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到曾国藩在京城做官做的很是痛苦，天天想着辞官回老家，可是为什么一直没回呢？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曾国藩没有回老家的路费，确切的说，他不但没有钱作为回家的路费，而且还有一千多两白银的外债。曾国藩在京城做了多年的“副部长”，居然穷到这种地步，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清朝的低薪制导致的结果。在这里咱们就给曾国藩算算账。看看他这些年的收入和支出是什么样的。
按照清代官员的薪酬体系，像曾国藩这样的侍郎级别的高级官员，每年的工资是155两白银，加上其他各种补贴一共是620两。这些钱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当然是不少了，但是对于曾国藩这样的侍郎级别的官员来说，是完全不够花的。
首先按照清廷的要求，必须要自费制作官服，而且不同的场合，要穿不同的官服，因此光是做齐这数套官服就要600多两。
其次清代刻意要拉开官员和平民的阶级差距，不允许官员和平民混居。官员只能租住独门独院的四合院，一年的租金就是160两。
这还只是官服、房租的硬性开支，其他吃饭、穿衣等一系列衣食住行等等还没有考虑。因此曾国藩一年600多两白银的工资其实是远远无法满足正常生活的，不够花怎么办，就只能去借，所以曾国藩有一千多两外债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其他官员都是怎么生活的呢？主要是两个办法，一个是靠家里接济，就像现在很多在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靠家里给补贴一点生活费一样。另一个就是想办法搞点小灰收入，毕竟靠家里接济总是有限，搞一点小灰才是长远之计。
其实京官由于长期生活在京城，离权利中心比较近，想谋求点小灰是不难的。他们通过与地方官结合，为地方官打探消息，从而收取信息费。很多京官都靠这种方式解决了家庭赤字问题，甚至有的还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但是曾国藩却没有这么干，因为曾国藩一直坚持以理学作为自身修养，发誓要“立言、立身、立德”，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生活上，他坚持不谋求任何的小灰收入。我们在已有的史料中，也确实没有发现任何曾国藩在京城收过小灰的记载。
当他看到别的官员收到了巨额的小灰，也会心生羡慕，但还是及时的克制住自己的欲望。这就导致曾国藩在京城的生活一直在贫困线的边缘挣扎。
这就说明清代的低薪制度有多么不合理。在这种低薪制度下，真正被惩罚的反而是清廉的官员。这种制度只会鼓励官员贪污，而那些立志要做清官的官员反而受到的是贫困的折磨。
如果只靠工资收入，官员们连最起码的衣食住行都无法保障，他们还怎么可能有心情去为国家做事呢？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后来又是如何回家的呢，原来就在他左右为难、穷困潦倒时，却得到了一份美差。篇幅所限，详细情况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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