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1952年出生于上海，6岁随父母迁居北京。六年小学、两年初中，当时想成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1966年，他爱上阅读。1968年，上山下乡，陈嘉映报名去内蒙古突泉县插队。这期间， “没有任何需要、没有任何激励地被哲学吸引进去了”，为了更好地理解古典哲学，他自学德语和俄语。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他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本科，后转为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生，师从熊伟先生，开始翻译《存在与时间》。
1981年，陈嘉映毕业后留校，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随后赴美，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念哲学系博士。在学英语、听课的间隙，继续翻译《存在与时间》。
1986年至1988年，写完《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六年后得以出版。1988年夏天，陈嘉映回国陪伴生病的母亲。次年回到美国，完成博士论文答辩。1991年至1993年，任法国跨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1993年回国，1994年至2001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2002年前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曾任系主任，2008年转到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
2022年，陈嘉映正式退休。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
著作：《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合著）/《<存在与时间>读本》 /《思远道》/《泠风集》/《语言哲学》/《无法还原的象》/《旅行人信札》/《从感觉开始》/《维特根斯坦读本》/《哲学·科学·常识》/《说理》/《白鸥三十载》/《价值的理由》/《简明语言哲学》/《空谈：关于人生的七件事》（合著）/《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感知·理知·自我认知》
编著：《建议明天：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王炜学术文集：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特辑）》/《长歌唱罢风入松：王炜纪念文集》/《西方大观念（全二卷）》/《教化：道德观念研究》/《普遍性种种》/《哲学美学宗教心理学问答录》/“汉密尔顿的古典世界”译丛/《维特根斯坦选读》（中英德文对照版）
译著：《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Earth in the Balance：Ecology and the Human Spirit）/《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哲学中的语言学》（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感觉与可感物》（Sense and Sensibilia）/《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解释鸿沟》第1集： 陈嘉映 转过身来
注释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柏拉图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柏拉图的收集 (collection) 与划分 (division) 的方法，主张先一般性地对事物进行广泛收集，然后按照一系列的二分法将它们划分成不同种类。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人，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解析几何之父。 笛卡尔想要以机械的和数学的原理解释除上帝和灵魂以外的整个世界，这个想法最早出自达·芬奇和伽利略。 分析—综合的方法是笛卡尔用来直接认识对象和获得知识的根本方法。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奠基人。
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1929—2003），英国哲学家，《真理与真诚》是威廉斯在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情况下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他讨论了真诚及其价值所在。他定义了真理的两种基本美德：准确和诚实，前者旨在发现真理，后者旨在讲述真理。他描述了两种美德得以呈现的多种心理形式与社会形式，并由此发问：今时今日，我们怎样思考才能更好地理解真理的美德？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2002年），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出生于奥地利，后入英国籍。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语言哲学奠基人。“他的思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一方面，他提出的认识世界的方式颠覆了过往人们对哲学的理解；另一方面，其前期思想与后期思想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也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带来了困难。” 来源：陈嘉映，《维特根斯坦读本》，引言，2020年
概念
启蒙时代
17世纪晚期–18世纪，欧洲发生了启蒙运动，这是欧洲继文艺复兴后的又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以启蒙理性主义冲击了几乎所有的思想文化领域。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康德。
现象学
二十世纪哲学大致上可以看作三条主要线索，弗雷格传下来的被称做分析哲学，皮尔士传下来的叫作实用主义，胡塞尔传下来的传统一开始叫现象学，后来叫作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但美国的实用主义这一条开始不太被当回事，因为美国的文化开始在欧洲人眼里是一种挺边缘的文化，所以经常被谈论的就是分析哲学和所谓大陆哲学，也叫现象学—解释学传统。这两个传统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科学在人类认识中的地位。
这个问题明显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因为一开始哲学和科学不分，本来大家都是追求真理，但追求来追求去，就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实证科学这种东西，这不限于自然科学，现在有些社会科学，比如心理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属于这个范围。在上个世纪之交的时候，许多人文科学在争相模仿自然科学，重要的所谓社会科学都是那时建立的，比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实证科学与刚开始时的哲学思辨相差很远，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科学能够包揽对世界的理解，最后只是把艺术、诗等这些东西留给那些不科学的人去做？这是一种科学主义的主张。总的说来，大陆哲学是对科学主义持反对态度的，而分析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想模仿科学的，到了维也纳学派干脆直接就是这么提的，即想建立一门包括哲学在内的统一科学。来源： 陈嘉映，哲学与汉语思维，收录于《无法还原的象》，2022年
中国哲学
上个世纪初，留洋的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
有学者认为，哲学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狭义的哲学而论，西方哲学是哲学，中国哲学则不是哲学。但就广义的哲学而论，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都可以称之为哲学，通常我们把世界上的哲学划分为这三大形态。
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中国古典哲学，亦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一是指中国古典哲学在现代的传承和发展，即中国现代哲学。它们都关涉同一个问题：中国哲学究竟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 来源： 张志伟，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02期，17页
陈嘉映，也谈哲学的中国方式，收录于《无法还原的象》，2022年
陈嘉映，中国思想的位置——读张祥龙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收录于《从感觉开始》，2022年
逻辑谬误
论证中不符合逻辑的推论。分为形式逻辑谬误与非形式逻辑谬误。片中的逻辑谬误属于形式逻辑谬误的否定前件谬误，其典型形式为：“如果A那么B；非A；故非B。”
交互主体性/同感/移情
胡塞尔自1905年起开始关心和思考交互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最初被冠以“同感（empathy）”的标题。“同感”一词的德文原文是“Einfühlung”，本意是“感受到……之中”，或“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为他人的感受”，等等。在心理学的汉译中大都被译作“移情”。与此对应的英译应当是“feeling into”，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用“empathy”一词来表达与“Einfühlung”相同的意思。施特拉塞尔将胡塞尔的这些交互主体性研究的问题概括为一个简单问题：“他人对我来说是怎样的？” 来源：倪梁康，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3期，83页
类比统觉
胡塞尔同感理论的基本形态。根据胡塞尔的看法，我体验他者的存在的过程，是这样一个过程：基于他者的身体与我的身体的类似性，我将我的身体所具有的“意识性”，以“类比”的方式转移到他者的身体中，从而把他者的身体看成他的意识的外化——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把他者的意识与我的意识一样都看成肉身化意识。这一过程胡塞尔称之为“结对（Paarung）”、“统觉（Apperzeption）”或“共现（Appräsentation）”。 来源： 朱耀平，自我、身体与他者——胡塞尔“第五沉思”中的交互主体性理论，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08期，60页
对理性不同层次的理解： 三段论
三段论学说开创了形式逻辑，是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推论都可以归结为三段论的形式，这一点得到后人中他的崇拜者的认可。如果把所有论证都以三段论的形式列出，是对是错一眼便知。
三段论就是将一个论证分成三部分：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例如：人都会死（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苏格拉底会死（结论）。三段论有多种形式，比如上面的话还可以用另外的形式说：没有人能逃脱死亡；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不能逃脱死亡。 来源：伯兰特·罗素，《西方哲学简史》，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2010年
对理性不同层次的理解：理性和启蒙
自从培根、笛卡尔以来，经过斯宾诺莎一直到伏尔泰，狄德罗等，越来越壮大的精神氛围就是启蒙与理性，最后这种精神整个笼罩了欧洲。启蒙与理性一开始是针对中世纪来的，所以，启蒙和理性的内容虽有方方面面，但一个重要部分是宗教宽容。
……理性的另一个内容是科学。人们开始用新眼光看待世界，逐渐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可以清楚把握的世界，可以控制的世界。17世纪最大的观念转变，是人们开始认为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应当改变。……启蒙学者觉得自己手里掌握着一种东西，这就是理性。我们不必靠传统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自己通过理性能够计算出来，推理出来。这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可以改变自己，靠什么呢？靠学习理性，靠教育。普遍的教育成了近现代最中心的任务。教育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学习传统的结论，而是学习理性，学习方法，学生学到了方法，可以自己求得结论，甚至推演出新的结论来。
科学把生活中的事物和我们的心灵隔开，把它变成赤裸裸的物质，然后再分解成为质量、力和空间等一些数量加以计算。 来源：陈嘉映，德国古典哲学与德国文化，收录于《从感觉开始》，2022年
对理性不同层次的理解： 生活中的理性
既然日常生活中的“说理”更多嵌在情境之中，讲究的不是那种科班的逻辑，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加努力地在具体情境之中体会和理解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有些说法，从科班逻辑来看前言不搭后语，显得挺愚蠢的，但它背后未见得没有道理，考虑到具体情境，考虑到具体的说话人，那些说法不一定那样愚蠢和不可理喻。 来源：陈嘉映，逻辑、讲理与共识——关于“讲理”圆桌论坛的一些思考，载于《探索与争鸣》，2023年01期，70页
对理性不同层次的理解：理性与目的、信念
这个疑问，笼统表达，就是：我该怎样生活？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仅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更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来源：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第四章 实践中的目的，§9 学医是为了悬壶济世吗，2015年
分析（钟表）与理解（时间）
人们常把分析理解成拆解，拆成一小片一小片来看，最后，通过分析达到了最基础的东西，不是的，分析通常说的是把这个问题放到不同的联系中来看。对分析的前一种理解，想的是一劳永逸，一旦有了正确的分析，以后就无事可干了。周边环境的思路不一样，错误会不断变换面貌，你永远需要新的考察去发现错误。来源：陈嘉映，《感知·理知·自我认知》，第四章，分析与周边环境，2022年
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笼统地指这种观念：科学是真理的代表，甚至科学等同于真理。……并不是有谁宣称了“科学等同于真理”，但孔德的实证主义，爱丁顿所称的构成桌子的电子和电磁力比我们平常所看到的桌子更为实在，维也纳小组1929年发表的宣言“科学的世界观”，还原论，各个学科都把物理学的真理方式设为自身的标准，等等，都相当明确地表达了科学主义的观念。……我谈的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结论，而不是态度。有些论者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兴高采烈地拥抱科学主义， 但他们仍然认为科学主义立场是无可避免的。
建构主义对抗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质疑。强建构主义或曰强纲领的建构主义（SSK）主张，科学并不是什么客观知识，而是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谈判的结果；科学理论是一种社会构造，其合法性并不取决于事实性的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界仅仅充当微不足道的角色，科学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另一个神话故事。
我个人仍然认为建构主义的“纲领”是领错了方向。总的说来，科学显然不是和神话并列的一种意识形态，按照我们今天对真理的理解，而不只是按照科学主义对真理的理解，科学是真理而神话不是真理。 来源：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导论，2018年
“为什么要花两年时间写硕士论文”
硕士毕业需要交一篇文章，这大概是不得不然。但是，一、这些文章，参加答辩的教师读一读，以便了解学生的学业水准，也就行了，何必要求发表，浪费日见枯秃的树木资源？研究生发文章，十九要给刊物交上版面费，这早已经是公开的非秘密。这不仅滋生腐败，而且大大降低了所谓学术刊物的品质。二、文章各式各样，不必都要求原创。我一直想，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与其每人写一篇答辩过后就永远没人再读的“原创”论文（除非他后来也碰巧成了马克思或胡塞尔，后人会把他的小学作文也翻拣出来细细研究），不如代之以一篇翻译，再带一份注释，这样就能考察学生的外语、中文、理解力、是否认真、二手资料是否熟悉，还能考察教师指导是否得法。何况，在专家教师指导下作为毕业成绩完成的翻译，多半比市面上成系列推出的译本可靠，成千上万的毕业生，几十年下来，就能积累相当一批比较可信的译本，供后来者使用，不至于白白浪费纸张、油墨以及学生和指导教师的辛苦。
可惜，有一个奉行了很多年的规矩，说是翻译不算学术成果。这又是一个好例，自上而下的规范应该让位给学术界自生的规范。在学界干活的人知道翻译一本学术著作，同行一定认为你已经开始做学问了。你写过几本书，那可就不一定，也许你不过是读了一两本外文书，跳过其中不大容易弄懂的章节，把勉强弄懂的弄成了中文。我不相信学术价值能由商业市场裁判，不过，市场评判多半还是优于从教育文化当局的指标来评判，出版社知道一本学术译著能卖多少，大多数咱们“原创”的学术著作能卖多少。来源： 陈嘉映，期盼自生的学术规范，载于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第一辑，2005年
阐释与过度阐释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年），《诠释与过度诠释》
反思与过度反思
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差不多同时，英国要略早一点。德国要晚一个世纪，在掀起狂飙突进运动的1770年，法国的lesphilosophes有些已经去世，有些到了垂暮之年。从性质上说，启蒙运动到了德国也发生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理性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本来欧洲人发展出理性，是用来批判各种各样的传统和偏见的，比如说宗教上的偏见，野蛮的风俗，等等。但是，如果理性具有这样的批判功能，那么它无论从学理上还从历史上都会发展到这一步，那就是追问理性本身的权威从何而来。理性可以质问上帝的权威从哪里来，国王的权威从哪里来，最后它要质问的就是自己的权威从哪里来。这一点经过休谟的怀疑论的工作，到康德手里集其大成。康德的哲学就叫作批判的哲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个批判。所谓批判的哲学，就是理性开始对自己的权能做一次反省。理性批判的矛头回指到理性本身，启蒙与对启蒙的批判交织在一起。
理性一旦开始了自我批判，我们就不能保证它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那时候，人们虽然用理性来批判一切，但理性并非只被设想成一种工具，实际上，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所以，即使用理性来批判自身，人们在精神上仍是有依托的。等到理性不再是一种精神力量而只是一种批判工具，反省和自我批判就不一定带来不断更新的健康，结果倒可能是瓦解。 来源：陈嘉映，德国古典哲学与德国文化，收录于《从感觉开始》，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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