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做官就是做学问？在浑浊的官场，保得全身还能修己以安人|为官|士大夫|孔子|王守仁

王阳明不是政客，不会长袖善舞以经营权势，但他是一个好官，懂得如何用良知、智慧经营一方福利，修己以安人，也懂得如何在混浊的官场保得全身。

1.做官就是做学问

【语录】居官无修业之益，若以俗学言之，诚是如此；若论圣门所谓德业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知行录》

【译文】当官对学业无益的说法，如果以俗学来看，确实如此；如果以孔圣人所谓“德业”来论，起初却并不是在日常应用之外。

孔门起初的主张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做学问和做官原本不必分家，那时候春秋纷乱，诸侯并列，对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而教育又不发达，人才供不应求，只需读几年书，识得一些字，就有当官的机会。那是读书人的“黄金时代”。

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刘邦接着完成了统一大业，对官员的相对需求减少了，随着教育的日益发达，人才增多了，渐成过剩歧视，多数读书人注定没有做官的机会，于是做学问和做官便分家了，读书人中亦有“清流”和“俗流”，“清流”专做学问，摆高姿态；“俗流”一门心思求官，学问只是点缀。但大部分读书人并不是绝对“分流”，只能算“二流子”，“清流”若捞到做官机会，便屁颠颠地跑去赴任，甘心变作“俗流”；“俗流”一旦丢了官，暂时只能客串“清流”，发表一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调言论。当然也有郑玄一类的真正“清流”，皇帝勉强用轿子把他抬去，封一个高官，他还要想方设法逃跑。还有更多真正“俗流”，未当官时削尖脑袋钻营，丢了官便忧愁得想自杀，为了保官位什么都肯干。

以此观之，做官和做学问原本不一定要分家，只因大势所趋，才被迫分了家。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在他看来，做官就是做学问、修德业，他当了官并不觉得自己俗，没当官也不故作高雅。

王阳明做官，真的像做学问、写文章一样，定主题、找素材，有起有承，虎头豹尾，且行文流畅，让人赏心悦目。

权奸刘瑾倒台了，王阳明作为“受迫害”官员，自然“平反昭雪”虽不能官复原职，也被调离龙场驿，升为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令。官不大，但可以用来实践他的“致良知”学说，实施善政。

庐陵是一个小县，因世风不正，苛捐杂税太多，民风大坏，盗匪横行。而且该地是有名的“健讼”之地，百姓喜欢打官司。王阳明刚上任，便有上千乡民拥入县门，号呼动地，要求宽免葛布的摊派。王阳明通过调查，得知此地不产葛布，摊派确实不合理，而上司却不顾这些，坚持摊派，还想逮捕主管钱粮征收的小吏陈江等人。

王阳明没想到一上任就遇到这么一件强烈考验“良知”的事情，但他没有畏惧，毅然向上司陈情，备述该县民众的苦楚，并以客观数据支持自己的观点——

“本县地方，自来不产葛布，原派岁额，亦不曾开有葛布名色，惟于正德二年，蒙钦差镇守太监姚案行本布政司，备查出产葛布县分，行令依时采办，无产县分，量地方大小，出银解送收买。本县奉派折银一百五两。当时百姓呶呶，众口腾沸。江等迫于征催，一时无由控诉，只得各自出办赔贝皮。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两，又复忍苦赔解。今来复蒙催督买办，又在前项加派一百五两之外。百姓愈加惊惶，恐自此永为定额，遗累无穷。兼之岁办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项，旧额三千四百九十八两，今年增至一万余两，比之原派，几于三倍……民产已穷，征求未息……今来若不呈乞宽免，切恐众情忿怨，一旦激成大变。为此连名具呈，乞为转申祈免等情。”

他还请求宽免陈江等人，并强烈表示，若逮捕陈江等人，自己愿意为其辞职代罪，“其有迟违等罪，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里”。

经王阳明力争，此事终告平息，葛布的摊派获减免，陈江等人也未被逮捕。

但是，从这件事，他也看到了此地的弊端，因此定下了施政主题：移风易俗，平息讼风。

王阳明发布了上任后的第一道告示——《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他首先谦虚地说：因为我这个县令不太聪明，判断力不强，而且体弱多病，不能太忙，因此跟大家约定：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事，不要随便打官司。诉讼时只能谈一件事，不要拉扯上很多事。写状约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三十个字，超过了就不予受理。故意违反约定者给予惩罚。

他还建议懂礼知法的父老们告诫自家的子弟，务必“息争兴让”，因为“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破败其家，遗祸于其子孙”。

为了培养淳厚老成的风气，他借鉴了汉朝刘邦发明的“三老”政治，起用德高望重的“三老”，即老吏、老幕、老胥。一般来说，老人的反叛精神不强，比较保守，他们的地位提升后，可以有效约束那些轻率好斗的年轻人。

但庐陵“健讼”的风气已久，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虽然王阳明苦口婆心地劝告，当地人打官司的热情还是很高。王阳明干脆使了个“绝户计”，并起衙门不“放告”，同时写了一个文告说明不受理官司的理由：我之所以不放告，是因为现在正是播种季节，放告之后，你们为了打官司，如果误了农时，终岁无望。必将借贷度日，而且一打官司，四处请托送礼，助长刁风，为害更大。你们当中若果真有冤枉者，我自能访出，我不能尽知者，也会有乡老据实呈报给我。他们若呈报不实，我会治他们的罪。我为政日浅，还没有取得你们的信任，未有德治先行法治，我不忍心。如果你们不听劝告，偏要打官司，我就没办法了，请你们不要自找后悔。

他的真诚，感动了很多人，有的人负气告状，被感动得涕泣而归；那些好打官司的人也开始被人们瞧不起。王阳明又对诬告者实施反坐法，使那些奸猾之徒不敢无事生事。于是，庐陵的讼风大减，监狱日见清静。

但是，上天好像有意考验王阳明似的，他上任的这一年，亢旱无雨，火灾流行。面对天灾，王阳明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一方面，他下令停止征税，释放轻罪犯，同时从心理上进行抚慰，将天灾的过错归咎于自己，说是因为自己不称职，才触怒神人，为此他还斋戒“省咎”，同时告诫百姓“解讼罢争，息心火，勿助烈焰”。用今天的科学观点来看，王阳明的这套说法自是无稽之谈，天灾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无论百姓顽劣还是老实，天灾照样还会降临。但是，古人说，“圣人设神道以教人”，王阳明本人未必信神，但老百姓信这个，暂时借助一下老百姓的迷信，起到安抚人心、稳定局面的作用，也可以算是“方便说法”。

王阳明任庐陵县令的时间仅七个月便获升迁，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慎选里正、三老，立保甲，清驿道，严禁镇守横征暴敛，杜绝神会，发展生产，搞得有声有色，政绩雯然。尤其是他诚心爱民、勇于负责、智慧通达的风格，在当地人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如同一篇妙文，让人读之不厌。

做官做到这等境界和水准，也不枉了为官一方了！

2.王阳明为官的五大高招

【语录】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知行录》

【译文】知是知非的心，不用思考就知道，不用学习就具备，这就叫“良知”。

真正的智慧，只是明辨是非。但是非之心往往本自具有，好像天生就知道一样，你起心人肯定是错的，你有益于人肯定是对的，有什么不容易知道的呢？

人人都有是非心，但不一定人人都遵从自己的良知。有个年轻人，偷了东西被逮住，他说自己只是初中毕业，不知法，不懂法，才犯了错。偷东西不对，三岁小孩都知道，一个读了初中的成年人居然不知道，如果不是白痴的话，那就是文过饰非了。

王阳明总是按自己良知去做，言行之间，常存“为善”之念，境界跟普通人大不一样。他无论在哪个地方为官，通常会采用以下五招：

第一招：“务求实用，毋事虚言。”

王阳明跟一般喜欢夸夸其谈讲大道理的读书人不一样，他做学问喜欢“简实”，讨厌“繁文”，做官也是如此。他说话、写文告都言简意赅，不喜欢长篇大论，他办事讲求实效，不会被细枝末叶的事情扰乱。他对下属的要求也是如此。他在庐陵要求诉状“但诉一事，不得牵连，不得过两行，每行不得过三十字”，便是他简实风格的体现。他后来统军作战时，凡谋计划策，都依据实际情况，决不凭空构想。他也要求下属注意搜集情况，据实呈报。

例如，他的《巡抚南赣钦奉敕谕通行各属》，对下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应足财养兵弭寇安民之术，皆宜心悉计虑，折衷推求。山川道路之险易，必须亲切画图；贼垒民居之错杂，皆可按实开注；近者一月以里，远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见，备写揭帖，各另呈来，以凭采择。非独以匡当职之不逮，亦将以验各官之所存，务求实用，毋事虚言。”

大凡说话、写文章，文词的修饰，可以扰乱听众、读者的判断力，掩盖真实情况，王阳明要求下属将“水分”挤掉，只送“干货”，有助于保持清醒的判断力，也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这一经验，值得所有领导者借鉴。

第二招：人情与法度兼顾。

王阳明重视赏罚，他施赏是为了激励士气，施罚只是为了以儆效尤，却不在于施罚本身，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也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依循人情，尽量减轻惩罚。例如，他率军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后，捕获了数百名从逆官员，其中许多人只是受情势所迫，为保身家性命，不得不附从宁王，并不是真心反叛。王阳明考虑到这一情况，曾一日连上数疏，请求对其中大部官员减轻处罚。

《恤重刑以实审伍疏》罗列了二百多个从逆官员的名单，最后请求说：“参看得裘良辅等俱曾徒逆，应该处斩。但该司参称宁王平昔威恶惨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慑；据法在所难容，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合无俯顺舆情，乞敕该部查照酌量，或将各犯免其死罪，令其永远充军。不惟情法得以两尽，抑且军伍不致缺人。”

《处置从逆官员疏》介绍了一些从逆官员的情况，最后建议说：“取其罪犯之显暴者，明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悯者，量加黜谪，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庶几奸谀知警，国宪可明。”

《处置府县从逆官员疏》也介绍了一批从逆官员的情况，最后建议：“参照邢清等被执不死，全无仗节之忠；闻变即逃，莫知讨贼之义，俱合重罪。但责任既轻，贼势复盛，力难设施，情可矜悯。合无行抚按衙门依律问拟，以为将来之戒，惟复别有定夺。”

王阳明的“罪疑惟轻”跟现代“疑罪从无”的原则颇有神合处，都是人文关怀的体现。在那个流行“乱世用重典”的年代，他能站在人性立场，主张对犯法者从轻处罚，确实难能可贵。从中也可体察“致良知”的妙用。

第三招：广求意见。

王阳明无论在何地为官，都必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而且他乐于倾听意见，不分官民，凡有意见，他无不欢迎，他还经常发布公文，广求意见。他的《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非常谦虚地说：“本院奉命巡抚是方，惟欲剪除盗贼，安养小民。所限才力短浅，智虑不及；虽挟爱民之心，未有爱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于民者，皆有以告我，我当商度其可，以次举行。”

王阳明以巡抚之尊，竟然向小民讨主意，其虚怀若谷的情怀，不同凡响。相比现在某些官员，只知坐在办公室当老爷，对群众的意见不闻不问，境界真有天壤之别！

第四招：主动承责。

王阳明为官，凡管辖范围内的事，没做好的，他都主动承担责任，从不推诿；许多事分明与他无关，他也自负其责。例如，天灾本是老天爷的过错，他也要自我批评；兵灾虽是人祸，但并不是由他引起，他也主动承责。他的《批追徵钱粮呈》，对不得不向百姓征收军粮痛心不已，还说：“目击贫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视征求之患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怀，曾无拯援之术，伤心惨目，汗背赧颜，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将谁归咎！各府州县官务体此意，虽在催科，恒存‘抚’字。”

王阳明的承责，看似虚伪，其实不然，恰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表现。天下事没办好，天下人都有一份责任，按佛家的说法，这是“共业所感”。王阳明是大悟之人，自然能看到自己的责任所在，不会像那些愚人一样说什么“这件事跟我无关”。

第五招：通情达理，主动沟通。

王阳明身领重任，职责所在，有时不得不做百姓不满的事，但他从不恃其强势，使狠蛮干，总是主动向百姓说明情况，寻求谅解。他数次统领大军，平息各路农民起义，以及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他当然不能让属下官兵饿着肚子打仗，一应军粮只能从当地征收，军队打扰民众的生活也在所难免。但他情真意切的解释，却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

例如，他的《告谕军民》说：“告谕军民人等，尔等困苦已极，本院才短知穷，坐视而不能救，徒含羞负愧，言之实切痛心。今京边官军。驱驰道路，万里远来，皆无非为朝廷之事，抛父母，弃妻子，被风霜，冒寒暑，颠顿道路，经年不得一顾其家，其为疾苦，殆有不忍言者，岂其心之乐居于此哉！况南方卑湿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气渐动，瘴疫将兴，久客思归，情怀益有不堪。尔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宁之苦，即须念诸官军久离乡土，抛弃家室之苦，务敦主客之情，勿怀怨恨之意，亮事宁之后，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优恤。今军马塞城，有司供应，日不暇给；一应争门等项词讼，俱宜含忍止息；勿辄告扰，各安受尔命，宁奈尔心。本院心有余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于尔百姓，其各体悉无怨。”

此文实事求是，体谅民众的苦衷，同时也请民众体谅官兵的苦衷，相比之下，官兵们远离父母家乡，还要冒着生命危险作战，即使他们给民众带来了不便，百姓也容易谅解。何况王阳明治军，军纪严明，无事不扰民，更容易跟民众达成情感上的相融。

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通情达理、主动沟通和军纪严明方面，跟王阳明之法毫无二致。两者都是从良知出发，把人类道德发挥到了极高的水准！

3.赏不逾时，罚不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