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它同“反冒进”针锋相对，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从此揭开了瞎指挥、浮夸风、弄虚作假的序幕。
1958年夏季，全国各地农村的小麦、早稻、花生等作物的高产“卫星”竞相“上天”，令人眼花缭乱。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的影响和支配下，放高产“卫星”运动席卷全国，有些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也被迫卷入这一场神话般的竞赛中。
1958年7月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院第二届党代会上讲话，谈到全国已经出现很多亩产一万斤的小麦试验田。
这时，坐在台下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代表聂春荣递上纸条，上面写道：
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小麦高产能手，准备向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和其他有关单位挑战。
张劲夫当场号召中国科学院组织各方面专家，连夜开会提出办试验田的研究计划，向农民生产能手应战。
第二天，科学家们商定了向农民丰产能手应战的1959年丰产试验田单季亩产指标：
第一本账：小麦1.5万斤，水稻2万斤，籽棉3千斤，甘薯15万斤；
第二本账：小麦2万斤，水稻3万斤，籽棉4千斤，甘薯20万斤；第三本账：小麦3万斤，水稻4万斤，籽棉6千斤，甘薯26万斤。
7月5日和6日听取农民丰产能手的报告后，大家觉得原定的应战指标已经远远落后了。
7月7日，借农民丰产能手参观有关研究机构，丰产座谈会暂时休会之机，生物学部召开了会议，把亩产指标调整为：
小麦2万斤，争取3万斤；水稻2万斤，争取3万斤；甘薯30万斤，争取40万斤；籽棉6千斤，争取1万斤。
7月8日，分组座谈。原定是交流经验，但是会议一开始就展开了指标大战。
在小麦组的会议上，湖北省谷城县新气象五社主任王家炳首先发难，提出1959年小麦亩产3万斤的指标。
紧接着出现了拍卖行里经常见到的那种竞相抬价的景象，亩产从3万2千斤、3万5千斤，迅速提升到4万斤，话音未落，那边又冒出了4万2千斤……
竞争主要在农民丰产能手之间展开。
在紧张的第一回合较量中，生物学部彻底打输了，不仅不敢向农民挑战应战，就连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出的挑战（小麦亩产指标4万5千斤），还犹豫了好久才应战。
就在生物学部仓皇应战时，河北省邢台县丰产能手一下子把小麦亩产指标提到5万5千斤。
7月8日晚，生物学部紧急会议，连夜讨论新的高产指标和保证措施。
9日上午是丰产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生物学部向中国农业科学院贴出了挑战书，亩产指标是：
小麦5万斤，争取6万斤；水稻6万斤，争取6万5千斤；籽棉1万5千斤，争取2万斤；甘薯40万斤，争取50万斤。
到9日会议召开时，这些指标又迅速退居下游了。河南、陕西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小麦亩产指标10万斤；
江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多数科学家和农民都心知肚明，亩产万斤是绝无其事，但只能假戏“真做”。
1958年7月中旬，全国科联组织中科院负责人和各相关学部科学家，召开丰产座谈会，中科院负责人和部分科学家应邀参加，由一名国务院副总理主持。
在会上，这名国务院副总理宣读了中央一位领导的批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
宣读完毕后，这名副总理当众号召：“中科院也要办试验田，亩产必须达20万斤！这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科学的重大成就”
在这种压力下，根本不容许讨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被迫仓促上阵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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