着嘴。一边看着“饿狼”的吃相，一边连声说着“杀馋，杀馋”。似乎这样真能杀掉嘴里的馋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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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小我就不喜欢吃肥的，妈妈说是“刁嘴”。这杀馋能治刁嘴？以后，逢到馋虫在嗓子眼，我就想到妈妈坐在我身边，一叠连声“杀馋，杀馋”地叫，好好听。后来，妈妈带着乡音的“杀馋”声听不到了。馋，像个开关，一下子就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