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退学寄居在湘乡会馆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典籍。后人评论，毛泽东独立思考政治问题，实始于此。
在这个图书馆，毛泽东广泛涉猎了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以及赫胥黎的《天论》，更阅读了大量古代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从而对于西方思想有了系统的了解。
其中，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关于“政治是自由人的联合”的思想，对毛泽东造成的冲击尤其巨大。毛泽东认识到，儒家学说实际上是立足于血缘关系之上的伦理思想，而不是政治思想。因此他说，中国只有家庭、家族观念，而没有国家思想和政治思想。
毛泽东思考政治问题，实始于此。
什么是政治呢？亚里士多德说：政治是自由人的联合。政治组织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政治家与“家长”以及家族“管理者”是完全不同的。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主人所管辖的则为奴隶。
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执掌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
亚里士多德还说，政治的目的不是谋生，而是创造“优良的生活”，政治组织不是谋生的组织，而是为了公平和正义而斗争的共同体。他还说：创造公共财产和守护公共财产，是政治存在的基础，“既然是一个政治组合，竟然完全没有一些公有的东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就在于社会缺乏政治组织能力，这就表现为国家与人民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于是，中国就没有现代国家思想和政治思想。而毛泽东青年时代形成的这种真知灼见，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1917年，毛泽东被选举为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此前，这个职务一直是由教师担任的。而毛泽东上任伊始，即提出应创办一个工人夜校，他的理由是：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中国社会的分裂，就表现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巨大差别，而现代科学技术不产生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鄙视动手，从而使得知识与实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不能结合在一起，更在于知识者与劳动者，是判然分离的两个阶级。
青年时代便形成的这一观点，毛泽东坚持了一生。
毛泽东认为，新的社会组织，应该由“新人”或者“新民”组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新民”就是“亲民”，而与天下人同心同德，就是“明明德”，也就是“亲民”。
因此，要改造中国，就必须从加强国家组织能力人手，而要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则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而这样的新的社会组织，必须是政治组织。正像希腊的政治组织由“公民”组成一样。
1918年4月14日，是个星期日。这一天，毛泽东等14人，在蔡和森家开满桃花的庭院里，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起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最终发展到80名成员，大多数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如毛泽东、何叔衡）以及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罗学瓒、罗迈、陈章甫、夏曦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在残酷的革命中牺牲了。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他以《伦理学原理》批注开一代学风，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历史的比较，提出了中国之衰败在于“抵抗力以没国家和社会政治组织能力低下的独特见解;他从组织新民学会、创办工人夜校入手,立志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世界。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1917年暑假，他和萧子升不带一文钱，徒步走遍长沙、宁化、安化、益阳、沅江5县，行程900多里，进行历时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
他后来这样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这样深刻地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之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
1925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沙，他漫步湘江畔，再登爱晚亭，感慨系之，吟成《沁园春·长沙》一首，再现了第一师范时代“立此大心”、结识“大气量人”时的豪情壮志。
致敬伟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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