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27日,美越四方签订了巴黎协定,美军得以“体面”地从南越撤军。然而,广义上的越战并没有打完,后边还有戏。按照巴黎协定规定,南北实现停火,美军撤走,然后越南南北方要以和平的方式决定国家的未来。可是在政治上双方的差异太大,要心平静气坐下来谈未来并不具备现实操作性。另外在军事上,北越人民军和南方解放阵线武装(以下统一简称南解武装)占据了很多南越领土,这是南越方面所无法接受的。可要南解武装都从南方撤走,这对北越来说也是根本不予理会的问题。如此一来,后边只能是戏中有戏。

回头来看,北越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要打下去。其最高领导人黎笋判断,北越在南方未必占有优势,要大规模增强军事力量,又会过度刺激美军引起干涉。因此,停止武装斗争,采用政治和搞兵运的方式来瓦解南越,也可能会达到目的。他当时确实是看到了南越方面存在较严重的内部矛盾,如能够善加利用,兵不血刃实现一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北越连着打了20多年仗,人力损失巨大,也无暇进行经济建设,也实在是需要缓一缓以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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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笋这种思想并不是高高孤立的,南方的很多干部和军民也不想打下去了,希望从此转入和平建设。于是,南方局遵循中央的指示,决定停止武装斗争,转入政治和以兵运手段瓦解敌人。一些领导人为了避免出现紧张局势,命令部队从一些地区后撤休整,如南越军队搞摩擦,则要尽力忍让,并提出一系列禁止的要求:禁止进攻敌人、禁止回击出来扫荡蚕食的敌人、禁止包围敌据点、禁止炮击敌据点、禁止建立战斗村。

对于南越方面来说,南解武装还占据着自己的大片地区,威胁着自己的大中城市,这实在是如鲠在喉,不能不除。同时南越内部矛盾重重,经济形势在恶化,维持主要靠军队。当时南越军队有110万人,本就全副美式装备,又接收了美军留下来的上百亿美元武器,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武装力量。南越军方要求清除南方境内的南解武装,这不能不严重影响南越高层的决策。于是南越利用巴黎协定的效果和北越的退让,以军事力量为支柱,采取绥靖手段,压缩蚕食北越在南方的解放区,增设新据点,扩大自己的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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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南方的形势变得很紧张,南解武装的部分地区沦为敌占区,很多基层组织被破坏,一些军民遭到南越军队杀害。而南解武装为执行上级方针,不能有效回击敌人,撤了又撤,苦不堪言。南方军民这才明白过来,想以和平手段赢得未来是不可能的。北越南方局书记范雄和南解武装主要领导人黄文泰、陈文茶、黎德英等一面向中央建议,恢复武装斗争,向敌人反击。一面又立足现实,采取反绥靖措施,拔除敌人据点,挤占双方相持区,顽强争夺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村庄和每一名群众。

像第9军区司令员黎德英一开始就不相信什么巴黎协定,不但不执行上级命令让部队停火从相持区撤退,反而继续进攻,扩大解放区,努力抓住战争主动权。南方局为此通报批评了黎德英,并向上级提出对其施加处分。然而北越军事领导人武元甲却坚决支持黎德英,不但不处分他,反而任命其为南解武装司令部参谋长。

面对南方的形势变化,北越高层多次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各方观点争执得很激烈。这时候黎笋改变了观点,他看到南方反绥靖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敌我力量对比朝有利于北越方向发展,因此同意武元甲要以武力解放南方的主张。但为控制规模,避免美军再度干涉,要求南方战场步步为营,不能大打,只能小打,粉碎南越的绥靖计划,逐步积蓄力量,为日后赢得决定性胜利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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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1973年年中以后,南解武装开始进行局部反攻,夺回主动权。可是战争一打起来就难以控制了,双方越打越大,先后将主力部队投入较量,来来往往打了一年多。到了1975年1月,在陈文茶指挥下取得了福隆战役的胜利,夺取了南方第一个省会福隆市及省属地区,使该省成为了靠近西贡的重要根据地。这时候,北越已经判断出,在双方主力对抗中南越军队并不是对手,而且美军也没有出手干涉的反应。于是北越决定发动西原战役,并委托总参谋长文进勇为代表到南方,领导范雄、陈文茶等实施进攻邦美蜀、解放西原的战役行动。

这之后,南解部队连战皆捷,相继夺取了邦美蜀、西原、广治、顺化、岘港等重要地区,南越军队兵无斗志,土崩瓦解的速度很快。北越中央抓住战机,一鼓作气,任命文进勇为胡志明战役指挥部司令,向南方发动“总进攻与总奋起”的决定性攻势。这样就没啥悬念了。前后激战55天,南解30万部队一举消灭南越70万大军,取得了南北一统的完全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